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8月16日，阿富汗塔利班武裝在曆經了對重點城市的10天進攻之後，已經開進喀布爾，並在前政府留下的總統府等機構商議建國等事宜。與此同時，喀布爾城外的國際機場已是人頭攢動，一些曾為北約占領軍服務的阿富汗人在登機口彼此大打出手，維持秩序的美軍現場鳴槍，數人因故喪生。
這種局麵，無疑宣示了與美軍對峙20年的阿富汗塔利班終於熬到了後者卷鋪蓋回家的日子。從阿富汗農村起家，並兩次從農村包圍城市的塔利班，也讓一些看到“農村包圍城市”，聽說塔利班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閱讀《毛澤東選集》的中文世界的觀察家有了不切實際的既視感：似乎塔利班正在阿富汗重演中國解放戰爭的最後決戰，即便實情差距過遠。
塔利班作為一個仍與封建基礎掙紮、勉強形成國家與民族意識的會黨式組織，本不應該與共產黨這類新民主主義革命黨派相提並論，這個問題的出現更像是一個殘酷的玩笑。
籠絡人心的基礎
阿富汗塔利班自1994年興起以來，這個最初以當地學生組成，由前反蘇遊擊隊員奧馬爾（Mohammed
Omar）建立的鬆散組織可能並沒有想過奪取天下，成為一國之主。奧馬爾隻是組織鄉勇，擊退了掠奪童男童女以供“童戲”（Bacha
bazi）的軍閥，結果竟在當地名聲顯赫起來。
畢竟，阿富汗自1992年“民主共和國”瓦解，由前反蘇遊擊隊各頭領組建的“阿富汗伊斯蘭國”很快陷入軍閥混戰的局麵，主張維持秩序的塔利班才有了發揮的空間。在當地民眾對秩序的渴望下，“學生軍”塔利班不到一個月奪取了坎大哈，用一年時間奪取了阿富汗西、南部的多數領土，並在1996年用9個月時間一舉取得喀布爾，由此第一次“建國”。
在這個時候，迅速成為阿富汗新軍閥勢力的塔利班雖僅能憑傳統習慣法與宗族、宗教勢力維係對地方的傳統統治，它較之1927年開始確立，先發動農會改造宗法製度、打倒土豪劣紳，先後製定《井岡山土地法》、《中國土地法大綱》等綱領文件，在20年的革命曆程中最終確立“耕者有其田”的中共農村政策大相徑庭。但這對於頗具影響力的阿富汗傳統政治格局來說，已經足夠。
阿富汗的傳統政治格局是當地毛拉（即教長）、部落長老、支爾格大會（即本地部落長老大會）和軍閥分庭抗禮。塔利班隻需要團結當地教長、長老，依靠自己身為新軍閥，在農村地區物流和經濟上的主導能力，就可以籠絡一方人心，建立相對有效的基層統治，並恢複自1979年以來因蘇聯入侵、軍閥混戰所破壞的局部秩序。
在這一前提下，不具備相應思想基礎的塔利班無法嚐試阿富汗前政府在20世紀七、八十年代以失敗告終的農村改造、打擊封建主（如長老等）與土地改革。這種基層的封建環境也是大國所樂於見到的。環顧曆史阿富汗的“紅色親王”達烏德汗（Dawood
Khan）、遇害的前總理塔拉基（Nur Muhammad Taraki）以及殺害前者的前首腦阿明（Hafizullah
Amin）等人，都曾推行過激烈的土改政策，並先後被國內政治勢力和蘇聯殺害。塔利班此舉亦可算無心之中歪打正著。如若此後其政權並未收容本·拉登（Osama
Bin Laden），塔利班政權甚至有被西方捏著鼻子接納的餘地。
事實上，深入阿富汗一線的一些觀察人士已發現20世紀90年代的塔利班農村控製區已經成為該國為數不多的宜居之地。譬如從1991年開始在阿富汗行醫，後在2019年遭暗殺的日本醫師中村哲即指出，直到2001年美軍入侵阿富汗之前，很多阿富汗人厭惡北方聯盟控製區的軍閥內鬥，並對塔利班頗有好感。中村哲還指出，塔利班當局當時雖然堅持“女性不準上學”的過激理念，但在政策的具體實施上則采取“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妥協態度。這種變通的做法，加之塔利班積聚的群眾基礎，將使之在此後得到更大的收益。
割據之下的管製
遺憾的是，隨著“9·11事件”的發生，美國入侵阿富汗改變了當地的政治環境。美國等國針對塔利班的軍事打擊是有效的。美軍截斷了阿富汗與巴基斯坦之間的邊境省份，這導致塔利班的外援被阻斷了，缺少造血能力的塔利班迅速陷入困境。這種局麵較之在1927年後就確立武裝割據的中共相去甚遠。
塔利班的基層建設是近年來才逐漸成型的
