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已故的領袖毛澤東1966年發動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名義上已經在1976年結束，但文革在當今中國是一個所謂的超敏感話題。9月初，在中國官方媒體大量轉發一篇文章令眾多中國人擔心中共當局又打算再來一次文革之際，中共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旗下的小報《環球時報》主編胡錫進發文試圖安撫公眾。然而，胡在文章中回避明確提及“文革”。盡管中共控製下的中國媒體避免提及文革，但中國公眾依然對文革卷土重來的前景憂心忡忡。
與此同時，在日本靜岡大學文化人類學教授楊海英看來，以在內政和外交上都無法無天為特色的文革實際上一直沒有結束，一直沒有離開過中國，而且直至今天依然對全世界有巨大的影響。
任教於日本靜岡大學的文化人類學教授楊海英出生在中國內蒙古（即蒙古族人所說的南蒙古）。他的蒙古語名字叫俄尼斯·朝格圖。在中國長大的楊海英多年研究中國的文化大革命問題。在世界各國的文革研究者當中，楊海英有他自己的獨特視角。
楊海英在中國內蒙古長大，親身經曆過文革。作為中國的少數民族蒙古族，他以及他的親友和同族人對文革和對中國曆史的感受又跟占中國人口絕大多數的漢族人不同。在他看來，蒙古人、維吾爾人和吐蕃特人（西藏人）這些中國的少數民族不但受到中共政權專製獨裁的壓迫，而且也受中共政權所主導、鼓勵的大漢族主義的壓迫。
楊海英在接受美國之音采訪的時候指出，在當今中國，由於曆史的積澱和相關教育的匱乏，許多中國人即使是自由派知識分子在民族問題上也有巨大的認識盲區，沒有民族平等或民族多樣性的意識，不注意、不關心、不理解少數民族的苦難，看不到或不承認漢族對少數民族的壓迫。
以下楊海英接受美國之音采訪的記錄。楊海英表達的是他個人的觀點。
文革至今尚未結束是什麽意思
金哲問：現在中國國內外有許多人在討論所謂的文革2.0的問題。您在先前發表的一篇論文中說，“（中國的）文革至今尚未結束。半世紀光陰流逝，而文革並沒有成為曆史，不僅中國國內問題層出不窮，且仍然繼續給國際社會帶來深刻的影響。”
您說的文革至今尚未結束、文革還沒有成為曆史，您究竟是什麽意思呢？
楊海英答：我有三層的意思。
首先就是中國共產黨的這種政治手段、手法一直是跟文化大革命期間的那種作法相比沒有變化。這又可以分兩個層次來講，第一是針對長城以南的漢族人社會和人民的打壓手段沒有變化。
第二個層次就是在長城以外的像內蒙古自治區、新疆，還有世界屋脊西藏這些所謂的少數民族地區，針對其他民族的打壓手法其實也沒有變，都是文化大革命時期的那種手法，甚至在某些方麵比文革時期還要殘酷、還要徹底。尤其是習（近平）先生上台以後這一點是暴露無遺。
還有第三點，這就是他針對國際社會的做法，跟文化大革命時期的那套做法相比也完全沒有變化。過去我們知道文化革命以前，（中國已故的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在（印度尼西亞）萬隆會議上講，我們要各平共處，不幹涉其它國家的內政。但中共往往是說一套做一套，它剛說完這句話，我們知道印度尼西亞發生了930事變。
它向各個國家輸出革命，包括南美的“光輝的道路”。還有東南亞，還有阿拉伯世界、非洲世界，到處都是拿著毛主席語錄的遊擊隊。從這個意義上說，它做的比過去更徹底。比如說習先生說的是“一帶一路”等等，其實這是幹涉別國內政。過去它對其國他家輸出革命思想，純粹是用輿論的做法，現在它又加上了經濟的做法。它覺得用人民幣和毛澤東思想雙管齊下更有作用。所以我是從這三個角度來看這個問題的。
文革引發的問題在中國依然層出不窮
