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斯德哥爾摩當地時間2021年10月7日13:00（北京時間19:00），瑞典學院將2021年度諾貝爾文學獎頒給了坦桑尼亞作家阿卜杜勒拉紮克·古爾納（Abdulrazak
Gurnah）。
古爾納出生於1948年，在印度洋的桑給巴爾島(Zanzibar)長大，但在20世紀60年代末作為難民來到英國。1963年12月從英國殖民統治下和平解放後，桑給巴爾經曆了一場革命，阿比德·卡魯米總統的政權導致了對阿拉伯裔公民的壓迫和迫害，發生了屠殺。古爾納作為受害的少數民族，在完成學業後被迫離開家庭，逃離當時剛剛成立的坦桑尼亞共和國。當時他十八歲。直到1984年，他才有可能回到桑給巴爾，在父親去世前不久見到了他的父親。直到最近退休之前，古爾納一直是坎特伯雷肯特大學英語和後殖民文學教授，主要關注沃爾·索因卡(Wole
Soyinka)、Ngũgĩ wa Thiong ‘o和薩爾曼·拉什迪(Salman Rushdie)等作家。
古爾納已經出版了十部小說和一些短篇小說。難民的混亂貫穿了他的創作。21歲時，他在英語的流放中開始寫作，盡管斯瓦希裏語是他的第一語言，但英語成了他的文學工具。他曾說過，在桑給巴爾，他幾乎沒有機會接觸斯瓦希裏語的文學作品，他最早的作品嚴格來說不能算作文學作品。阿拉伯和波斯詩歌，特別是《天方夜譚》，是他早期和重要的源泉，《古蘭經》也是。但從莎士比亞到V.
S.奈保爾(V. S.
Naipaul)的英語傳統，成為了他作品的特色。盡管如此，必須強調的是，他有意識地打破傳統，顛覆殖民視角，突出土著人口的視角。因此，他的小說《遺棄》(2005)講述的是一段愛情故事，與他所謂的“帝國羅曼史”形成了鮮明的矛盾。在“帝國羅曼史”中，一個傳統上的歐洲英雄從國外浪漫的越境中歸來，故事在此基礎上達到了不可避免的悲劇性結局。在格納，故事繼續在非洲的土地上，實際上從來沒有結束。
在他的所有作品中，古爾納都努力避免人們對更原始的前殖民時期非洲的普遍懷舊情緒。他自己的背景是印度洋上一個文化多元的島嶼，有奴隸貿易的曆史，在葡萄牙、印度、阿拉伯、德國和英國等一些殖民列強的統治下遭受過各種形式的壓迫，並與整個世界有貿易聯係。在全球化之前，桑給巴爾是一個國際化的社會。
古爾納的作品來自他的流亡時期，但與他離開的地方的關係有關，這意味著記憶對他作品的起源至關重要。他的處女作《離別的記憶》(Memory
of
Departure)寫於1987年，講述了一場失敗的起義，將我們帶到了非洲大陸。這位才華橫溢的年輕主人公試圖擺脫沿海地區的社會困境，希望得到內羅畢一位富有的叔叔的庇護。相反，他被羞辱了，回到了破碎的家庭，酗酒暴力的父親和被迫賣淫的妹妹。
在1988年的第二部作品《朝聖者之路》中，古爾納探索了流亡生活的多重現實。主人公達烏德(Daud)在他的新家鄉英國麵臨種族主義氣候。在試圖隱藏自己的過去之後，對一個女人的愛吸引達烏德講述了他的故事。然後，他可以講述自己悲慘的成長經曆，以及坦桑尼亞政治動蕩的創傷記憶，那場動蕩迫使他逃離。小說的結尾是達烏德參觀坎特伯雷大教堂，在那裏他思考了過去造訪此地的基督教朝聖者和他自己的英格蘭之旅之間的相似之處。以前，他曾公然反抗前殖民勢力所狂喜的一切，但突然間，美觸手可及。這部小說塑造了一個經典朝聖的世俗版本，用曆史和文學先例作為身份、記憶和親屬關係問題的對話者。
古爾納經常允許他精心構建的敘述引出一個來之不易的洞見。第三部小說《多蒂》(1990)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小說描寫了一個移民背景的黑人婦女在1950年代充滿種族歧視的英國的惡劣環境中長大；與此同時，她在英國這個她出生和成長的國家卻感到漂泊無依。小說的主人公試圖通過書籍和故事創造自己的空間和身份;讀書給了她重塑自我的機會。尤其是名字和名字的變化在這部小說中扮演了核心角色，展現了古爾納深深的同情心和心理上的純熟，完全沒有感傷。
古爾納的第四部小說《天堂》(Paradise,
1994)展現了他作為一名作家的突破，它是從1990年前後到東非的一次研究之旅演變而來的。這部小說顯然借鑒了約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對天真的年輕英雄尤素福(Yusuf)通往黑暗之心的描繪。但它也是一個關於成長和悲傷的愛情故事，不同的世界和信仰體係發生了碰撞。我們將重新講述《古蘭經》中約瑟夫的故事，背景是對19世紀末東非殖民統治的暴力和詳細描述。在《古蘭經》故事的樂觀結局中，約瑟夫因為信仰的力量而得到了回報，與此相反，古爾納的優素福感到被迫放棄他所愛的女人阿米娜，加入他曾經鄙視的德國軍隊。這是格納的特點，使讀者對一個幸福的結局，或一個符合體裁的結局的期望落空。
