斷絕關係
若曦已經兩年沒和父母說話了。
兩年前，父母以旅遊為名，把她騙去“大愛無疆”遊學營，一個宣稱可以治療青少年抑鬱症、強迫症等問題的民間機構。在那裏，她遭遇兩次毆打，被強迫跪下磕頭，最後寫下和父母斷絕關係，以及“是死是活和‘大愛無疆’無關”的協議書。沒有手機，沒有錢，她攥著這兩張紙和身份證，沿馬路走了一夜，從位於草原的營地走到赤峰市區，找到了救助站。
從那之後，她一直獨自住在家裏的老房子裏，並退出了所有的家庭微信群。
曾經的官網介紹顯示，“大愛無疆”由居裕然創辦，讓“200多個被專家確診為抑鬱症、強迫症、自閉症、狂躁症、精神病等疾病而被迫服用精神類藥物的孩子，斷掉藥物，找回自我。”
曾參加遊學營的家長介紹，一次遊學營學費9萬元，承諾父母和孩子都可以直接與居裕然對話，終生服務。
但很多參加過遊學營的孩子不這麽認為。一個15歲時確診雙向情感障礙的女孩2019年11月參加了遊學營，由於看不慣在那裏所有孩子要叫居裕然“爸爸”，以及男尊女卑的價值觀，她激烈反抗，“被打得很慘”，連報了3次警。
2020年5月，嶽明菲從自己的病友那聽說了“大愛無疆”，決定要聯係心理機構進行“反洗腦”。她聯係了近20位受害者，記錄他們在“大愛無疆”的經曆。這後來發展成一場集中曝光。
2020年，紅星新聞等多家媒體報道了傳銷嫌疑人居裕然出獄創辦“大愛無疆”遊學營，有學員爆料，該遊學營以教育為名對孩子家長進行洗腦控製，其間對學員進行毆打，給抑鬱症學員強製停藥。甚至有孩子抑鬱症發作，工作人員卻勸他去死，還被當作成功治療案例宣傳。2020年5月2日，紅星新聞記者從江蘇鹽城市鹽東派出所獲悉，派出所接到“大愛無疆”遊學營學員報案，已立案調查。5月7日，居裕然稱，他之後不再舉辦“遊學營”，不再收學員。
至今還有家長在一個微信公眾號上分享著在“居爸”帶領下，女兒休學3年成功複學的經曆——“《居說集》（居裕然語錄集——記者注）真是個係統、正確、有效的家庭教育理論。堅信裕然文化，居爸能救我家於水深火熱之中。”還有母親在講述如何踐行“大愛無疆”的理念——托舉老公，女人退後。
從遊學營回來後，秦杉杉也幾乎和父母斷絕了關係。如今她獨自生活在武漢。很早就因病休學，沒有文憑，為了養活自己，她先後做過餐廳服務員、便利店店員。她和父母鮮有聯係。秦杉杉如今看到光頭、壯碩的男人就覺得惡心和恐懼，那樣子很像居裕然。
“大愛無疆”也是壓斷若曦和父母關係的最後一根稻草。“我不想再跟父母有什麽聯係了。這麽多年了，我一直在試圖跟他們溝通，都沒有什麽用。”
若曦曾經成績優異，在班裏排第二名。但高一時她因為強迫症和焦慮症休學，如今24歲了，沒有上學，也沒有工作，和過往的同學也沒什麽聯係。這兩年裏，每天和她說話的是樓下的攤販。煤氣灶是壞的，她有時下樓買點東西吃，有時就不吃。父母來拿過幾次東西，他們不說話。如今他們僅有的聯係，是父母時不時發來300、500元的轉賬。曾有父親那邊的親戚來找她，說服她去自家書法培訓機構做老師，算是一份工作。她挺高興，後來才知道原來親戚一直把聊天記錄轉給爸媽看，“是串通好的”，她就沒有再幹下去。
資料圖片：抑鬱症患者。張楠攝
畫麵重現
被騙到“大愛無疆”第一個早晨，若曦就因為“看起來很囂張”被打了。那之前，她在二樓看到幾個人拿著“戒尺”打一個男生，數著“一二三四”。她拿手機錄了像，對男生說“我回頭幫你發網上去”。一個“大愛媽媽”衝到她跟前，“父母是天，孩子是地，男人是天，女人是地。”若曦狠狠將這個女人推開。
若曦回憶，居裕然打她時，先拿出戒尺打，一邊打一邊問“服不服”，她說不服，就繼續打，最後她隻好說服了。旁邊圍了很多人，父母都在場。居裕然又讓她父親打她。父親的手直接衝她的臉扇過來。“我能感覺到，他早就想打我了，但是他覺得打我不好，因為我一直都說你不能打我。到了這裏，他突然有底氣了，因為居裕然支持他，他能放得開了。”
