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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時:美中“秘密電話”背後的更深層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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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一本新書的報道,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馬克·米利(Mark
Milley)對美國總統使用軍事力量的能力進行了不恰當的限製,並提醒美國的對手中國注意美國對其即將采取的行動。如果鮑勃·伍德沃德(Bob
Woodward)和羅伯特·科斯塔(Robert
Costa)所著的《危險》(Perial)一書對米利的行為的描述是準確的,那麽他可能存在一係列嚴重違反美國軍政關係規範的行為。

米利這些行為所處的情境目前尚不得而知,這種具體情境也許能讓他脫罪。例如,雖然《華盛頓郵報》(The Washington
Post)對“兩通秘密電話”的描述暗示了隱秘的行為,但福克斯新聞(Fox News)記者詹妮弗·格裏芬(Jennifer
Griffin)報道說,有15人參與了通話,其中包括一名中國將軍和美國國務院的代表。這些通話可能並沒有對他的非軍方領導層保密,但仍屬於機密,因為與外方的任何對話都是如此。《危險》的作者不太可能知道這位中國將軍是否“聽信了主席的話”,盡管他們是這麽堅稱的。

對於米利的行為,還有其他可能的解釋,而不像伍德沃德和科斯塔所說的那樣不光彩。但這是一個比米利的具體行為更深層次的問題,預示著我們的軍人與其旨在服務的平民之間的關係出現了問題。

據報道,幾個月前,米利和眾議院議長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總統職位的第二順位繼承人——進行了通話,米利向她解釋了一件值得重申的事情,即總統發動核戰爭的法律程序。

盡管總統是總司令,但國會也對軍隊擁有文官控製權,並要求所有兩星及以上的將軍承諾向其通報他們對行政部門行動的擔憂。因此,米利與眾議院議長討論總統的身心健全性,雖然不太體麵,卻可以理解為他在履行他的憲法責任。

的確,美中軍事關係還沒有很好地建立,因此在1月6日事件後的混亂中,盡量減少中國軍方的誤判是明智的,因為中國軍方可能不太理解美國的政治程序。

然而,米利的行動顯然讓不少人感到意外,至少包括特朗普政府的一些國家安全官員。很難評估這是參聯會主席的秘密舉動,還是僅僅是管理不善的政府的日常運轉失靈。我們可能永遠無法了解到事情的全貌:米利或其他軍事領導人不太可能公開反駁這個說法,因為這會使他們進一步受到文官政治的注目。

但即使伍德沃德和科斯塔的說法過於誇張,米利的選擇對軍政關係來說也是有問題的。在諸多關於特朗普政府的陳述中,充斥著米利的朋友和同事對他所說的話的描述,並將之冠以最高尚的動機。要麽米利在華盛頓的交往圈子格外口無遮攔,要麽這一切是得到他授意的,旨在重塑他的形象。

可以理解將軍的煩惱,因為他留給大家的印象是,身著作戰服與一位威脅要對美國公民動用軍隊的總統一起走過拉斐特廣場,但同時我們也需要知道,作為總統的高級軍事顧問,主動把自己塑造成共和國的拯救者是不合適的。

而且也不隻是形象的問題。凱莉·李(Carrie
Lee)在《華盛頓郵報》中有恰當的評價,她說米利大談他所扮演的角色,既損害了平民對軍人的信任,又鼓動了軍隊本身的進一步政治化。如果總統認為軍方正在反對他們或無法保守機密,就會失去對軍方建議的信任。米利的選擇正在削弱軍政規範,倘若將來出現動機不那麽純良的軍事領導人,這種規範的製約能力將不如以往。

1974年,國防部長詹姆斯·施萊辛格(James Schlesinger)指示軍事領導人在執行理查德·尼克鬆(Richard
Nixon)總統的核發射命令之前要獲得他或國務卿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的確認。科斯塔和伍德沃德的書將米利的行為與此進行了比較。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不在指揮係統中,不過具體到米利的情況,當時五角大樓的大部分文職控製權都未經國會確認——可能也無法獲得確認。

一些人認為,由軍事領導人出麵阻撓總統發動出於政治動機的戰爭,屬於最不壞的一個選擇。即使在最極端的情況下,一個極其不穩定的總統試圖利用軍隊阻止權力交接,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效法施萊辛格”也意味著軍事領導人顛覆文官對軍隊的控製,因而是危險的。身心有恙的總統對民主構成威脅,但如果軍隊認為自己是民選領導人合法權力的仲裁者,也將對民主構成威脅。

美國的軍方領導做了出色的工作,確保我們的軍隊在有爭議的選舉期間和之後遠離政治。他們的專業精神和對國家的服務值得巨大的讚譽。如果他們能不把這些公開化,得到的讚譽會更多。

華客新聞 | 時事與歷史:紐時:美中“秘密電話”背後的更深層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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