在古爾納對難民經曆的處理中，重點是身份和自我形象，這在《讚美沉默》(1996)和《海邊》(2001)中表現得尤為明顯。在這兩本第一人稱小說中，沉默都是難民保護自己身份不受種族主義和偏見影響的策略，也是避免過去和現在發生衝突、產生失望和災難性的自我欺騙的手段。在這兩部小說的第一部中，帶有偏見的敘述者選擇向他的英國家庭隱藏自己的過去，並虛構了一個更適合他們共同構建的世界的生活故事。但這是一對雙胞胎的沉默，因為他還向他在桑給巴爾的家人隱藏他的流亡生活，他們不知道他在英格蘭有一個新家庭和一個17歲的女兒。在《海邊》中，又上演了一出失望和自欺欺人的戲劇。第一部分的敘述者薩利赫是一位來自桑給巴爾的老穆斯林，他拿著以宿敵的名義偽造的簽證，向英國申請庇護。當他遇到敵人的兒子，書的第二部分的敘述者拉提夫時，隻是因為拉提夫碰巧被授權幫助薩利赫適應他的新祖國。在他們激烈的爭吵中，薩利赫在桑給巴爾被壓抑的過去在他心中浮現。盡管薩利赫努力回憶，拉提夫卻竭盡全力想要忘記。這在小說中創造了一種特殊的張力，兩名敘述者的選擇消解了小說情節的路徑和方向，也消解了敘述者的權威和自我認知。
古爾納筆下流動的人物發現自己處於文化和大陸之間，在過去的生活和正在出現的生活之間;這是一個永遠無法解決的不安全處境。在上麵提到的古爾納的第七部小說《沙漠》中，我們發現了這種間斷的一個新版本。在這部小說中，一種悲劇性的激情被用來闡釋被殖民的東非的巨大文化差異。故事發生在20世紀之交，講述了英國人馬丁·皮爾斯(Martin
Pearce)如何昏倒在大街上，在當地商人的幫助下，穿過這座城市的迷宮，進入一個文化和宗教都不相同的世界。但皮爾斯會說阿拉伯語，這是他與這家人更密切接觸並愛上他們的女兒瑞哈納的先決條件之一。他讓小說的後續部分圍繞著半個世紀後的一個完全不同的禁忌之戀故事展開，但仍然帶有揮之不去的文化障礙。
古爾納在桑給巴爾的青年時代是這部小說的基礎。幾個世紀以來，這裏有多種不同的語言、文化和宗教並存，但也會為爭奪霸權而相互爭鬥。即使他的小說是在一個有趣的盎格魯-撒克遜傳統的聯盟中創作的，世界主義的背景也提供了它們的獨特性。對話和口語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其中有明顯的斯瓦希裏語、阿拉伯語、印地語和德語元素。
2011年出版的《最後的禮物》(The Last Gift)的主題與朝聖者之路(Pilgrims
Way)有關，書的結尾也是同樣的苦澀，患病的難民阿巴斯(Abbas)去世後，留下了這本書的名字作為禮物，包括一段幸存者家庭不知道的殘酷曆史的錄音。
在《碎石之心》(2017)中，古爾納進一步發展了他的主題，即一個年輕人與邪惡和不理解的環境對抗。這部激動人心的、嚴謹的第一人稱敘事描述了年輕的薩利姆的命運，直到結尾處可怕地揭露了一個對他保密的家庭秘密，但這對他作為一個漂泊在外的人的整個人生軌跡是決定性的。這本書的第一句話就是一個殘酷的宣言:“我父親不想要我。”標題引用了莎士比亞的戲劇《一報還一報》和第四幕第三場公爵的話:“生不如死!”碎石之心。”正是這種雙重無能成為了薩利姆的命運。
古爾納的最新小說《死後》從2020年開始，講述了天堂的盡頭。在這部作品中，故事發生在20世紀初，也就是1919年德國對東非的殖民統治結束之前。哈姆紮是一個讓人想起天堂裏的尤瑟夫的年輕人，他被迫站在德國一邊參戰，並依賴一名對他進行性剝削的軍官。他在一次德國士兵的內部衝突中受傷，被留在野戰醫院接受治療。但當他回到他在海邊的出生地時，他既沒有家人也沒有朋友。曆史變幻莫測的風向統治著我們，就像在《大逃亡》中一樣，我們沿著情節走了好幾代人，直到納粹對東非的重新殖民計劃尚未實現為止。當故事發生變化，哈姆紮的兒子伊利亞斯在德國統治下變成伊利亞斯時，格納再次使用了改名。結局令人震驚，出乎意料，也令人震驚。但事實上，同樣的想法在書中不斷出現:如果占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這裏是種族主義——要求屈服和犧牲，那麽個人就會毫無防禦能力。
古爾納對真理的執著和對簡單化的厭惡是驚人的。這使他變得黯淡而不妥協，同時他以極大的同情和堅定的承諾追隨個人的命運。他的小說回避了刻板的描述，打開了我們的視野，讓我們看到了一個文化多元化的東非，這是世界上許多其他地方都不熟悉的。在古爾納的文學世界裏，一切都在變化——記憶、名字、身份。這可能是因為他的項目無法在任何確定的意義上完成。在他的所有作品中，都有一種受知識熱情驅使的無休止的探索，如今，在《來世》中，這種探索同樣突出，就像他21歲開始寫作時一樣。
安德斯·奧爾森
諾貝爾委員會主席
瑞典學院
華客新聞 | 時事與歷史：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阿卜杜勒拉紮克·古爾納是誰？
貴州省政協原黨組書記、主席王富玉遭中國中央紀委國家監委開處黨籍。 圖：翻攝自騰訊網 中國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在8月16日下午發布重磅消息，今年相繼落馬的 4 個“大老虎”同日被公佈黨紀政務處分結果，貴州省政協原黨組書記、主席王富玉，甘肅省原省委常委、常務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