那一刻若曦才想到，童年時這樣被打的場景發生過很多次：她仰麵躺在地上，父親則是站著，他打完就走了，過一會兒她才能站起來。這是父親一貫的教育主張，“孩子就是要打，越小的時候越應該打，不然就學壞了。”
若曦覺得居裕然和父親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比如，他們都認為這不是毆打，這是懲戒，這是一種手段，不是暴力。他們都會在打完又用其他方式“拉攏”你，比如滿足你的物質需求。他們都常說自己很厲害。居裕然常說他的勢力有多麽大，說每年有多少人給他送東西，有多少人喜歡他，崇拜他。
那天被打後，她不願意跟著大家坐車去觀光，於是直接被4個人從房間抬了出來，放在地上。有個“大愛小子”來勸她，說自己一開始來的時候也被打，但被打完之後就喜歡上這兒了，還說，如果她不上車，他也會被打。若曦無奈帶著身上的淤青坐上了車，中途因為應激反應下車嘔吐。晚上，營地舉辦了篝火晚會，讓孩子圍成一個圈自我介紹，每個人唱首歌。父親非得讓她跟他一塊去跳舞，她沒去。對那天父親打她的事，父母都沒有道歉。
若曦也知道，父母把她帶到“大愛無疆”是因為束手無策。在休學的兩年中，她經常跟父母鬧，最後發展到動手打人。她打起人和父親一樣手重，一年春節把父親的頭打破進了醫院。
在那個過程中，她理解了家暴者的心理，打完之後她常無法麵對自己，沒有辦法承受自己的愧疚，於是為了緩解這個愧疚就又打人。但若曦知道自己的心結在哪兒：“我那麽強硬，是想讓他們知道打我是不對的。”但在她看來，父親隻是麵子上會道歉，或隻說自己的處理方式有問題，但他從不真正承認自己是錯的。
遊學營第二天，因為若曦仍然不配合集體活動，又被幾個“大愛媽媽”拿著戒尺打了一次。後來，居裕然要求若曦給父母跪下道歉，“說對不起，我錯了”。“很強硬的，你不得不去服從他，不然他又要打我了。”於是她照做了。聽到她說對不起，坐在對麵的母親哭了，“看起來很感動的樣子”。
若曦覺得居裕然有他自己的那一套：他演講非常接地氣，會講他女兒，像拉家常一樣，很江湖氣，把人當兄弟，對於打人罵人，沒有任何掩飾。但警察在的時候，他和其他工作人員——那些被稱為“大愛爸爸”“大愛媽媽”的人，是絕對不動手的，也不會拿戒尺。遊學營的幾天裏，數次有人報警，一個警察在車上陪了若曦一段，“他們一直都是老老實實，警察一走，馬上就亮出來戒尺。”她還聽到，有次警察走了之後，居裕然說那些警察都是畜生。
也有人覺得這些描述太誇張了。林敏霞帶兒子參加過遊學營，她看重的是，活動過程中，居裕然會去觀察家長和孩子的關係，他覺得不妥的地方，把它給指出來。“別的沒什麽特殊的東西，我們那一期比較平淡的。”
她隻見到過一個孩子當眾被打，也是用戒尺。起因是孩子在吃飯時間在房間裏看電競比賽，違反了規定。開營第一天，有個被哄騙來的初一女孩報警，“警察去了一下說了幾句就走了”，女孩子後來也就跟父母一直待在那裏。
秦杉杉的父親曾是反對打孩子的人。參加完遊學營後，秦杉杉發現，父親變得像居裕然一樣了，吵架時常說，“請你注意和我說話的態度。”父親做了一些給她“留下一輩子陰影”的事。比如把她推搡在地上；比如扇她耳光；比如曾把她手指打骨折，去醫院打上石膏後，又把石膏打裂。
一次衝突中，父親把她反鎖在房間裏打她。秦杉杉情急下拿出小刀想自衛，結果是左手虎口被父親劃開。血止不住流，她一個人打著傘走了30分鍾到醫院，“手上都是血，醫生說切得再深一點，左手就廢了。”如今講起這件事她仍忍不住哭，這之後的很長一段時間裏，秦杉杉隻要看到男性，都會覺得厭惡。
資料圖片：抑鬱症患者。張楠攝
乖孩子
2020年5月，嶽明菲聯係了近20位受害者，在接觸這些人的過程中，她發現多數病友，都是很乖、很勤奮，對自己要求很高的人。