問：中國在文革結束之後的一些年裏一度表示要堅決否定文革。中國作家巴金還提議要建立文革博物館以便教育後人了解文革的禍害，避免文革再次發生。但巴金的提議和類似的提議最後都不了了之了。在過去的二三十年裏，文革又在中國成為禁忌話題，新聞報道到禁區，學術研究的禁區。您說現在中國國內（由文革引發的）問題層出不窮，在您看來，最明顯，最嚴重的是什麽問題？
答：我可以舉兩個例子。
第一個是個人崇拜的問題。我（在中國長大的時候）曾經是紅小兵，我們是天天喊著“毛主席萬歲”長大的，雖然毛主席並沒有萬歲。我們還喊過
“林（彪）副主席是毛主席的接班人”，可是林副主席跑到我們蒙古草原上去了。我們原先說好不要再搞個人崇拜了，但是我們現在看到，對習先生的個人崇拜已經到了和文革時期對毛澤東的崇拜差不多的地步了。
這並不是說一個人、兩個人，或者是習先生的班子的問題，也不僅僅是中國共產黨的問題。我覺得這就是中國社會，也就是漢族社會長期以來的專製主義影響下，個人崇拜現在是發揮得淋漓盡致。
先前中國人喊皇帝萬歲，但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時候，中國轉眼就喊出了毛澤東萬歲。現在喊習先生萬歲，中國人是沒有抵製感、沒有抵抗感的。所以我覺得從這一點上也可以說，這就是文化革命從1949年就一直沒有從中國離開過。稍微刨根挖底地講，中國這種專製社會，經過民國、經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其實一直沒有離開中國，我是這麽想的。
文革之風依然影響國際社會
問：您說，名義上1976年結束的文革仍然繼續給國際社會帶來深刻的影響。文革仍然繼續給國際社會帶來深刻的影響都是什麽樣的影響呢？
答：這個影響我覺得甚至比文化大革命期間還要大一些。1989年，或者1990年以前，全世界分為兩個陣營，就是自由主義陣營和社會主義陣營。當時自由主義陣營和紅色的社會主義陣營打得你死我活，所以自由主義陣營它能保持住自己的陣腳，甚至還有人認為是曆史結束了，從1990我們就進入了沒有曆史的狀態。弗蘭西斯·福山就是這麽講的。
可是事實完全不是那樣的。現在全世界似乎全都忘記了中國文化大革命期間打死了那麽多的人，文化大革命之前大辦人民公社時期餓死了那麽多人這樣的曆史；也忘掉了蘇聯的種種惡跡。現在全世界包括美國，在我們日本看來也是在往左轉。日本這兩天也在選自民黨總裁，好像也有往左開車的趨勢。
這種局麵讓中國當局認為，好呀，你們不是說自由主義好嗎？好到哪裏去了呢？把世界搞成這樣，我們不需要你們輸出革命。它言下之意就是我可以輸出革命，我們才是正確的。從這一點上來說，它比文革期間的影響還要壞，而且我對這個非常有危機感。
文革禍害與少數民族苦難
問：作為一個文化人類學者，作為一個蒙古族人，您對迄今為止中國國內已有的有關文革的研究和論述多是以漢族為中心很不以為然。您認為當今中國的文革研究以及一般的曆史研究、政治學研究在族裔問題上的主要盲區是什麽？這種盲區有什麽社會和學術的危害？
答：我覺得最大的盲區還是沒有看到民族問題。也就是說，有好多漢族學者，比如說楊繼繩先生，我不知道我提到他的名字合不合適，因為中國人裏麵他是最先出版了關於文化大革命的書，是在香港出版的，但估計楊先生以後也不會出這種書了，也出不來了，因為香港現在也淪陷了。
楊先生的書也好，或是以前的各位研究文化革命的漢族學者的書也好，他們基本上沒有提到新疆、西藏、內蒙古在文化大革命期間發生過什麽事情。也就是說，從我們這些身為少數民族的人來講，他們好象對我們沒有什麽興趣，沒有什麽認識，我們這邊發生了什麽事情他們也不管。他們主要關心的是中南海，關心的是上海，關心的是北京，是廣州這些大城市。
這幾年，畢竟漢族知識分子多，到美國去的人，也用文化人類學、社會學，寫出關於中國農村的文化大革命的書，我基本上都讀了。但是他們當中沒有多少人關注少數民族地區。當然這也不怪他們，中國這麽大，文化大革命在哪個省、哪個地區都有各種問題，這是可以原諒的。
