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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喬裝 家長放哨:“放心上課,有情況絕對讓你先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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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當人們開始用各種方式規避政策時,搞笑段子就成了荒誕現實。

一個公司的邊界可能在哪裏?最近兩個月,這個問題有了新的答案。

“最讓我沒想到的是,公司居然還要做羽絨服。” 一位熟悉猿輔導業務的人說。

在線教育公司做羽絨服,聽上去不過是最終會被放棄的諸多調研方向之一。但國慶期間,猿輔導在 BOSS
直聘掛出的服裝設計崗位。負責招聘的人說現在團隊已經有 5 個人,準備做時尚的戶外羽絨服,麵向成人市場。

那位熟悉猿輔導業務的人對《晚點
LatePost》說,現在猿輔導手上就三張牌:去年融到的數十億美元、數億學生都知道的猿輔導品牌、在廣告大戰中積累的流量。接下來就是要想辦法怎麽把這幾張牌變現,“新消費是現在的熱點,冬天也快到了。”

9
月底,猿輔導母公司的一家關聯公司已經全資控股了北京冰原服飾有限公司。據教育垂直媒體多知網報道,這家公司的法人陳萌滄是猿輔導創始人李勇在網易新聞期間的前同事。

7 月下旬公布的中國教育 “雙減”
(中小學生減輕校內校外負擔)政策,讓所有從業者都不得不找新方向,不管這個方向是不是和教育相關。

新規禁止所有教育培訓機構在周末和假期為中小學生提供學科培訓。中國教育培訓市場最有利可圖的部分幾近消失。周中開學科培訓,也需要機構轉成非盈利組織。

公立學校也要確保小學一、二年級不布置家庭書麵作業,更高年級也得限製作業時間,全麵減輕校內負擔。

“雞娃” 這個詞已經誕生十多年,隨著就業壓力前移為升學壓力,學生和家長的焦慮程度日漸遞增,2020
年的教育投資潮後,更多大公司成長起來,拉攏更多學生家長買課以換取增長。根據《晚點
LatePost》統計,去年投向中小學學科教培市場的風險資金就超過 500 億元。

中小學減負政策以前所未有的力度落地,切斷了這個市場與資本的聯係,覆蓋了中國近 2 億中小學生 12
年求學曆程。政策對下一代人的影響將在幾十年裏逐漸展開。

在此之前,賬上還有幾十億元的公司不會說關就關,總得找辦法活下去。家長的焦慮也不會就此消失,而是以更加隱蔽的方式呈現。

羽絨服

9
月開始,猿輔導、作業幫、好未來、新東方等各家教培巨頭都暫停了招生,並裁撤了數萬名輔導老師、銷售等。新東方、好未來更是開始關閉各個城市的中小學學科教學點,當周末和假期都不能再上課後,這些教學點難以承擔昂貴的房租和師資。

一位作業幫中層看著自己原本一百多人的團隊少了一半,又少了一半,到中秋節前,隻剩寥寥十幾個人。當他正準備和這十幾個人繼續支持公司新方向的時候,他也收到了裁員通知。離開的時候,他和老板說,“如果公司需要,我隨時都可以回來。”

但另一些人突然發現自己更被重視了。一位作業幫戰略人士說,現在
“感覺自己特別重要”,當競爭最激烈的時候,戰略的工作更多是關注競爭對手在做什麽,自己公司是不是該跟進。但當各家都不得不在一片黑暗中摸索的時候,戰略就成了提著燈在前麵探路的人。

他梳理了所有教育公司可能做的產品,最後選擇了教育硬件。他語氣神秘,相較字節跳動、騰訊做的學習台燈,和新東方做的學習機,他們想做的是
“不一樣的東西,這樣才有贏的可能。”

除了羽絨服外,猿輔導也在嚐試做電子教材內容,將教材的知識點做成一個個動畫短片,再裝進學習機裏,直接賣給消費者或者賣給學校。他們還研究過玩具、母嬰用品,近視眼鏡等方向。

一位熟悉字節業務的投資人聽說,字節圍繞動畫、玩具做了諸多調研,因為公司在嚐試塑造動畫
IP,考慮生產玩具。但他對這個方向表示懷疑,“以前孩子反複看電視才記住那些動畫形象。現在抖音上那麽多選擇,孩子憑啥就記住你的動畫形象?”