林敏霞在兒子高考後發現他“會說一些匪夷所思的話”，比如把自己想象成日本動漫裏厲害的角色，說自己有特異功能。她當時覺得兒子“腦子有病了”。直到經過心理谘詢師提示她才明白，那是因為兒子始終無法達到她的要求，才把自己幻想得無所不能。於是她想到，這個生病後會打她、摔東西、會在公路上下車逃跑的兒子，一直是多麽努力地試圖達到她所有的期望。“他想努力做一個好孩子，爸爸媽媽想讓他做到的，盡管他做不到，他也努力去做。”
初三時，若曦在一次重點高中的提前選拔考試裏落選，那時起她發現自己變得“不正常”了。
翻卷子的聲音，班級裏說話的聲音，在她腦子裏嗡嗡響成一片。她希望自己時刻保持坐姿“挺拔”，卻“感覺怎麽坐都不對”，等到突然回過神，意識到一天都沒有聽課，一直在調整坐姿，一下子後背生出冷汗。
這種無法學習的狀態一直持續到高一。若曦沒有把這種狀況告訴父母，直到名列前茅的成績退步到倒數幾名，父親大發雷霆。
她從小就不會在父母麵前哭。他們看到了她哭，會生氣、不耐煩。“現在想想我經常崩潰，從小經常自己哭，不敢讓他們看見，不是在某一個瞬間發生的，它是一個日積月累的過程。”
高一上學期結束，爸爸才意識到，女兒需要去看病了。
嶽明菲自己是抑鬱症和焦慮症患者。小時候媽媽不讓她哭，所以她隻會哽咽，不知道怎麽哭出來。“媽媽是醫生，看到我流淚，她就會拿一個針筒嚇我。”在她看來，“你小時候不知道怎麽跟自己的情緒相處，長大了積累了太多情緒，一下子就崩潰了。”
走投無路
在走進“大愛無疆”之前，幾乎每個家庭都嚐試過用現代醫學手段解決問題。
林敏霞感覺到兒子不對勁之後，第一反應是去了上海一家醫院，量表結果顯示重度抑鬱，醫生開了藥。吃了4個多月，孩子症狀越來越重，在家裏摔東西，打人，自殘，很難控製。
若曦碰到過像審犯人一樣的70多歲的心理谘詢師。家長說她不按時睡覺，不愛出門不洗頭不洗臉。谘詢師說，你就列一個表格，把每項都寫上，一項一項做。“這是給你留的作業，下次把那個表格拿上來給我。”“你不是不洗臉嗎？你要督促自己。”谘詢師特別嚴肅，像個老師：“你有什麽夢想沒有？你要確定你的理想。”
據國家衛健委數據顯示，我國17歲以下兒童、青少年，約有3000萬人受到情緒障礙和行為問題困擾。中國科學院心理研究所《中國國民心理健康發展報告（2019-2020）》顯示，我國青少年抑鬱檢出率為24.6%，其中重度抑鬱的檢出率為7.4%，檢出率隨著年級的升高而升高。
“渡過”平台的谘詢師鄒峰見到過太多在求醫道路上無助的家庭。“青少年抑鬱症越來越高發。他們精力旺盛，大腦皮層沒有完全發育好，理性思維能力不完整，所以焦慮導致的一些行為易被誤以為是雙向情感障礙症狀。精神科醫生，包括一些老專家，容易把成年人的標準和經驗用於青少年。”
在他看來，目前青少年抑鬱症治療上，就算在大城市大醫院，也很難解決問題。他能夠理解那些選擇“大愛無疆”的家長，“家長的核心問題在於覺得別的都沒用。”“走投無路，現在有人大包大攬，你就會相信他有用。交的錢越多，越是會被他洗腦。”
嶽明菲很理解病友的感受。她在紐約讀大三時患抑鬱症，嚴重到沒有力氣坐起來，會把熱油故意濺在自己手上。經過精神科醫生和心理谘詢師的共同治療，她用一年半時間恢複了正常生活，順利完成了大學學業。
她說，學校醫院共有四層，有一整層都是做心理谘詢的。由於每個谘詢師奉行的理論體係不同，治療方式也有很大差異，覺得谘詢師不合適，可以換，直到換到滿意為止。她是換到了第四個才覺得有效了。
她同時有3位醫生，分別叫Therapist（心理谘詢師）、Doctor（醫生）、Psychiatris（精神科醫生），每1-2周，她跟3個人分別見麵聊一下最近的狀況。而醫生之間每周會交換一下信息，商量給出藥物的修改方案。測量表是非常輔助的工具，每5次治療，會重新做一次測評，用曲線圖給出一些因子的分析。醫生會給她分析，某個分數下降了，或某個分數沒有變，“我們應該從哪裏繼續努力，怎樣一起改善。”所有的治療費用，包括心理谘詢師那部分在內，都可以走醫保，“藥隻要服務費就可以了，10美元左右。”
