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年把“黨內右派分子”的帽子戴到時任國家計劃委員會主任辦公室副處長朱鎔基的頭上，確實是中共政權給自己人製造的無數“冤假錯案”之一。用當時的親曆者之一的話說：“他真的是被冤枉的。”
1957年春，中共中央提出開門整風，讓黨外人士對黨提意見；也號召黨內人士給黨提意見，幫助黨整掉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官僚主義。
在此期間，當時國家計委黨組也召開座談會，高崗倒台後由毛澤東親自任命的國家計委主任兼黨組書記李富春親自到會動員，請大家暢所欲言。朱鎔基最初沒有發言，但是為了避免冷場，有關領導再三讓朱鎔基發言，說：你是國家計委黨組成員的秘書，你不給黨組提意見誰提啊？一定要他提。於是，當時29歲的朱鎔基站起來講了3分鍾。
在這個“給領導提意見”的三分鍾發言裏，朱鎔基甚至連“官僚主義”四個字都沒有使用，隻是用“主觀主義”形容國家計委和地方省市計委的一些領導在編製計劃、預算時，往往不做認真的調查研究…….，其中“最不中聽”的一句，也不過是“這種主觀主義現象正在滋長蔓延，對國家計委的工作有害無利。”
但是，朱鎔基的這個發言之後，“整風”變成“反右”。在毛澤東和鄧小平等人要求加強清查右派份子的壓力下，國家計委對“幫黨整風”中的發言作了排隊……。按照官方媒體的說法：排來排去，發現朱鎔基的發言可以被視為“右派”言論。加上朱鎔基性格耿直，平時說話沒有顧忌，有棱有角，甚至鋒芒畢露，得罪了不少領導。到了1958年1月，朱鎔基被劃成“右派份子”。
朱鎔基當年在國家計委的同事、後任中國某協會領導的一位老人回憶說：“他是被錯劃的，本來是不應該有他的，但那時劃右派有任務，定指標，找不到那麽多人，就把他拉上了。”
總部在北京的多維新聞網曾發表專題文章介紹說：1958年4月，國家計委正式宣布朱鎔基被劃為“右派分子”，並開除了他的中共黨員黨籍。朱鎔基就這樣在即將踏入而立之年的時候，從一個年輕有為的幹部變為政治賤民。朱鎔基百感交集，表示自己沒有反黨。
該文章中還說：當時的右派生涯漫長而痛苦，知名人士李銳在接受記者采訪時回憶，“打成右派就意味著被打入另冊，全黨共誅之。很多右派被打，被拘禁，被押送到北大荒勞動改造，被殘害致死”。1998年3月，在朱鎔基作為總理的首場記者招待會上，有記者問起他的“右派”經曆。他表示，不願意回憶那段曆史。
而就是這段“被錯劃右派”的經曆，恰恰是他本人就任上海市長時，在上海市人代會上借“就職演說”之機主動介紹出來的。
一九八八年三月，表麵職務是上海市委副書記的朱鎔基即以上海市代表團團長的身份出席中共第八屆全國人大。如果說，八七年十月的中共十三大上因為朱鎔基僅僅當了個中央候補委員，所以其日後動向還很難被人猜中的話，那麽到此時隻要稍微知道一點中共政權組織運作常識的人即已經明白，朱鎔基馬上就會正式被“選舉”為上海市長。
三月三十日，在大會秘書處安排的一次向全國作實況轉播的記者招待會上，朱鎔基第一次以上海市負責人的身份在熒屏上亮相。雖然此時人們都已經知道他已被內定為上海市市長，但當時的台灣《人權論壇》雜誌社社長周幼非先生在提問時說了一句，“聽說你將出任上海市副市長，這消息可靠嗎?”，朱鎔基立刻回答說：“我需要糾正你的是，國務院派我到上海去工作，是去當市長，而不是副市長。”
眾所周知，在中共政權的政治詞典裏，所謂“黨管幹部”與“黨指揮槍”是同等重要。在此前提下，中共的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完全是“橡皮圖章”，“人民代表”們的所謂“表決”權實際上隻能行使一半，即隻能行使“表示”權，而不能行使“決定”權。說的更準確一點，應該是上級黨的組織行使了“決定”權之後，人民代表才能夠行使擁護上級“決定”的“表示”權。
當然，從一九九二年以後，中國境內的個別地區陸續出現過幾起地方省級人民代表的“表示”，同上級，也就是中央組織部門的“決定”不相吻合(中共政權稱此種現象為“選擇失控”)的情況。但在一九八八年的時候，這種“不與上級黨組織保持一致”的作法，對於各級人民代表來說絕對是一種政治異端。
而當時，絕大多數循規蹈矩的中共官員雖然都和朱鎔基一樣，明知所謂的“人大選舉”或者“人大任命”都是地地道道的“民主過場”，但在這個“民主過場”行使之前，都不會像當時的朱鎔基那樣，“落落大方”地在公開場合，甚至是在接受境外記者采訪的場合，主動說出自己的新任政府負責人職務是黨中央任命的。
自己對外宣布了中共中央對自己出任上海市長的任命之後，朱鎔基又不忘追加一句“上海市人民代表會議上，我能當選上海市市長的話，我將非常高興”。這正是朱鎔基在共產黨內為官的聰明過人之處。即沒有違反黨的“組織原則”，又獲得了外部輿論的“開明形象”的好評。
