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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健:如果說時尚是被操縱出來的,我還是過時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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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健今年已經六十歲了,鬢角與胡茬上了一層霜。他依然活躍在演出現場,有人建議他每次上台隻唱三四首歌就可以了,但他時常一唱就是兩個小時,他不感到疲憊,甚至覺得這種方式對他的健康有益,“你做真正喜歡的事,我甚至覺得它是幫助你的器官去恢複的”。

那些他歌曲中對社會現實的批判,他亦從未放棄。無論時代的大戲唱到哪一出,他就像一根堅硬的釘子,永遠牢牢地釘在那裏。新專輯《飛狗》發布之後,很多樂迷稱,那個最具批判性的崔健,又重新回來了。隻不過,這些新創作的歌曲,再難掀起如八九十年代那樣山呼海嘯般的共鳴聲浪。30多年過去,他沒有變,隻是他賴以成名的那個時代與氛圍早已遠去。

9月2日,在北京朝陽區的一家露天咖啡館,崔健對《中國新聞周刊》講起他的60歲,他的新專輯《飛狗》,以及他如何麵對這個與他成名時已經截然不同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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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這事兒,在我的時間表裏麵不存在”

中國新聞周刊:你今年60歲的生日是怎麽過的?

崔健:有人送蛋糕,你沒辦法,蠟燭也是,有人送的話你就得吹。

中國新聞周刊:你從來沒想過退休嗎?

崔健:退休這事,在我的時間表裏麵不存在。我覺得所謂中年男人,實際上是要工作的。隻要你工作的話,你就在承認你自己還是中年。你做真正喜歡的事,我甚至覺得它是幫助你的器官去恢複的。

我現在演出狀態比我任何時期都強,我知道在舞台上怎麽樣調整嗓子,怎麽樣調整氣息,怎麽去做大體能的動作。有人說,老崔你一個人唱3首歌、4首歌就行了,你幹嗎唱兩小時?他恰恰不知道,我真正唱完最累的時候就是唱第3首第4首,唱完第4首第5首的時候反而就開始輕鬆了。你就越放鬆,你就願意多動。你越多動,你就越輕鬆,然後給人感覺他真能鬧、真能造。

我周圍都是90後的孩子,他們熬不過我。他們累的時候是我看著他們先要休息,完了我還在幹活。當然他們睡懶覺也睡不過我。

中國新聞周刊:新專輯的合作當中就有特別老的朋友,像劉元,能有這麽多年合作的夥伴是一種什麽感覺?

崔健:我覺得這也是他們對我有信任,我們在一起合作,能夠創造出好東西,而且(他們)也知道我的認真程度。

我也有很多的好朋友不喜歡我的音樂,我反而為這事高興。因為跟歌迷生活在一起的話,我覺得一定是有距離的,有人不喜歡我的音樂,然後還接受我的人,說明我的人還挺有意思。

中國新聞周刊:偶像或者歌手,會被歌迷塑造,被歌迷的看法捆綁,你有這種困惑嗎?

崔健:列儂不是有一句話說,我們就像是一個不知道去向何方的海上飄的一條船上的旗杆子。在當時西方的搖滾樂最火的時候,他也不知道他要去哪。大家說你就應該是這樣,大家都往上去推了,促進他變成這個樣子。

我以前早就經曆過這個東西,我一直在拒絕。從第二張專輯,就已經開始挑戰這種(捆綁)。《新長征路上的搖滾》是流行搖滾,《解決》是朋克搖滾。雖然現在看來,大家還是喜歡聽流行搖滾,並不喜歡聽朋克。當時我們堅持的表現風格,其實讓很多人都會覺得是一種背叛。到了《紅旗下的蛋》就更猛了,爵士朋克了,第四張《無能的力量》就開始有說唱。我不願意複製流行搖滾的路子,並不是說流行搖滾不好,但是我不願意複製。每一個作品它都是一個生命,它自己會帶動你去麵對市場,而並不是你主導它的命運。

“搖滾樂批判性的這一麵,我從來就沒停止過”

中國新聞周刊:新專輯為什麽命名為《飛狗》?

崔健:當時《飛狗》《繼續》《時間的B麵》這三首歌都在考慮,就征求朋友的意見。幾個朋友直接說你不用考慮,就是《飛狗》。《飛狗》亮、響,《繼續》太沉重了,《時間的B麵》讓人還得琢磨一下。

中國新聞周刊:我聽說《飛狗》這張專輯創作於一兩年前。當時有什麽契機嗎?