另一位在一線教育機構工作的人士最近在研究老年人市場,發現除了廣場舞教學課程,最火的就是教老年女性如何得體穿旗袍的禮儀課。他自己也覺得
“跨度不小”,公司根本沒怎麽接觸過老年市場。

“我們也知道,大的戰爭已經結束了,小的戰役很難扭轉戰局。”
說完這句,他低下頭歎了口氣。短暫沉默後,他說,可大家就是不甘心,即使從頭再來,今天的起點也已經遠遠好於十幾年前公司剛創辦的時候。

不是所有公司都還有從頭再來的機會,相較於資金相對充足的大公司,中小創業公司在過去兩個月直麵死亡。

一位北京的教育創業者在 9 月退租了上課的教室,因為一半以上的學生已經申請退費,他將剩下的學生拉去自己 160
平米的家中上課,每次上下課有人開車接送。他主要精力已經轉向新開的餐館,並準備把退費學生的課程折算成餐飲充值卡,返還給家長。

投資人們基本已經放棄了向中小教育公司要回投資款,為了避免被牽連。過去兩個月,他們忙著幫這些公司嫁接資源:例如把青少年的學科課程換成另一家被投企業的成人知識付費課程,或者把編程課程換成另一個投資項目的輪胎打折券、加油優惠卡,給家長彌補點損失。

一些家長不願把手裏上萬甚至幾十萬的課程折算成這些東西。投資機構找來了第三方投後公司,培訓教育公司創始人們如何化解家長上門鬧事的危機,金木衣(化名)過去一個月就做了多場培訓。

要避免家長要求退費,大鬧辦公樓的場景出現,需要諸多實操技巧。例如家長一般會在地鐵站或者廣場集結,公司需要在這些地方安插眼線報信,一旦人群走進辦公樓,就安排掃健康碼,散開人群。

在此之前,金木衣服務的是殯葬公司、KTV、夜總會,積累了應付危機的經驗。當群情激憤的時候,CEO
一定不能露麵,因為會讓人們更激動。要將情緒激動的家長引導進不同會議室,並且關掉會議室裏的攝像頭,避免出現肢體衝突說不清楚。

教育行業的景象啟發了金木衣,他開始拓展更多行業,以分散風險。

想要降低風險的,還有政策高壓下依然給學生進行學科培訓的 “遊擊隊”。

茅台

那是個過於擁擠的房間:不到 60 平米的兩居室裏,堆滿了嚴立學(化名)和女友兩個人所有的生活用品,數萬元現金,和超過 30
箱白酒,其中超過一半是茅台,另一半則是五糧液和西鳳酒——如果把這些箱子層層堆起來,得有三層樓高,換成現金也能在嚴立學的老家,一個三線城市買下一座獨棟小院。

不是白酒經銷商,也不是官員,嚴立學是一位 “上私課”
的課外輔導老師,曾在多家在線教育機構任職。用現金和茅台酒來收學費,是嚴立學從一位學生家長那裏學來的。

“抓那些微信收款的老師可能隻需要五分鍾。” 然後呢?“然後,怎麽判定白酒的價值,是不是算違法所得,就有操作空間了。”
嚴立學表情透著得意。

在中國焦慮的家長和競爭激烈的學生群體中,“上私課” 從來就不是什麽新鮮事。但在 “雙減” 落地後,“上私課”
的地點從隱蔽處轉向更隱蔽處,上課方式從搞笑的段子變成了荒誕現實。

見到嚴立學的時候,他梳著三七分的油頭,穿著藍色的襯衫,扣子扣到了最上麵一個,配上黑色皮帶和灰色手提皮包,就像中層幹部或者教導主任。但實際上他隻有
28 歲,平時愛穿印有卡通頭像的 T 恤、收藏動漫手辦。

見麵的那天是周末,嚴禁機構為中小學生提供學科培訓,也是嚴立學每周最忙碌的時候。上午,他在一所大學的籃球場上課,一位任教的家長提供了場地。他一邊拿著籃球,時不時投投籃,一邊給四位拿著平板電腦的學生講物理課。他將這些學生家長所在的群命名為
“體育理論知識提升”,課上講的內容是 “籃球的受力分析。”

結束了這節 “體育理論”
課,他又匆忙趕到一家事業單位的辦公樓,給三個孩子上物理課。當陌生人嚐試單獨進入這棟辦公樓時,保安會要求登記姓名身份證號,打電話讓內部聯係人來接。

正是因為足夠安全,嚴立學才敢 “頂風作案”。他曾在核心區域的居民樓內,走過三道
“防線”,進入學生家中。家長們在小區大門、單元樓大院門口和單元樓下各設了一道
“崗哨”,一旦看到一隊陌生走來,就以掃健康碼、身份登記等諸多程序拖延時間,單元樓南北各有一個出口供老師
“撤離”。家長篤定地告訴嚴立學,“老師你就放心上課,一旦有情況,絕對能讓你先跑掉。”

上完了下午的課程,嚴立學又匆匆走進辦公樓附近的酒店,還有上百位網課學生等著他上課。

主流的線上教室提供商均封禁了周末給中小學生進行學科培訓的教室。嚴立學每節課都在不同的軟件上課,直播教室的名稱改成 “xx
公司會議”,他甚至還考慮等到風聲更緊的時候,讓所有學生的電腦上都裝上軟件,直接在國外最大的視頻網站 YouTube
上直播開課。