“醫生不會單純給你開一把藥，會跟你解釋，我給你開這個藥是什麽用的。比如最近沒有力氣，他會說，這個藥也許會給你多一點能量。吃了之後，下周會跟你聊，你覺得最近有力氣刷牙了嗎？”
2020年6月嶽明菲回國後，在上海杭州都找過“最難約”的專家。但給她的感覺是，“你反正就是抑鬱症，開藥，開完就走人。”浙江中醫藥大學附屬第三醫院臨床心理科的主治醫師曹新毅在醫院既負責藥物治療，也會做心理谘詢。他說，他覺得目前國內治療體係很大的問題是，大部分地區心理谘詢費不納入醫保，一小時幾百元的谘詢費用，長期來看，很多家庭承擔不起。
無助和這種“承擔不起”讓他們尋求其他的幫助。
林敏霞回想起自己是如何被“大愛無疆”說服的。她當時在群裏潛伏了一年，每天群裏都會轉發一些文章，講孩子經過“大愛無疆”的幫助如何恢複正常。“逐漸就會建立起信任，家長都是在一種很焦慮的情況下，都是逼得沒有辦法了。”
若曦的媽媽最早接觸“大愛無疆”時，父親也表示反對，覺得像“騙老年人”的東西，但是後來父母一塊去聽課，回來說“可能真有用，那裏的孩子都特別好。”
資料圖片：抑鬱症患者。張楠攝
家庭治療
嶽明菲在接觸“大愛無疆”的近20個受害者時，發現每個家庭的問題各不相同，比如家暴、父母本身就有抑鬱症等。而共同點是，這些家長都完全不理解為什麽孩子會痛苦。“他們覺得我已經給你夠多了，你有什麽好痛苦的？”曹新毅說，他們行內有句話，“孩子的問題都是父母的問題。”
孩子出現問題後，林敏霞不停在學習，發現幾乎所有心理學課程指向的都是家庭。“孩子的成長過程中，我們忽視了很多方麵，是我們自己的認知沒有達到的方麵。”
她形容，兒子從出生到生病，一直生活在一種“烏雲壓城”的氣氛中。丈夫脾氣暴躁，全家人像圍著一顆炸彈。當時她不知道該如何承受這種氛圍，沒有考慮改變，選擇用工作去逃避。而孩子比她更敏感地吸收了這一切。她回想到，孩子上初中時就說睡不著覺，實際上那時“他眼睛就會流露出仇恨的樣子”。
若曦總覺得，父親的強迫傾向比她更為嚴重。記得有次他買台電腦回家，突然就不高興，說電腦的屏幕不對稱，還拿尺子去量，發現左右差一兩毫米。若曦常看到父親在家裏擺弄物品，那種時候，“仿佛一頭猛獸在那兒，打仗一樣的狀態”。
她曾經特別希望成為父親那樣的人。他是國企的幹部，曾是老家唯一的大學生。父親懂得多，思想活躍，她很渴望和他交流。剛進入青春期時，她每次提出一個新的想法去跟父親討論，他都會說“我以前也是這樣的”，然後用他40歲的經驗、閱曆來跟她比，“肯定是我完全比不過他”。父親總會把話題繞到他自己身上，“會說你們之所以這樣，就因為沒有像他那樣”。那個時候，她在日記裏寫：“我以前總認為我是一個什麽獨一無二的人，原來根本就不是。”
父親常說自己讀書時怎麽努力，講當年某些人瞧不起他，提起這些還是咬牙切齒的樣子。在她眼裏，父母關係糟糕。他們會跟她互相抱怨，“有時候我覺得有點愧疚，都是一家人”，於是會幫另一方說話，父母會嫌她跟另一個人更親近。
若曦有一個上中學的弟弟，彼此很少有交流，她很久沒去看過，“我都要忘了他長什麽樣子。”弟弟也害怕她，因為小時候會被她打。
回憶起童年，她始終覺得自己對父母來說可有可無。有一次她從姥姥家回來，突然發現家裏收拾得特別幹淨，媽媽一個人躺在沙發上，開心地看電視，“我覺得沒有了我，我媽過得特別自在，但是有我，她好像總是不開心。”
生病之後，若曦覺得“不要那麽不關心我了，我都這樣了，我都生病了”。當時他們去醫院做心理谘詢，會單獨跟孩子談，再跟父母談。但談完了，父母私底下從來不會跟她說什麽，像走一個流程。“為了給你看病而看病，也沒有什麽特別的。”她覺得，好像給她看病，是為了讓她趕緊變得像個正常人一樣，趕緊上學，然後再好好學習。