崔健:我寫東西以前是積累,現在是集中突然出一批作品。我當時做完那些歌的時候以為一年之後肯定會出來的,結果後期校音校了一兩年。我們做了很多實驗,達到最後滿意的結果。

中國新聞周刊:我的朋友圈轉發的最多的是《繼續》。就是這首歌的創作過程和背後的思考,願意講講嗎?

崔健:可能裏邊有一些情緒,大家一聽就能聽懂。當音樂有了動機,有了和聲,有個旋律,他已經就成了一個生命了,你等於是在跟他一起交流。該怎麽往下走,怎麽磨怎麽填詞怎麽起名,他帶著走了。

中國新聞周刊:這張專輯,很多人會聯想到你早年的一些歌曲,覺得批判性更強。

崔健:我也聽說了這樣的說法,我覺得有點對(上一張專輯)《光凍》不太公平。《光凍》上來就給你玩一個大的,“光的外麵是僵硬殼,它讓空氣像是監獄”怎麽可能聽不明白?

中國新聞周刊:你在製作上,金錢構成過你的障礙嗎?

崔健:我一直有演出,我自己通過音樂能夠自給自足,也能夠雇得起工作人員,也買了很多設備。我買的也不是很奢侈的那種。大公司每年的房租上百萬、幾十萬,我的工作室是自己的房子,也沒有這個壓力。

我們最大的壓力就是擾民,所以我們把隔音做得特別好。我們半夜到早上工作,半夜是可以吹號的,而且不帶弱音器隨便吹,大聲吹都可以。除了不打鼓,什麽都可以幹,我覺得這是幸福、美好的一種生活方式。

這種工作可能本身就是一種養生,因為特別高興。實際上唯一的壓力就是自己給自己的壓力,就是創作中老不滿意:聽起來怎麽就別扭,怎麽不對,那就再去學習,再去聽別人的專輯,找到了解決問題的方法以後,豁然開朗,高興至極。可是第二天再一聽有可能又全都不對了。這個過程就是深一腳淺一腳走過來的,所以耗時長。

中國新聞周刊:你現在是更在意音樂還是歌詞?

崔健:音樂,聽覺一定是優先的。真的不是文學、文字為主。聽覺優先的特點,在搖滾音樂、整個流行音樂範圍裏邊是不可撼動的。其實歌詞完全可以讓別人作,我就覺得別人作不是獨立的風格,比較別扭,就自己能作就作。

我仔細想想我的《新長征路上的搖滾》,也是大量的(音樂)實驗。1988年,旅遊聲像出版社那些人相信我,也知道我的風格,占用了他們錄音室100天,現在想也挺奢侈的。我能夠有機會在錄音棚裏做實驗,嚐試各種可能性。

中國新聞周刊:但評論家在解讀你的歌曲時,往往是從歌詞的思想性上切入。

崔健:我曾經也這麽認為。我覺得歌詞代表著我一種理性創作的、一種凝聚性的東西,一種氣氛和信息。有些朋友,跟我隻聊音樂,不聊歌詞。像我們樂隊的人基本上就是這樣。他們甚至很討厭老聊歌詞。另外一幫朋友就恰恰不跟我聊音樂,就聊歌詞。

你要說歌詞的話,我後期的,比如《光凍》裏的,我覺得有記錄我心態發展的意義,我自己經常反思這些歌詞。但是到最後大家並不接受的原因,我覺得是因為他們在聽覺上跟我們的語境不太一樣,我認為好多東西他們可能感受不到,但這不是聽眾的問題。

中國新聞周刊:你在寫這些歌詞的時候,是很直覺性的冒出來去寫,還是說它是一種理性的行為?

崔健:理性的,方方麵麵都要想到的。我寫歌詞比較慢。有的歌詞會一直修改到最後,甚至演唱完了,還要在重新錄音的時候再改一遍。我不是那種詩人,一氣嗬成、一下筆就寫完了。有時候也會有瞬間的靈感,後來發現都沒什麽用。隻是記住一種感受,但是用不上。

中國新聞周刊:聽說下一張專輯,已經開始籌備了?

崔健:對,已經開始寫歌了。大概什麽時候做好就不能說了。我現在有很大的動力想做下一張專輯,就因為我們發現很多的不滿足,發現有很多的遺憾在這張專輯裏邊。

“如果說時尚是被操縱出來的,我還是過時為好!”

