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可以把我們弄到雅加達嗎？”今年8月底，劉煒（化名）收到一則奇怪的求助信息。
劉煒在印度尼西亞務工超過五年了，在當地結識了不少中國務工者，也不時會收到求助的消息。但這條求助信息在他看來實在太奇怪了，“去雅加達不是買張機票就好了”。
發出這則求助消息的是五名在印尼東南蘇拉威西省務工的河南工人。
在後續接觸中，劉煒注意到，這些人缺乏基本的海外務工常識——他們不知道怎樣離開工作園區到印尼首都雅加達；不懂得下載當地的約車軟件、穀歌地圖等；甚至連ATM取款都不會操作。“他們甚至問過我，可以取到現金嗎，我們是取人民幣還是印尼盾？”劉煒對液態青年回憶。
9月2日，來自這五名工人的求助信出現在中國社交媒體上。
根據求助信和工人家屬提供的信息，自今年6月開始，前述的五名工人想要辭職回國，但他們的護照在入境印尼後便上交至公司，公司安排他們回國的計劃一度擱淺，工人持續三個月要求取回護照未果，因而難以自行回國。
據五名工人的代理律師劉毅龍轉述，五人在無奈之下，試圖用偷渡的方式，經馬來西亞回到中國。9月19日，因非法入境，他們在馬來西亞柔佛州一處海邊被當地步兵逮捕。
出海
“你不是在印尼嗎，為什麽在馬來西亞？”9月19日，張婭傑給丈夫魏朋傑發出一連串問題。
當日早上7點左右，已經一整天沒回消息的魏朋傑，突然發來一則消息——他在馬來西亞被抓了。
從魏朋傑斷斷續續的回答中，張婭傑得知丈夫和同鄉工友在印尼找了“蛇頭”，一起偷渡到了馬來西亞，結果“被抓了”，“會送去移民局”。張婭傑尚未搞清楚事情的經過，丈夫便再次失聯了。
張婭傑告訴液態青年，魏朋傑到印尼的園區工作大半個月後，就懷疑自己被騙了，並擔心無法按照計劃回國——彼時，園區裏有的工人已經超期滯留了一兩年。
31歲的魏朋傑長期在工地裏打工，2019年前後，他到迪拜工作過幾個月，此次印尼的海外工作機會也是當時在迪拜結識的工友介紹的。最初，張婭傑擔心新冠疫情風險，不同意魏朋傑到印尼工作。魏朋傑考慮到自己在國內工地的工作不穩定，妻子身體不好無法打工，小兒子才2歲，大兒子還在上小學，他不想錯過這個待遇不錯的機會，執意去了印尼。
此次和魏朋傑一起偷渡的還有王蘭的丈夫張強——他此前長期在全國各地務工，主要做焊工。王蘭隻知道丈夫這份印尼的工作是別人介紹的，他的務工所得則是其家中的主要收入來源，他們計算過，到印尼工作的話，每個月可以多賺3000元。
根據包括魏朋傑和張強在內的五名工人的自述文章、家屬提供的資料，他們在今年3月經人介紹到印尼工作，工作地點在印尼東南蘇拉威西省的莫羅瓦利（Morowali），位於俗稱大K島的蘇拉威西島上，與首都雅加達不在同一島上。五人在3月入境印尼，並於4月15日正式開始在工地工作，但工作前並沒有簽訂任何合同。
王蘭向液態青年出示了一份工程勞務合同模板，並表示這份模板的內容是丈夫到印尼工作後收到的，合同甲方為一家在江蘇省注冊的建材公司，該公司的業務範圍不包含海外勞務派遣。10月13日，液態青年致電該公司，但電話無人接聽。
綜合家屬的講述和工人自述文章，五名工人在印尼的工作地點是一家名為“某龍”的鎳礦產業企業。資料顯示，該公司是一家開設在印尼的中資企業，有大量中國籍員工，而五名工人並非直接受雇於公司，他們屬於外包公司員工，崗位是焊工和安裝工。