但是有一點是，他們沒有重視這個問題。這不是好壞的問題，也不是善惡的問題，可能是沒到達到遊刃有餘的底部。但正因為很多漢族知識分子不考慮少數民族，或者說沒有認識到少數民族地區的文化革命問題，所以我覺得這一點也就引發了你所提到的第二個問題，也就是當今中國最大的問題就是民族問題。
其實民族問題，比如說內蒙古問題並不是從去年開始的，而是從文化大革命期間挖內人黨（注：中共當局在文革期間指稱內蒙古存在一個力圖顛覆中共政權的所謂“內蒙古人民革命黨”，簡稱內人黨），打死幾萬人，逮捕34萬人，從那個時期就留下了禍根。這已經成了一個民族的集體記憶。
我們蒙古人當中也有親共的、親漢的，也有反漢的、反共的。但是民族的集體記憶是，一提起內人黨，就跟猶太人說到種族滅絕大屠殺一樣。所以這個問題並不是從去年開始的。內蒙古的問題是從文化大革命以前就有。
新疆也是。（中共當局和漢族人）過去一直說新疆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沒有民族問題。我1990年代在新疆搞調查的時候，新疆的漢族人說我們新疆好得很，哪有什麽恐怖問題。那時候還沒有恐怖這個詞。但現在又說新疆的恐怖主義問題從50年代就有了。用現在的概念套回到50年代，那就說明從50年代起就沒有解決這個問題。
我們現在研究新疆文化大革命人時候，我發現文化大革命時期，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和當地維吾爾人已經有各種各樣的矛盾。
西藏也是。唯色先生已經說了，文化大革命期間，幾千個寺廟被破壞得沒有留下一兩處。這些都是從文化大革命來的。
我們所說的盲區是在哪裏呢？第一，從善意的角度解釋，漢族知識分子還沒有這個意識，沒有考慮到這樣的問題。另外還有就是我們在考慮邊疆少數民族地區文化大革命問題的時候會發現這樣的問題，那就是在我們內蒙古、或新疆、西藏，所有的漢族人，不管他是幹部也好、黨員也好，或是一個農民，或是一個不識字的人，或是要飯的，在針對少數民族的時候，他們永遠是支持北京政權，支持共產黨政權，支持漢人政權的。
這一點讓我們少數民族覺得，你們在針對我們的時候，你這個被打成黑五類的漢族人，也是跟共產黨保持一致的。不管是黑五類也好，紅五類也好，漢人在針對少數民族的時候，他們永遠是團結在一起的。所以這個民族問題從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來就一直沒有解決，並不是這兩年才有的問題，這個問題不好解決的根源也就在這。
“文革”與日本的糾葛
在中國共產黨當局采取的口號、政策、做法使越來越多的中國人擔心成大禍患的文化大革命（1966 –
1976）有可能在中國卷土重來之際，文革研究在中國成為禁區，甚至成為中國媒體竭力回避的禁忌話題。與此同時，在自由民主國家，文革則是一個眾學者持續研究的課題。日本靜岡大學文化人類學教授楊海英就是眾多文革研究者之一。
在多年來對文革的研究中，在中國內蒙古出生長大的楊海英特別注意文革對全世界的影響。由於多年在日本學習、工作並成為日本公民，他對文革在日本產生的影響尤其注意。他認為當今日本學術界對文革的批判力度和尖銳性不如西方國家的學者，盡管日本有三島由紀夫這樣的作家在文革開始不久就發表聲明表示堅決反對，著名作家司馬遼太郎則在文革尚未結束時對中國的蠻橫外交提出強烈的批評。
以下是楊海英教授接受美國之音采訪記錄的第二部分。楊海英發表的是他個人觀點。
日本人對中國文革如何看
金哲問：我們知道，文革不僅是中國的事情，在文革進行時它就已經具有世界性的影響了。在法國有文革風暴，在美國也有，在日本也有。大學年輕學生起來造反，造教育製度的反，造政府的反。關於日本與文革的問題，我現在有兩個問題想問。
第一個問題是，在文革初期，日本作家三島由紀夫起草了一份有關文革的聲明，那份得到另外三名著名作家川端康成、石川淳和安部公房聯署的聲明表示確表示反對文革所展示的以意識形態和政治權力碾壓學術和藝術。在三島由紀夫等人發表這種聲明的時候，日本社會大眾和學術界如何看文革？在文革發動55年之後，日本社會大眾和學術界如何看文革？