中國新聞周刊:你在80年代或者90年代用歌曲去批判現實社會,它能掀起巨大的聲浪,但是現在似乎動靜很難再像當初那麽大了。

崔健:你要聊聲浪,就不要聊作品。聲浪不是一個人做起來的,聲浪是一個和社會互動的關係。

中國新聞周刊:現在很多60後、70後,聽說你出專輯,非常興奮。相對年輕的人,可能就興趣沒有那麽大。這會讓你感覺不適嗎?

崔健:我覺得這很正常,我們年輕的時候也不聽一些很好的音樂。我們成熟了以後,甚至到現在才開始聽很多好的古典音樂,體會到古典音樂特殊的那種價值。我覺得年輕人不喜歡聽這種音樂,喜歡聽一些視覺優先的、有互動信息的、有荷爾蒙反應的音樂。他們喜歡看著帥就行了,這個東西也不是什麽錯。我覺得等到一定時候,他一定會產生審美疲勞,那個時候他可能會去找有價值的音樂。

我做音樂的標準是,不要求別人馬上聽,不要求當下的及時的反應,無所謂。我自己也經常反複聽自己的音樂,已經將所謂好聽的音樂,篩選掉了。我們把所謂的好聽的東西看成是一種油膩。聽起來好聽,聽第二遍的時候就不想再聽了,那些東西可能都是討好市場的,我都會拿下去。

中國新聞周刊:2019年,樂評人李皖在《讀書》雜誌發了一篇文章,叫做《“時代歌手”不再擁有時代》,文中稱近五年,已經沒有那種既能廣泛傳播,又精準描摹時代的時代歌曲了,你怎麽看待這一現象?

崔健:說白了就是一幫集體的行業欺詐已經長居在這個市場。他們成為明星,我替他們鼓掌,但是跟音樂沒有關係。跟最原始那種、最美好的音樂衝動沒有關係。音樂市場有大量的商業行為,全都跟音樂沒有關係,百分之零點幾的殘餘剩飯給音樂家而已。剩下的全是大製作,買辦團隊,買辦製作人,甚至開始買點擊率,等等一係列的欺詐活動。

如果說時尚是被操縱出來的,我還是過時為好!

中國新聞周刊:你想過根據年輕人的音樂口味,做出一些改變嗎?

崔健:我不會改變。但我會潛下心來跟他們聊天。昨天晚上我跟一個19歲的孩子聊,我突然發現他們聽的很多的音樂是我沒聽過的,都是西方的。我覺得特別有意思。我就問音樂名字,記下來,開車回家的時候聽。年輕人聽的音樂比我們這代人聽的音樂豐富,非常多元化。

我覺得沒有必要把年代劃分的那麽清楚,好的音樂就是好的音樂。你要是總以年齡來劃分市場的話,裏麵有很大的誤區。首先市場看似是屬於年輕人,但是市場是屬於一種操作模式,誰符合這種營銷模式,誰就能占領市場,市場並不真正代表年齡。

中國新聞周刊:《樂隊的夏天》你看了嗎?我覺得節目組一定找到過你,讓你去當評委。

崔健:我在網上關注過這個節目。參加完《中國之星》就知道音樂綜藝節目我是玩兒不轉的了。(由於剪輯問題)所有現場觀眾都知道我在幹嗎,隻有電視觀眾不知道我在幹嗎。

中國新聞周刊:現在你對外界信息的攝入方式是什麽?

崔健:我其實跟人交流要少於我自己的琢磨,上網也挺多的。我覺得網絡是一個平台,讓你去獲取平等的信息,但是我仍然覺得現在網絡還是受很多限製的,大數據根據你的興趣所好投喂(信息),有時候也是片麵的。我跟很多朋友也發生這樣的爭論,他們也承認他們自己可能也是被投喂了。

中國新聞周刊:你對新的媒介其實是比較適應,比較歡迎新的發行方式。你對抖音、微博這類的新媒介是怎樣的態度?

崔健:我不排斥它們,別人給我發了,我自己也有賬戶,但是我不經常上,因為我覺得大量的東西都是我不感興趣的。很多朋友也勸我說,你應該利用這個空間去做一些宣傳,我覺得這些事不應該是我來考慮。如果我個人考慮,我會發現當我打理這些的時候,它會源源不斷地耗盡你的時間,所以我就不碰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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