事後，立刻有上海的記者分析說：全國人大隻不過是一個表決機器，各地的代表每到開會時不過是應付差事而已。雖然朱鎔基也明白這個道理，但他卻能恰到好處地利用會議的機會，為自己還沒有正式出任的職務主動曝光，然後借此為上海吸引外資大肆造勢。他在全國人大記者招待會上的這番表演，既不忘說明自己目前“欽差大臣”(由中央派往上海)的特殊身份之重要，又巧妙地為自己順利“當選”上海市市長拉取了上海市人大代表們的好感。
當年筆者在撰寫《朱鎔基大傳》一書時，有幸結識了這位當年多次當麵采訪過朱鎔基的上海記者。他說，一九八七年十二月，中共正式宣布朱鎔基任上海市委副書記。八八年一月二日，朱鎔基與江澤民一起陪同中共總書記趙紫陽視察上海。上海電視台播出了這則新聞，次日的《文匯報》和《解放日報》又刊登了朱鎔基站在趙紫陽身邊的照片。自此，精明一點的上海普通百姓也都已經明白了，這位朱鎔基是中央派來準備接替江澤民上海市長職務的。
在當時舉行的上海市黨政幹部會議上，當江澤民第一次向與會全體介紹朱鎔基時，台下掌聲了了無幾，凸顯出江澤民的幾巴掌拍得格外地剌耳。而本來就生了一副嚴肅麵容的朱鎔基此時就更無法展出笑容了，心裏開始暗暗叫苦。
這位當年的上海大報記者評論說：當然，朱鎔基骨子裏還是共產黨。但是，通過他主動利用全國人大會議的記者招待會這一難得的機會為自己造勢的舉動本身，第一，說明他智商足夠，懂得見機行事和見縫插針；第二，說明他多少還有點民主意識，雖然知道共產黨政權的各級政府領導人根本不是民選，但還是明白必須爭取民意的道理；第三，說明他很有些開放意識，學會了西方政治家在公眾場合做秀的本領。
在全國人大的“首秀”即獲取境外媒體好評之後，回到上海的朱鎔基即在次月召開的上海市九屆人大一次會議再次展現自己的“與眾不同”。
在此之前，朱鎔基剛到上海時，他知道自己在上海沒有背景，為了服眾，不得不在一些場合強調自己是總書記趙紫陽同誌派到上海幫助江澤民同誌主抓經濟工作的。但在上海市的人大會議的場合，他卻又不失時機地做出一番尊重民意，接受上海市人民挑選的表現，先講了一通對江澤民領導的上屆市政府的豐功偉績高度肯定的廢話之後，即用“醜媳婦不怕見公婆”來形容自己好比是中央“嫁“到上海來的“媳婦”，口口聲聲“上海市人民的人大代表們就是專門對我這個‘媳婦’進行品頭論足的。”
接下來，即應代表要求介紹自己的經曆，從幼年時的窮苦出身，到清華大學的地下黨學生會主席；從一九五八的“錯劃右派”，到文革中“下放”離京……。如此一番表演之後，收到的立竿見影的效果就是，“中央派來的新市長是個老右派”的消息，迅速在全市老百姓和知識分子中傳開。
眾所周知，由於中共政權截止當時已經在中國大陸四十多年的統治時期內搞了一次又一次、一場比一場慘烈的政治運動，所以在整個大陸老百姓中早已造成強烈的逆反心理。這樣一來，“老右派”的出身自然使朱鎔基得分不少。但事實卻是，在當年的那數十萬“右派分子”中，相對他們中的大部分都是被直接關押或者長期下放勞改，甚至被注銷城市戶口下放農村由貧下中農監督改造的來說，朱鎔基當時的境遇要好得多得多。
官版的介紹朱鎔基的文章中說：“1958年至1969年，朱鎔基任國家計委幹部業餘學校教員。這是一所中專學校，他的任務是教老幹部們學習數理化，到基層去培訓徒工。
“1970年元旦，朱鎔基被下放到國家計委設在襄樊的‘五七幹校’當英語教師，一幹就是5年，直到1975年才回到北京。”
而官宣的朱鎔基簡曆中則說，他“1958年至1969年任國家計委幹部業餘學校教員、國民經濟綜合局工程師”。也就是說，到計委下屬的幹部業餘學校執教一段時間後，人就又回到了計委機關裏，人都還是一直留在北京城裏。
凡是對當年中共反右鬥爭有過親曆，或者僅僅是對那些“右派分子”們的生活經曆有些許了解者，看罷朱鎔基的如上這段經曆後應該都會感慨，原來朱鎔基卻是當年的所有“錯劃右派”中，少之又少的幸運兒。李銳先生本人也有相同經曆的那大部分當年的“右派分子”們的悲慘境遇，他朱鎔基從未經曆過半天。
眾所周知，“文革”中被下放到中央和國家機關分設在全國各地的所謂
“五七幹校“裏從事農業勞動經曆，是當時絕大部分中共中央和國務院機關的大小幹部們的共同經曆。而就是在這段時間裏的朱鎔基卻還能執教，不但老婆孩子一起都是居住在北京，自己也一直都是北京戶口
— 包括本人在襄樊幹校任英語教師的五年時間。足見當年的朱鎔基不過是雖然“蒙冤”，卻並未“受苦”。
朱鎔基在上海工作了一段時間以後，期間同他有過多次接觸的那位上海某大報記者感慨地評價說：朱鎔基是我接觸過的中共高級幹部中，最懂得琢磨民眾心理的。他是共產黨的高官，骨子裏還是對共產黨政權有著相當的感情。但是當年在還沒有民意基礎的他，卻懂得如何用“賣慘”去表麵迎合民眾對共產黨政權的逆反心理。
我們本專欄上篇文章中介紹的那位曾經被朱鎔基親自提拔的國務院前副部長，評價曾經被“錯劃右派”的朱鎔基與共產黨政權的關係是”棍棒底下出孝子”。但當年落在在朱鎔基身上的“棍棒”，應該是沒有讓他感覺到很疼才是！
華客新聞 | 時事與歷史：原來朱鎔基竟是當年八十萬右派分子中的幸運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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