楊海英答：我可以從第二個問題開始回答。這就是，我們知道日本是亞洲最先進入現代化社會的一個國家。我們現在漢語當中的很多詞，比如說共產、共和、民主、人民這些詞都是從日本引進的。也就是在日本明治維新之後我大清國派到日本的留學生帶回來的，後來在漢語白話文當中留存下來，也就是漢語概念的再引入。
日本一直是一個在思想上很開放的社會，西方的馬克思主義、社會達爾文主義，進化論等思想它翻譯得非常快。這些東西置換成漢字之後，中國人用起來就非常方便，馬上就引進到中國，引進了之後也不覺得是從別人那兒引進的，用起來得心應手。
日本的社會風土有一種自由主義和左派這樣的所謂的進步思潮，這樣的社會風氣一直很強。這就導致日本對中國往往是以善待中國的眼光來看中國，再加上從（1905年）日俄戰爭以及（1931年）九一八事變，日本侵略了中國，還有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戰敗之後，日本反思自己的曆史，很多日本人覺得日本的道路走錯了，他們對中國有一種負罪感，再加上自由主義的思潮，他們往往就覺得中國怎麽說我們就不用管了，中國幹什麽都是對的。我們日本對中國做了壞事，中國怎麽樣我們就不要再說什麽了。
他們明明知道大辦人民公社的時候餓死了那麽多人，他們住在北京飯店的那些作家、媒體記者都假裝看不見。還有，在文化大革命發生的時候，他們明明在街上發現了武鬥，親眼看見了，他們也知道老舍跳進太平湖去了，但他們從來不提這些事。他們還說郭沫若如何風光得厲害。這些事其實他們都知道，但他們都覺得反正是中國的事情，他們自己的事情讓他們自己辦，而我們日本對中國做過壞事，我們就不要提那些事了，都是基於這種負罪感和贖罪感。
另外一種情況是跟上麵相反。中國先前叫支那，很多日本人就說支那人就是那種德行，他永遠也現代化不了，永遠就是那種落後的狀態。所以中國出現人吃人的問題也好、餓死人的問題也好，或者是暴力也好，還有現在的民族問題解決不了也好，反正這都是支那的問題，支那就是那個德行。從由負罪感而來的（對中國發生的種種壞事）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到中國什麽事情都是好的，其實都是一脈相承、一體兩麵。
像您剛才提到川端康成和三島由紀夫，這些人他們其實是良知派，從思想上來說，從日本近代哲學思想上來講，可以把他們劃歸到保守派，或中庸保守派，反正他們不是自由派。這些人覺得日本對中國應該一是一二是二，曆史上我們從中國學到很多東西，近代化之後中國又向我們學了一些東西。戰爭是戰爭，現在中國發生（殘暴的文化大革命）這種事情，怎麽看也是一種反智的做法，怎麽看也是對人民、對一般的人有問題的做法。
所以在文化大革命初起的時候，他們就發出了質問中國、質疑中國的聲音。但是很遺憾他們的聲音沒有成為日本社會的主流，這種情況一直到現在都有。現在也有不少日本人認為反正是中國，中國肯定是亂七八糟，不要跟中國沾邊。這是一種想法。另外一種想法就是，中國怎麽會有這種壞事呢？維吾爾族人的問題、蒙古人的問題，算了算了，我們對中國做過壞事，我們對它點頭哈腰就行了，很多日本人就是這樣一種心理。
日本學界對文革對中國研究的問題
問：在您看來，在日本，尤其是在日本學術界，同情文革甚至為文革評功擺好的人大有人在。為什麽會這樣呢？難道他們都沒看到文革造成的禍害，不知道中共自己都一度承認文革是一場浩劫嗎？
答：這個問題也觸及到了日本的中國研究、亞洲研究的一個最大的問題。
有一些日本哲學家曾經這麽講，日本怎麽看中國，怎麽看亞洲，其實是日本人怎麽回頭看自己的問題。對他們來說，中國、亞洲是一種方法，是一種道具，是一麵鏡子。他照鏡子的時候，會想中國那麽髒亂差，我們日本多好啊。他照中國照出來的是髒亂差的那一麵。另外他們還照出來中國幾千年的曆史曾經也對我們做出貢獻，我們還向他們學習過漢字。