秦杉杉記憶中，媽媽總是很焦慮，小學二年級就因為逼她背英語，用繩子把她綁起來，用衣架打她。而爸爸總是不在家，每天都有應酬，唯一見到他的時候，是早上她出門，他還沒醒的時候。
生病之後，他們找了心理谘詢師聊了一兩年。每周都去，每次都花好幾百元。但“一點用都沒有”。她覺得沒用的原因是媽媽不配合。谘詢師把三個人叫在一起聊了之後，說問題主要出在媽媽這裏，希望媽媽能來做行為矯正治療。秦杉杉的媽媽說，“我的問題我自己會調節，你把我女兒解決好就行了。”
林敏霞已經意識到自己也要參與到治療中。“自責愧疚的情緒，我用了5年時間才走出來。家長抱著這種想法的話，對孩子的康複也是不好的，會做出一些非常焦慮的舉動。”她和丈夫也不間斷跟谘詢師溝通，請谘詢師指導他們該怎麽做，“藥物這塊我覺得幫助是短期的。”經過這樣長期的谘詢和被糾正的過程，現在她感覺到，兒子覺得爸爸媽媽是可以信任的。
資料圖片：抑鬱症患者。張楠攝
重新去愛
若曦說，她曾經想當個科學家，搞科研造火箭。但現在，很多東西對她來說太遙遠了，她甚至沒有拿到高中畢業證。她在努力把現在的生活過好，積極鍛煉身體。如今她終於找到一個合適的心理谘詢師，“有人文情懷，不是為了完成任務”。她不再和父母相處，但她說，在她心裏，住著一個虛幻的父母的影子，她會和這個影子交流，和內心的父母達成和解。
秦杉杉說她獨自在外，不會牽掛父母，但有時候看到闔家團圓的場麵，“心裏不難過是不可能的”。有人問她，將來你會不會像你媽對你一樣對自己的小孩？她回答不會，但小孩太麻煩了，應該不會生小孩。她對婚姻和家庭從來沒有過渴望，19歲生日，她許的願望是，永遠做一個快樂的單身女孩。
林敏霞看著單位裏的年輕人對還在上幼兒園的孩子提出很高的要求，把自己的脾氣隨意發泄在孩子身上，覺得他們在重蹈覆撤，“我希望我經曆的痛苦，別人不要再經曆。”她在想如果兒子小時候，很逆反，很會保護自己，可能不會出現這個問題。
她如今不再避諱提起孩子的病，有相似經曆的家長找她來取經，她會說，“你真的能放下自己的期待嗎？”她說，孩子以前就是她掙麵子的工具。“現在你放下這些的時候，孩子他真的能感受到。”
她覺得相比讓世界上“大愛無疆”這樣的機構消失，更重要的，是讓父母停止傷害孩子的行為。
鄒峰2017年加入“渡過”讀者社群，這是一個精神健康方麵的科普賬號。他發現很多讀者其實是家長，後來“渡過”成立了家長群，七八個群迅速建滿，比那種成年抑鬱的患者更多，參與更積極更迫切。
鄒峰在“渡過”第一期“親子營”講的第一堂課，叫《表達與看見》。“表達就是療愈，看見就是療愈。孩子要多表達，父母要多看見。”看了那麽多家庭，最後他的結論是家長一定要接受真實的孩子，不要去把他理想化。而孩子不要把家長的要求內化，把自己理想化。
林敏霞想象，自己要重新開始愛孩子，就像回到他剛剛出生時那樣，用能想到的最好方式去愛他陪伴他。他們的心理谘詢終於走上了正軌，彼此好長時間沒吵架了，“我覺得找到了方向。”
現在她會經常回想起，以前她帶兩三歲的兒子去市裏的公園，隻要他想玩的都去玩，過山車、碰碰車。那時的兒子很快樂、很單純的樣子。
秦杉杉現在覺得很後悔，覺得童年時期太順從媽媽。她很愛閱讀，喜歡逛書店，她想，如果童年時能把很多的時間拿來看書，或者出去鍛煉身體，就會快樂很多。她還喜歡彈鋼琴，彈鋼琴的時候會感覺內心很平靜。
如果回到小學二年級，媽媽再次強迫她背單詞的時候，她會說，我不。
（文中若曦、秦杉杉、林敏霞、嶽明菲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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