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法院駁回了弦子（周曉璿）針對中國知名電視主持人朱軍提起的性騷擾指控，弦子表示案件的核心事實並未被充分討論，一定會上訴。
9月14日，海澱區人民法院裁定，弦子提交的證據不足以證明朱軍對她性騷擾，一審駁回訴訟請求。
“我覺得之前的這三年對我的生命來說是沒有辦法再複製的，我沒有辦法再那樣做三年了。這個事情發生的時候我是21歲，但是現在已經28歲了……但我真的覺得非常疲憊了。”
周二晚上，麵對法庭外的記者和聲援者，弦子哽咽著說，法院如果要拿出讓人信服的結論，程序上起碼要保障充分討論，這個案子並沒有觸碰到核心事實。
“這次開庭，我們沒有進行一個充分的討論……即使拿了這個判決，我也依然還是要說，我就是一個性騷擾案件的受害者。”
中國央視前實習記者周曉璿（弦子）2021年9月14日抵達北京海澱法院（路透社）
弦子：我就是性騷擾受害者
海澱法院此次如臨大敵，門外布滿警戒線、公安和警車。弦子的微博從今年七月開始被禁言一年。美國華盛頓的人權組織“公民力量”創辦人楊建利對本台表示，與其說是弦子訴朱軍，不如說是弦子訴官方體製強奸案：
“這個案子我沒有預設立場，不會因為弦子是弱者就一定成立。我感到憤怒的是，整個過程中，官方不允許媒體報道，這是國家體製在強奸人民。為什麽國家政權不允許媒體討論這件事？為什麽你要禁言弦子？朱軍是一個強勢的人，他是國家的人。為什麽要封掉弱者的微博？”
對於判決結果，朱軍沒有公開回應，而弦子聲明自己會提出上訴。
弦子在一份書麵聲明中指出，法官不允許調取當年的監控錄像，不允許調取當年公安對她父母做的筆錄，不允許心理學專家證人出庭，不允許原告對申請決定有任何反駁和進行最後陳述。對於朱軍主張的核心證據，即DNA鑒定結果，原告要求對連衣裙進行重新鑒定，但公安機關說並未調取過連衣裙，衣服下落不明。
2018年，弦子曝光2014年於央視實習期間，朱軍在化妝間對她進行猥褻。朱軍於2020年12月在微博上否認曾與弦子有身體接觸。
中國央視主持人朱軍2014年11月15日在西安主持節目（路透社）
中國性侵受害者舉證難，被批做境外走狗
華中師範大學人類性學教授彭曉輝對本台表示，“（弦子訴朱軍一案）它提高了全社會對於權屬關係中性接觸的一種警惕，對於保護弱者是一種意識的養成和提醒，對於蠢蠢欲動者也是一個有力量的警告。”
彭曉輝說，他認識一個碩士生在強奸已遂的情況下，因為缺乏有效證據卻被反訴是誣告，“性騷擾是兩個人私下發生的，沒有第三者在場，就很難取得證據。你首先要有智慧，巧妙地保存證據，比如通訊記錄、電郵、電話錄音。我相信法官寧願相信弦子，但是法律是重證據的。”
2018年，中國最高法院將“性騷擾”列為獨立案由，此前通常僅以身體權糾紛、名譽權糾紛和一般人格權糾紛等案由進行起訴。2021年生效的《民法典》對“性騷擾”的認定標準進行了明確規定。
受到席卷全球的#MeToo運動鼓舞，中國有許多性侵受害者也站出來發聲，但是維權過程異常艱難。耶魯大學法學院學者龍大瑞（Darius
Longarino）近期在《外交學人》發布研究指出，中國法院給予被告較強保護，將此類案件的舉證責任多放在原告身上，需要證明其主張具有“高度蓋然性”（即
75% 至 85% 的確定性）。
龍大瑞梳理數據發現，在中國2018至2020年的公開資料中，隻有83件民事案涉及性騷擾，當中77件是由被指為騷擾者一方所提請，由受害者所提請的訴訟隻有6件。
敗訴之後，弦子還麵臨著朱軍指控她損害自己名譽和精神健康的訴訟。在2020年底接受美國媒體“歪腦”專訪時弦子說，“如果我是朱軍的話，我也會說我相信法律，法律不會讓被傷害的人贏，法律要求每個女生隨身帶一個錄音筆，帶一個針頭攝影機。”
雖然弦子在中國社會得到了很多人的同情和支持，但是也有不少人並不理解她為什麽不願饒恕朱軍。不少微博網友批評弦子是批著女權的羊皮，幫助外媒進行反華宣傳，“CIA的劇本，NGO的投資”、“你個走狗，你對平權主義造成的傷害都是不可磨滅的”、“感覺這些人不懷好意，有種港獨台獨的意思。”
楊建利深諳這種指稱背後的原因：“習近平當政後，公民社會基本上不存在了，女權、#Metoo都被看作是公民社會一部分。現在最方便汙名化的方式就是把你上綱上線到愛國主義、民族主義。對於女權運動積極分子、演藝界人士，打倒他的最好的辦法就是把他和西方勢力掛鉤。”
無獨有偶，上周濟南檢方通報稱，針對中國科技巨頭阿裏巴巴女性員工的性侵指控，犯罪嫌疑人王某文實施的強製猥褻行為不構成犯罪，不批準逮捕。
華客新聞 | 時事與歷史：弦子訴朱軍性騷擾案敗訴 被輿論批做境外走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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