總之，（在這樣的研究中國的日本學者看來）中國就是一麵鏡子。他從來不切入中國社會，做到A是A，B是B。比如說文革是怎麽回事，中國自己都否定了文革，當然否定得不徹底。中國社會曾經承認過這是一個問題，國際社會當然都承認這是一個問題。而日本學術界也可以一是一，二是二這樣研究文革。
日本不是說沒有這樣的人，但絕大多數的人或者說所謂的中國學者，他們往往是通過中國來講日本自己的問題。他們說中國那麽差，言下之意就是日本這麽好；說中國那麽好，言下之意就是要批評現在的日本政權，日本的黨派，日本的思想界。
所以，不願意否定文革，或者對文革有千絲萬縷的情感和懷舊的日本人，其實是對日本的現狀不滿。稍微有一些遠大理想的人，他們會對現在的世界狀況不滿。所以他們還是想中國當初向全世界輸出革命的時候多好，我們可以走光輝的道路等等，他們認為還是那樣好。這是一種死灰複燃的現象。
司馬遼太郎的史觀卓識
問：由於偶然的原因，我得到一本一度被中共當局視為日本友好作家的司馬遼太郎的一本中國遊記《從長安到北京》。那本遊記記錄了司馬遼太郎在文革即將結束時訪問中國的所見所聞所思。我看到司馬遼太郎當時對中國有強烈的批評，尤其是批評當時的中國駐日本大使館強硬幹預日本劇團“文學座”的藝術創作和演出，無視“文學座”是日本的而不是中國的劇團，無視日本憲法保障日本人的表達自由。我的問題是，司馬遼太郎生前是著名作家，他這種思想意識在日本作家當中有多麽普遍或有多麽罕見？
答：司馬遼太郎先生對日本社會的影響還是非常大的，大到什麽程度呢？日本國民的曆史觀可以說是非常接近司馬史觀。頭腦比較保守的學術界認為司馬遼太郎是一個作家，他的曆史觀怎麽能成為我們史學家的曆史觀呢？這當然是保守派學者的看法。但是反過來講，日本的國民，所有的讀書人都普遍接受司馬遼太郎的曆史觀，也就是司馬史觀。
司馬遼太郎在這本書中提到的中國粗暴幹涉日本劇團創作和演出的事情發生在日中建交之後不久，當時兩國正處在日中友好文化交流的階段。那個時候中國就有粗暴幹涉日本國內事務的駐日使節，那時候就有戰狼外交的先例。
司馬遼太郎訪問中國的時候，後來當了中國外交部長的唐家璿是他的翻譯。他訪問西安的時候，看到（漢代武將）霍去病馬踏匈奴的碑感歎不已，覺得中國人怎麽活在這麽一種自我滿足的世界裏。他感歎說：漢武帝對匈奴的戰爭是正義的，匈奴對漢人就是侵略。
這樣的觀念中國人到現在還有。蒙古人、維吾爾人、吐蕃人進來就是外族入侵，我們到蒙古、到新疆是開疆擴土。他到日本海邊就說這是中國領土，日本打到中國那就是侵略。這是非常有意思的曆史觀，司馬遼太郎先生很早就發現中國有戰狼的勢頭，中國有大中華思想。大中華思想又和社會達爾文思想一拍即合。司馬遼太郎當初看破的這些事情正是中國現在無法解決的問題。
問：您剛才提到日本人對中國有兩種想法，一個是我們過去對中國做了不好的事情，所以中國現在的事情我們最好不要批評。再一種觀點是認為，支那/中國就是落後，就是野蠻也是沒治了。在這兩種思想之外，我們還知道日本過去還有所謂的大東亞思想，認為黃種人是所謂的優秀民族，日本應當聯合其他的黃種人，包括中國人在世界上跟白種人一爭雌雄。這種所謂的族裔觀、人種觀在日本還有多少市場，或者是否是已經變得十分可笑了？
答：這種所謂的泛亞主義在日本現在是沒有市場了，已經成為曆史。但是還會以其它的形式傳播到其他地方、其他民族中間。這種思想很有意思，比如說傳到俄羅斯的時候，俄羅斯就有了歐亞主義等等，所以這種思想影響還是有的。但是在日本已經沒有多少市場了。
華客新聞 | 時事與歷史：文化人類學教授楊海英： 中國的“文革”從未結束
相关推荐: 台灣女孩日！蔡英文︰為每一個勇於突破超越自我的女孩喝采
蔡英文表示，為每一個勇於突破、超越自我的女孩喝采！ 圖：擷取自蔡英文 Tsai Ing-wen臉書 總統蔡英文今 (11) 日在臉書發文表示，今天是台灣女孩日，我們要為每一個勇於突破、超越自我的女孩喝采！ 蔡英文提及，今年的東京奧運及帕運，有非常多位女性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