曾在該公司工作超過一年的佟軍（化名）向液態青年透露，園區的中國籍工人大多有三種來源，第一種是受聘於“某龍”在國內的總公司，屬於總公司的外派員工；第二種是由一家專門為該公司派遣中國籍工人的勞務公司招聘而來；第三種則是外包公司聘請的工人，外包公司主要承接園區的基建工作，包括設備安裝、電焊、蓋廠房等。園區的環境。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這其中，外包工人的管理體係是完全獨立的，公司並不會直接管理外包工人。此外，外包工人的宿舍、食堂、薪酬待遇都完全不同於公司正式員工。佟軍介紹，前者通常隻能住在板房，要自己做飯，薪酬都靠和外包老板談，受傷後的醫療也沒保障，“說白了就是農民工”。
沒有護照的“皮球”
2021年6月中旬，魏朋傑最初的預感應驗了，老板透露了一個消息——他們可能無法在6月回國。
五名工人在自述文章中講到，按照原本的約定，他們在印尼每天工作9小時，每月保底工作27天，每天薪酬是500元人民幣，每月生活補貼1萬元人民幣，總工期是五個月，他們會在工作第六個月現場結清薪水回國。此外，在中國的14天隔離期還能得到每天200元人民幣的補助。
然而，在6月中旬收到合同後，他們發現合同中每月生活補貼大幅度降至1000元，工資也不會一次結清。日常工作中，他們的工時增加至每天9.5小時，工作時稍微休息就會被記錄下來，作為扣工資的理由。
發現合同條件和約定不符後，五名工人拒絕簽合同，並想辭職回國。
這時，老板提出，每人要交納7.5萬元人民幣才可以安排回國，但從6月12日到7月5日，他們都沒有得到老板的明確安排，期間老板也不再給他們安排工作，他們隻能每天在宿舍裏等待。
除此之外，五名工人發現了更致命的問題——護照不知道在哪裏。他們記得，抵達印尼的隔離賓館後，護照被安排統一放在盒子裏，之後他們再也沒有見過自己的護照。在一段家屬提供的工人和外包公司人員交涉的錄音中，外包公司工作人員說，“沒有我們的同意，你是拿不到護照的”。
佟軍告訴液態青年，他作為“某龍”的員工，護照也在抵達印尼後被公司收走，需要回國時，才會把護照發回給他。他還提到，他的同事在提出辭職後，公司先是拖延處理，特意不安排工作，還要求他每天支付六十元的生活費。“少點人幹活，公司沒事，但老百姓耗不起，拖幾個月，你還得領著禮物去道歉，繼續上班。懂點法律的，也得耗幾個月才能走。”佟軍說。
10月13日，液體青年致電在國內的“某龍”公司的印尼招工部門，接線人員表示不清楚扣押護照的情況，也沒有收到任何關於扣押護照的內部投訴，並稱“領導全部不在公司，不清楚”。而位於印尼東南蘇拉威西省肯達裏的“某龍”公司電話則無人接聽。
在宿舍等了超過20天後，五名工人遇到一名聲稱是“某龍”二期工程的外包公司老板，他表示，每人交5萬元就能被安排回國。7月6日當晚，這名老板安排了車，把他們從三期工程接到了二期工程——兩地相距有超過十小時的車程，二期工程位於肯達裏的莫羅西(Morosi)。
遠在國內的工人家屬在得知丈夫們出海打工遇上麻煩後，也一心隻想讓他們盡快回國。
王蘭和張婭傑透露，她們為那五萬塊錢湊了半天，其中包括來自親戚的借款、銀行貸款。那之後，張婭傑也因家中沒有收入，要到外地工廠打工。
錢交上去了，但五名工人卻沒有如願被安排回國——從7月中旬到9月，他們先是被安排了核酸和核酸抗體檢測，其中一人的抗體數值沒有通過；第二次檢測後，其餘四個人也沒有通過。此後，五人便開始了隔離生活，後續的幾次核酸抗體檢測中，他們均被告之未能達到回國標準。收了他們“回國費”的老板，此時則稱沒有航班。至於護照的具體下落，他們打聽不到。
“我們隻想回去，別無他求。但之後我們變成了一個沒有護照的皮球進退兩難。”他們在9月發出的求助信中寫道。
求救
工人家屬告訴液態青年，求助信發出後，中國駐印尼大使館為他們提供了協助，9月3日，工人交出的5萬元費用在扣除夥食費後被退還，並有工作人員開始協調返還護照的事宜，就此建了一個微信群。但直到9月11日前後，工人們仍未得到取回護照的確切日期。