相對於毛澤東在《井岡山的鬥爭》中談及的群眾基礎、黨、軍隊、地理環境與經濟環境，塔利班的割據環境僅僅具備群眾基礎、軍隊，其地理與經濟環境極為不利，其政治黨派也是不具備的。當紅軍、八路軍和解放軍可以依靠“沒收一切土地重新分配”的土地政策從根據地取得兵力和給養時，塔利班在21世紀初仍維持粗放的部落管製模式，亦缺少基本的造血能力。
但即便如此，美國終究不能壓製塔利班。美國從2001年來說扶植的曆任政府大都是海外歸來、立足喀布爾且沒有地方控製力的空降官員。各大軍閥勢力也熱衷於圍繞喀布爾爭權奪利，對於阿富汗34個省省會城市之外的農村與城鎮興趣有限。更糟的是，阿富汗全境除去自1992年確立的“金新月”形成的製毒、販毒產業外，甚至沒有建立成型的產業，其國民經濟與糧食供給全靠援助。
這樣一來，美國扶植的喀布爾當局實為漂浮在阿富汗國土上空誇誇其談，而如何給農村乃至城鎮的阿富汗人分配利益，就落到了政治基礎為普什圖部落的塔利班的手裏。在軍閥們依靠非法礦石貿易與毒品貿易從北約及其掮客處換取裝備時，阿富汗塔利班則利用同樣的渠道控製了農村的經濟，並依靠利益分配，掌握了一定的基層政權控製能力和經濟實力，與美國扶持的阿富汗中央政府分庭抗禮。
但總的來說，塔利班即便裝備了先進的武器，他們的思想仍然停留在封建時代。生聚十餘年的塔利班直到2015年前後仍然沒有形成民族、國家等意識，更不用說具備軍閥武裝之外的政治認同。現實的打擊證明了他們仍然力量有限：塔利班在2015年9月圍攻昆都士失敗後，其第二任頭領次年5月又被美軍轟炸身亡，加之其派係同期又發生分裂，這讓外界以為塔利班的組織在阿富汗內部已經“分崩離析”。
意識形態的代際差異
正如塔利班在1994年的確立和崛起一樣，隨著“伊斯蘭國”（IS）的阿富汗分支“呼羅珊”在2015年後活動加劇，麵對當局剿匪不力的困境，塔利班反而肩負了相當的責任。
塔利班通過建立正規化的武裝力量，強調自己代表“普什圖族部落利益”和“國家主人”，在三年的鬥爭之後才最終於2018年前後改變了自己“學生軍”、“恐怖分子”的屬性，並最終摸索出了一套融合了阿富汗本國傳統和一定民族主義思想，尚未構成理論的意識形態。這較之從1921年確立之初就宣布要“把工農勞動者和士兵組織起來”，實行社會革命、消滅私有製的中共已顯出了代際差異。
塔利班與“伊斯蘭國”對抗多年，阿富汗政府軍較之後者可謂不堪一擊
到了這時，塔利班在基層秩序上的工作才最終轉化為其奪取全國政權的助力。阿富汗居民也在客觀環境下被動接受了塔利班的政治理念，並依靠口碑和社交媒體在阿富汗國內獲得了政治認同。
但問題就在這裏，直到2018年後，塔利班展示的仍隻是與20年前相似的“以打促和”，在美國不願意再在中東，尤其是阿富汗投入包括人力、財力等在內的戰略資源，又對喀布爾當局抱有信心之際，塔利班方麵通過妥協和讓步，換來了撤軍協議，等到美國人撤走才出兵。這種勝利與中共在1948年到1949年依靠自身力量發動戰略決戰，也呈現了力量的不同。而塔利班在聯合國五常與周邊大國施壓下暫停向喀布爾進軍，等喀布爾當局自行瓦解才入城的結果更證明了它自身的相對無力。
不可否認，塔利班的大進軍，以及喀布爾的直升機撤退很容易讓華文世界的觀察家們從細節中找到親切感，並急於把阿富汗局勢與曆史上的國共內戰、越南內戰相提並論。但阿富汗的政治局勢終究不能生搬硬套。塔利班在其控製區內仍然維持著阿富汗教權封建主與世俗封建主的利益，其和平終究是依靠占領國撤出而形成，其基層建設在其建政二十餘年間近乎空白，其鬥爭目標也隻是建立一個“酋長國”，最終政體仍待變化。這較之中共、越共各方要求耕者有其田，尋求民族獨立自由，構建現代國家的鬥爭目標已顯出了時代的差距。
因此，雖然塔利班確立了並達成了參與阿富汗政治生活，最終通過政治、經濟、軍事手段，擊敗目前美國扶持的阿富汗政府的初步目標，但他作為政治勢力的落後一麵也相當突出，塔利班能否具備改造、治理整個阿富汗的能力，能否改變阿富汗長期依靠援助為生的局麵，這個問題的答案也是個未知數。且塔利班是否能與其曆史上的極端原教旨主義角色切割，也同樣等待時間考驗。
華客新聞 | 時事與歷史：同是農村包圍城市 讀毛選的塔利班與中共差距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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