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美國總統拜登（Joe
Biden）一邊說“美國不尋求新冷戰”，一邊又與英國和澳大利亞簽訂明顯是針對中國的安全協議（AUKUS），但橫亙在中美之間最大的政治問題之一孟晚舟案最終以當事人安全回國告終，在相當程度上代表了拜登政府的對華政策傾向。
盡管中美結構性的矛盾不會因為孟晚舟回國而出現根本性轉變，但其是否代表中美存在改善關係的可能性，華府能否找到與北京打交道的正確模式，依然是外界關注的焦點。多維新聞記者就相關話題采訪了複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副教授王浩。
多維：孟晚舟回國無疑是中國外交的一次勝利，此前美國副國務卿舍曼（Wendy
Sherman）訪華，在天津與中國外交部副部長謝鋒會談時，中國向美方提交的兩份糾錯與關切清單中，就包含“撤銷對孟晚舟的引渡要求”，如今孟晚舟與美國司法部達成協議，被一些評論視為美國對中國兩份清單的正向回應。你怎麽評價中國政府在孟晚舟事件上的外交努力？
王浩：中國政府在這一事件的最終解決方麵無疑發揮了決定性作用，就像孟晚舟在回國前後多次表達的那樣，是祖國對於每一個中國公民的保護才讓能她在經曆近三年的拘押後返回祖國。
具體來講，中國政府的努力主要表現在同美方的溝通和施壓上，尤其是把孟晚舟事件解決列入中美關係的兩份清單中，表明了中國政府的高度重視和全力以赴。這也說明孟晚舟事件不是一個孤立的事件，也不僅僅關乎華為公司，而是涉及到了中國的外交利益。
多維：美國對其他國家的長臂管轄屢試不爽，在孟晚舟案上的最終結果卻是未能達到美國的預設目標，一些評論者將孟晚舟案看作是全球大變局中的標誌性意義事件，是國際格局正在加速變化的有力佐證，你對此怎麽看？有中國學者稱孟晚舟事件“為中國崛起提供了一次全麵的壓力測試”，你如何評價這一說法？
王浩：美國的長臂管轄曆來是國際社會普遍詬病的霸權行徑。中國通過外交努力對孟晚舟事件的妥善解決，一定程度上撕下了美國以長臂管轄為代表的霸權主義的虛偽麵紗，的確可以被視為全球變局的一個重要注腳，也通過了一次對中國崛起的壓力測試。
但從嚴謹出發，該事件恐怕還不能說是對中國崛起的一次“全方位壓力測試”，因為它僅僅涉及到中美技術競爭和美國長臂管轄兩個問題。對中國崛起而言，更大的壓力測試恐怕還在後麵，尤其是台灣問題和南海問題，道阻且長。
多維：孟晚舟案作為一起典型的政治案例，其解決也離不開政治操作，美國司法部能與孟晚舟達成協議，某種程度上就代表了拜登政府的態度。從美國國內的角度來說，拜登在明知釋放孟晚舟會遭遇共和黨陣營強烈反彈的情況下，仍然做出撤訴決定，你認為拜登政府的主要考量是什麽？
王浩：的確，孟晚舟事件本質上就是一個政治問題，因而拜登政府的處理方式反映出的也必然是特定的政治考量。
在阿富汗撤軍以後，拜登已經在國內承受了最大的政治壓力，尤其是來自共和黨一方的攻擊。在當前美國麵臨疫情反彈，通貨膨脹和國際形象及領導力受損的內外交困背景下，拜登政府有緩和中美關係的需要，因此在對華關係上取得一定的進展甚至突破可能是打破其麵臨的內外僵局的重要路徑，這一考量明顯超越了對於國內政敵攻擊的擔憂。尤其是在阿富汗撤軍後兩黨已經撕破臉的情況下，拜登政府已經不在意共和黨的反應了，取得實實在在的政策成效才是關鍵。
多維：孟晚舟獲釋雖然為中美關係改善提供了一定空間，但大部分評論聲音都認為孟晚舟案還不足以大幅度緩解中美間錯綜複雜的矛盾。你對中美關係未來的發展有何判斷？
王浩：中美關係麵臨的困境是結構性的，不會因為一個孤立事件的解決出現逆轉。這種結構性的困境不僅表現在中國崛起和中美實力差距迅速縮小給美國造成的恐懼，而且還表現在中國國家治理模式的成功給美國帶來的衝擊，尤其是在疫情發生以後。
因此，美國對中國的打壓和中美戰略競爭的大格局不會因為孟晚舟事件的解決有根本性改觀。
不過，這一問題解決對於中美關係的發展仍然具有不可忽視的積極作用，表明兩國關係並非沒有轉圜的空間和合作的可能。盡管戰略競爭的結構性矛盾無法根除，但對話和緩和仍然是值得期待的，一個更加穩定和可預期的中美關係對於兩國和世界來說都是好事。
多維：美國目前將對華關係分為競爭、合作、對抗三種，但有學者認為，三者之間並沒有明確的標準和清晰的界限可循，在遏製中國競爭力發展這一核心目標的輻射下，美國對華政策傾向的突出表現是對抗性競爭，比如近期與英國、澳大利亞成立的“小北約”AUKUS，而本可以合作的領域與議題要麽步履艱難，要麽不在討論之列。你認為拜登政府的對華政策會長期“維持現狀”，還是未來存在改變的契機？
王浩：中美關係已經進入以競爭為主基調的時期，這是未來中長期無法回避的現實。
但中美競爭與當年的美蘇競爭不同，中美之間共同利益很多，相互交往頻繁，而且處在同一個國際體係和國際秩序之中，所以遠比美蘇關係複雜。這也是拜登政府提出競爭、合作和對抗並存的根本原因。
從未來中長期的時間維度觀察，這一以競爭為主的基本結構不會改變，但如何在既有條件下盡可能增加合作，減少對抗，卻是中國可以爭取的，也是美國對華戰略存在彈性的地方。
多維：在孟晚舟回國的同一天，中國方麵釋放了此前涉嫌間諜罪的加拿大人斯帕弗（Michael Spavor）與康明凱（Michael
Kovrig）。由於中國官方此前多次強調拘捕此二人與孟晚舟案無關，西方媒體抓住這一點稱中國在實施“人質外交”，你對此有何評論？加拿大在孟晚舟案中的尷尬角色會給中美之外的其他國家帶來怎樣的啟示？隨著孟晚舟回國，中國與加拿大的關係是否具備了恢複正常化的基礎？
王浩：中國對加拿大間諜的抓捕行為是基於他們的行為違背了中國法律，而非加拿大扣押了孟晚舟，因此從法律的角度上二者沒有關係。
但是在政治和外交意義上，中美之外的第三方應該認識到，為虎作倀和以選邊站隊去搞冷戰式的對立，最終會反噬自己。
孟晚舟事件的解決，無疑有助於中加關係的緩和，但也一定會成為中加關係史上難以抹去的一筆，中加關係很難完全回到過去。
華客新聞 | 時事與歷史：孟晚舟回國 學者：對中國更猛烈的“壓力測試”還在後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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