招徠這些學生的方式就像進行某項軍事任務。在一張招生 PPT
上,滿是高中各個學科的課程,每個課程後麵都跟著一串串代碼,HAA、JBA、HBD。

“不懂代碼含義的,壓根不是我們的目標客戶。” 嚴立學說,第一個字母代表真實年級,按照 26 個字母順序,H
代表的就是初中八年級,第二個代表學習進度,第三個代表學習難度。

對嚴立學來說,“雙減” 給他帶來的最大的影響是,新報名的學生實在太多,有點接不過來了。所以通過這種代碼 “公開 ”
招來的學生已經沒有多少。家長們之間相互介紹已經能給他提供足夠多的生源。他周末兩天最多能上課 20
小時,兩天賺兩萬,年收入上百萬。

相較於我接觸的其他幾位 “上私課”
的老師,嚴立學賺的最多、考慮的也最多。當別的老師還在咖啡館、自己家中給學生上課,用微信收學費時,嚴立學已經往返於辦公樓、體育場和有人“放哨”的住宅樓,學費隻收現金和名酒,甚至把銀行卡上的十幾萬全部換成了茅台,就為了不在網上留下任何痕跡。

他還谘詢了兩三位律師,得知個人老師被舉報查處,最嚴厲的處罰可能是上征信黑名單和被短期拘留,“如果嚴打,我的競爭對手會少很多很多。”

家長委員會

校外培訓機構在大收縮,但不少家長提高孩子成績的需求沒有消失,一部分人甚至因此背上了更重的壓力。

夏君山(化名)的孩子在西南省份的一所公立小學上二年級,“雙減”
之前每天放了學能撒歡兩小時。政策禁止一二年級布置書麵家庭作業,並且不允許一二年級有紙麵考試之後,她玩的時間隻剩下半小時。

孩子回家額外寫一小時作業,他再花半小時檢查,就到了晚上 8
點半。之後再讀讀英語,練練琴,孩子就得洗洗睡覺。之前他和妻子不需要檢查作業,孩子都是在學校寫完作業回來,現在必須有個人盯著。

額外增加的作業來自一個分工明確的組織——家長委員會。班級家長群定期選出委員會的會長和十幾個業務骨幹,會長負責和各科老師單線溝通,確定本班學生每天需要額外完成的習題。習題由家長自行批改,練習冊由家委會統一購買、不強製,不另外收費。

家長委員會用 “公司製管理”,避免一切不必要的麻煩。給孩子們買額外作業的費用來自每人一年 300
元的班費,家委會中專門有人負責財務、出納、審計,每個月公開一次審計後的賬單。

夏君山跟我抱怨,之所以做的如此規範,是因為現在家長們舉報的渠道實在太通暢——去年中秋節,學校組織學生們舉辦慶祝活動,讓每個學生從家裏帶一道菜。活動還沒開始就被家長舉報了,名頭是可能存在食品安全問題。

家委會和老師之間已經達成了默契。家委會明麵上和老師沒有任何交集,老師不在家委會微信群中,也不會在班級內公開提到額外的練習冊。但老師每天都會和會長溝通,指導家委會的作業進度,也會一對一把成績排名發給家長,盡管政策明令禁止義務教育階段對學生進行排名。

老師們也需要家委會這種 “民間力量”
盯住學生,他們的工作時間往往已經被備課、上課占滿。以往孩子三點半放學他們就能夠下班,現在還需要多加兩小時的 “課後服務”
時間。一位在珠海公立學校工作的小學老師告訴我,課後服務的報酬是一小時 50
元,內容就是擺張桌子在教室外等著學生來問問題,“這其實是種變相的課後輔導,但沒辦法,學生最後考得不好老師考評也會受影響。”

隻有孩子們搞不清楚狀況。夏君山七歲的女兒有時候會寫著寫著額外的作業,抬起頭來問他,為什麽隻有我們班有作業,別的班沒有?夏君山就擺出不容置疑的嚴肅臉,“學校不讓布置,這是老師偷偷布置的。你可以不寫,但是被老師罵的就是你了啊。”

在夏君山看來,老師願意在多大程度上關照孩子,取決於家長和老師之間的關係。這位中年父親在一家大公司做技術實施,跟我聊天一小時中間就三次被客戶來電打斷。掛掉客戶的電話後,他說,“平時怎麽和客戶搞關係,就怎麽和老師搞關係。”

不能送得太刻意,一般是給自己家孩子買東西的時候,也給老師家孩子買一份;也不能送得太貴,老師出於禮貌,也會回禮,大約是
“我送你幾百塊的化妝品,你回我一個書包” 的程度。

根據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 年),原則上 50% 的應屆初中生畢業後要讀中等職業學校。

“家長怎麽能接受孩子比自己過得差呢?” 夏君山說,中考就是第一個大坎,所以從小學就要開始
“雞娃”,如果真的按照政策規定,限製孩子寫作業和考試,一直放鬆到初中再努力,“那跟開盲盒有什麽區別?”

華客新聞 | 時事與歷史:老師喬裝 家長放哨:“放心上課,有情況絕對讓你先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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