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9日，據《多維》報道，中國恒大陷入債務危機，這個在過去幾年通過負債在多領域高速擴張的房地產巨頭，眼下正在債務困境中苦苦掙紮，焦頭爛額應對全國各地購買了恒大理財產品的投資者的圍堵抗議和政府監管部門的警告約談。評級公司降低了恒大債券的信用評級，地方政府和銀行也停掉了對恒大的信貸資金支持。
導致恒大違約的直接原因是債務壓力太大，靠其自有資金、銷售收入和新募集到的資金無法支付到期債務及利息，客戶擠兌加劇了其財務危機。更深層次原因是中國政府的房產市場調控措施改變了市場預期，市場資金也因為政府要求銀行收緊房產信貸出現了流動性緊縮。
但在根本上，是恒大公司的決策層嚴重低估了習近平領導的中國中央政府整頓房地產市場的決心，對中國政府幾年前就已經提出的“房住不炒”產生了嚴重誤判，認為這一政策導向隻是權宜之計，在經濟下行壓力下，政府必然會為經濟增速考量而放鬆管控。所以雖然中央政府三令五申，多次劃出紅線，警告房企要盡快去杠杆，降低風險，但是多數房地產企業還是和政府的調控決心對賭，不僅沒有見底負債，反而繼續在高負債擴張的老路上加速狂奔。
尤其恒大，不光房地產業務繼續推高負債，還向金融、電動汽車等領域擴展，通過各種辦法從市場“圈錢”，再把圈來的錢砸向新領域，如此不斷滾動，幾年下來，恒大集團在資產規模不斷膨脹的同時，負債總額也推高到接近2萬億人民幣的驚人數目。結果，當中國政府對房產市場進行整頓，收緊銀行對房產市場的信貸支持後，恒大的財務狀況迅速惡化，他們發現自己沒有辦法兌付到期債務，也不能兌付那些購買了恒大理財產品的客戶，危機就此爆發。
很多人奇怪為什麽中國政府把市場整頓的大棒揮向了房產市場，甚至是以近乎“自殘”的方式猛烈出擊。自朱鎔基政府二十年前把房地產作為中國經濟的支柱之一之後，房地產就一直是一個高速發展、高度活躍的市場，幾乎成為中國經濟活力象征，為中國經濟增長貢獻了近四分之一的力量。從單純促進市場活躍和經濟增長的角度，中國政府絕不應該向這個市場揮動大棒，不僅不應該，反而應該以更大的力度向這個市場發展注入更多資源，這樣才符合自由市場的一般原則。
但是，中國政府不僅以有力方式果斷出手終結了這個市場的狂歡盛宴，而且還不止於在這一個領域出手，還同時在互聯網平台經濟、教育培訓、網絡遊戲、大眾娛樂等同樣大熱的領域施以重手整治，被風暴波及行業無不損失慘重，企業經營受到嚴重衝擊，甚至大批關門倒閉。在市場這隻“看不見的手”之外，看得見的政府之手，是攪起這場風暴的絕對主角。
很多人在問，為什麽會發生這種情況？在這場曆史罕見的市場整頓風暴背後到底是什麽在驅動？
因為這場風暴主要指向了多由民營資本主導的產業領域，同一時期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和中央財經委員會議又做出了關於推進實現“共同富裕”的政治決定，有人立刻將這些變化的價值取向與中共傳統意識心態關聯，擔心靠“打土豪分田地”奪取政權並以強硬手段進行過“民族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的中共，會不會通過訴諸曆史道路來解決現實社會公平問題。
巧合的，同一時期，一篇題為《每個人都能感受到，一場深刻的變革正在進行》的自媒體文章被中共頂級官媒批量轉發，在海內外輿論場及經濟和理論領域引發軒然大波。該文濃烈的“文革”氣息和底層深處的反西方、反資本、反市場味道，既暴露了中共文宣係統某些負責審核把關的中低層官員糟糕的政治理論素養，也讓人不由不聯想起給中國曾造成了嚴重災難與混亂的文化大革命年代，“新文革”的說法不脛而走。雖然中共後來意識到該文引發的混亂，試圖降溫，但要從人們心裏驅走由此而引發的恐懼，似乎沒有那麽容易——特別是在民營經濟經營困難迭加了這些年社會言論與意識形態不斷收緊的情況下。
但是，恒大“暴雷”提供了一個很好的研究案例，它不僅在商業與經營層麵可以給企業家以有力啟示，提醒他們應該服從監管，防範風險，還很好解釋了中國政府在多領域針對資本過度主導與無序擴張所掀起的整頓風暴的真正價值麵向，“新文革”等認知由此不攻自破。
雖然中國“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傳統文化、爆燃的民族民粹主義情緒，與當下已經相當嚴峻的貧富差距和中共的革命情愫使得中國並不缺少再發生“文革”的土壤，但是對中共最高層來說，卻絕沒有再發動一場文革使中國陷入內亂的意願。
文革發生，有其特殊的國際背景、宮廷政治因素和中共黨內兩條路線鬥爭背景，這些在今天並不存在。
如今中國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而且正在向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第二個百年”目標努力，中共最高領導人習近平大權在握，也沒有人能威脅到他牢固的地位與連任計劃。習近平沒有像毛澤東那樣通過發動一場運動來清洗政治對手的需要，而且隻要稍加思考就能發現，由他領導的執政黨中共，也沒有再經曆一次文革浩劫，自廢國家大好前程的動機與共識。
事實上，這次市場風暴的目的隻有一個，就是節製資本，追求公平，重建市場秩序與價值倫理。這在過去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追求經濟增長速度的年代是很少見的。也因此，當中國政府掀起這輪市場風暴，不僅有些民眾不太適應，媒體輿論產生混亂與誤解，知識界感到錯愕，連恒大、阿裏、美團這樣的資本巨頭也產生誤判，因為人們大多還停留在原來的認知軌道上。
而事實上，在習近平領導下，中國國家治理的底層邏輯已經變了，經濟增長當然重要，蛋糕也要繼續做大，但社會經濟公平，也就是人們所說的“分蛋糕”，被放到了更重要的次序上。
四年前的中共十九大報告提出，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在曆史性解決了十幾億人的溫飽問題，全麵建成小康社會後，中共不僅對中國未來發展在物質文化層麵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精神與製度文化層麵也開始發力，公平、正義、法治、共同富裕等開始成為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特征。
因此中國政府絕不可能再單純為了經濟增長而放任社會發展失衡，任由資本主導繼續擴大貧富懸殊，讓民眾尤其是年輕人不滿繼續醞釀。所以，這次包括房地產在內的市場整頓風暴，絕不是之前那樣的片麵“增長”邏輯，更不是要再來一次“文革”回到階級鬥爭的老路。
當然，如何在市場整頓過程中，考慮到疫情和外部環境變化對經濟已經產生的不利影響，不讓整頓風暴超出市場和市場主體承受能力，不對經濟社會和就業、民生等產生大的衝擊，是中國政府下一步要思考的問題，也是國家治理體係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必然要求。
華客新聞 | 時事與歷史：習近平地位穩固無需二次文革 中國底層邏輯已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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