家屬們也感受到他們的焦急，在安排返還護照的微信群裏，五名工人每天都在追問領護照的日期。張婭傑記得，那段時間，丈夫時常到淩晨仍無法入睡，他在電話裏說對不起妻子，對家人很內疚，平時都隻留在宿舍裏，也沒有和其他工人聊天的欲望。
讓她更意想不到的是，9月19日，她收到了丈夫偷渡被抓的消息。
據馬來西亞華文媒體《星洲網》報道，和五名中國工人一同被捕的，還有十名印尼籍偷渡者。當地步兵觀察到，他們是乘船靠岸的，隨後藏匿在海邊。長期在印尼務工的劉煒透露，時有印尼本地人會經水路偷渡至馬來西亞工作，他推測五名工人是聽信了當地蛇頭的話，與本地人一同偷渡至馬來西亞。《星洲網》報道的被拘留的偷渡者，其中包括五名中國工人。圖片來源：《星洲網》
“害怕的不是當地政府把他們抓走，而是被蛇頭或者恐怖分子抓了，把他們（殺）害了。”張婭傑回想起剛收到消息的時候。
那天她原本在外地上班，收到消息後，隻顧著給中國駐馬來西亞大使館打電話，“手機一天都要充三四回電”。不久後，她辭職回了老家的村裏，每天做些農活，照看兩個孩子，“幹活時，心情也不舒暢，吃飯也是應付著吃兩口”。
此時的王蘭也很忐忑，“不知道他在那邊的遭遇，不知道發生什麽事，現在人也見不到，挺糟心的”。王蘭家有兩個孩子，分別上幼兒園和小學，家裏的老人正在住院，這段時間，她每天重複著在孩子的學校、醫院、家裏連軸轉。
家屬的忐忑持續了好幾天，直至有朋友給她們發來一則馬來西亞當地華文媒體的報道，證實了五人因非法入境馬來西亞而被大馬步兵拘捕，將移送移民局處理。張婭傑看到新聞後，稍微安心了一些——最起碼知道他們是安全的。
在佟軍看來，五名工人選擇偷渡回來，既“倒黴又太急”——園區雖然偏僻，但周邊也是有交通工具可以去往機場的，如果他們要自行離開，或是買好機票一定要走，公司應該也會讓步。據他了解，有的工人會很強硬地要求回國，這類工人一般被拖幾個月後，會被安排簽署一份免責聲明，然後便能領護照自行離開。
“但也不能怪他們，本來出國想賺點錢，疫情又嚴重，加上被外包老板坑，扣工資、沒活幹，害怕被報複，放誰身上也要鋌而走險。”佟軍補充道。
劉煒則認為，原本在疫情期間想要回國，就如取西經一般難——核酸抗體檢測可能不達標、航班不穩定，而如今五名工人的處境如同要取兩趟西經。
在國內的法律谘詢網站、知乎、百度貼吧等平台上，自2016年至2021年，均有用戶發帖求助，稱自己或家人在印尼務工時，護照被公司扣押而無法回國。
五名工人家屬委托的馬來西亞律師劉毅龍告訴液態青年，工人們目前被拘留在當地移民局中。10月5日，劉毅龍會見了五名工人，因為語言不通，會見之前，在押的工人並不清楚自己的處境和可能麵臨的問題。
會見次日，劉毅龍接到了馬來西亞移民部門的通知，考慮到疫情的影響，為減少群聚，馬方將不會以偷渡起訴五名中國工人，隨後他們將進入遣返程序。劉毅龍透露，目前仍無法估算出五名工人的回國時間，一方麵是受疫情影響，核酸及核酸抗體的檢測數據、航班狀況等都會影響其回國；另一方麵是五名工人均沒有護照，必須先取回護照或進行補辦，才可以開啟遣返程序。
五名工人的家屬正試圖為他們補辦護照。“如果護照可以在短時間內發出來，再加上有合適航班的話，我相信會蠻順利的。”代理律師劉毅龍分析道。
王蘭告訴液體青年，中國駐馬來西亞大使館暫時還未回複具體的護照補辦流程，她現在隻希望他們能盡快回國。
對張婭傑來說，確認丈夫沒事已是莫大的心理安慰，接下來的時間，似乎隻能等待。
華客新聞 | 時事與歷史：中國勞工偷渡被抓：我們隻想回國，別無他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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