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兄在巴黎開了一家叫“孔府”的中餐館，一開就是十五年。二十多年前初到巴黎，他心裏還揣著畫家夢，後來一路輾轉，手裏的畫筆被榔頭和方向盤取代，最後落腳餐飲，生活就在菜場和客人中間打轉。巴黎是什麽樣，他根本不記得了，好在也算站穩了腳跟，可是疫情一來，多年的經營立馬歇了業。旅居巴黎的作家申賦漁每天出門散步時都要和他打聲招呼，兩人隔著門問候閑聊一陣。有一天，王兄說等疫情過去自己就把餐館賣掉，買輛房車一直開，“我反正沒有家，也沒有一定要去的地方。我就一直開。”
盡管疫情爆發之初就有不少專家警告，新冠病毒不會很快消失，它的影響是長遠的，但等到兩年過去，我們才真切地領會了這句話的全部負重。早期的各種阻絕已經變為一個個隔離的屏障，普通人隻能在或大或小的氣泡裏努力維持正常生活的模樣，在屏障之外，是被迫中止的關係與夢想。誰心裏不和王兄一樣，夢想著掙脫層層束縛，驅車向前呢？尤其是那些漂泊於海外的人，對他們而言，一張國際機票連接著的不是一次旅行度假，而是許久未見的親人、夢中的故土、一個溫柔的歸依之所。
疫情爆發後，留學生成為最受國內關注的海外華人群體，不論得到同情還是遭到謾罵，他們的艱難回家路已引發大量討論和關注，與之相比，長期在海外務工甚至定居的華人則很少進入大眾視野。巴黎封城，申賦漁在新書《寂靜的巴黎》裏記錄了許多身邊小人物的故事，冷眼觀事的葡萄牙門房、彈鋼琴的鄰居、遠渡重洋的朝鮮農民……當筆下人物轉為同胞時，他的語調親切又無力，他對他們的孤獨處境如此熟悉，卻也無可奈何。外麵討不到日子，故鄉回不去，也不敢回去，生怕自己變成惹人嫌的“麻煩”。一家華人經營的日料餐館牆上印著一首俳句，“落葉作輕舟，隨波逐浪江湖去，何時靠岸頭”，正是對海外遊子的寫照。經出版社授權，界麵文化從《寂靜的巴黎》中摘編了兩篇有關疫情下海外華人處境的文章，裏麵普通人的煩惱和苦楚渺如塵埃，卻也落滿了世界的每一個角落。
《寂靜的巴黎》申賦漁 著
回不去的家
走在巴黎的大街上，我有兩次感到恐慌。一次是混在黑壓壓的“黃馬甲”遊行人群中，一枚催淚彈突然從天而降，落在腳邊。一次是今天晚上出門散步。
帶好出門單和身份證，我打算快步走上一小圈就回來。兩天沒出門，的確有些煩悶。一向熙熙攘攘的聖拉紮爾火車站前，空空蕩蕩，隻有幾個警察在巡邏，沒有人戴口罩，他們沒有口罩。這是晚上八點，原本正是最熱鬧喧囂的時候，寬闊的奧斯曼大街上沒有一個人，沒有一輛車。所有的店鋪、咖啡館、酒吧，全都閉門關燈，四周安靜得能聽到心跳。我突然生出一種莫名的恐懼，仿佛置身於人類末世的荒原。走到普魯斯特故居的樓下，終於不敢繼續向前。對麵是贖罪禮拜堂，路易十六和瑪麗王後上了斷頭台之後，遺體曾在這裏存放多年。即便白天過來，這裏也總是彌漫著陰森的氣息。此刻它周圍的一大片建築樹林，都沉在黑暗當中，像一個無言的深淵。我換了個方向往回走。
剛走幾步，就看到兩個流浪漢。一個仰麵躺在大路邊，一動不動。另一個蜷縮著坐在一家銀行的門廊下，定定地望著我。這一天他們大概都沒有吃飯。疫情漸重，原本給他們送飯的誌願者回家了。誌願者大多是退休老人，正是高風險人群。慈善組織呼籲年輕人站出來。有些失業在家的人響應呼籲，不過人手仍然遠遠不夠。現在已經無法給無家可歸者供應熱飯，隻能用塑料袋裝一些麵包、糕點、水果和飲用水，隔著柵欄分發。即便這樣的飯食，也不是人人能領到。
流浪漢好像突然之間從大街上冒出了許多，到處都是。其實他們一直在那裏。隻是所有人都回家了，所有店都關了門，大街上隻剩下他們，就顯得很突兀。他們無家可歸，無處可去。
很快，我就走回了我居住的伯爾尼街。這是一條窄窄的小街，剛夠兩輛車交錯而過。街上除了一家日本料理店還開著門，所有的店鋪全關了，整個小街顯得昏暗冷清，甚至有些淒涼。亮燈的料理店為這條街添加了一絲暖意。店主是華人，姓馬。我不常去，因為是同胞，也就比較熟悉。每次從他門口經過，他都會在裏麵朝我揮手致意。
店裏的燈開著，卻是大門緊閉。馬克龍宣布封城後，所有飯店不允許堂食，隻能外賣。我推門進去，想要一個號碼，以備在斷炊時能叫外賣。店裏沒有客人，也沒有外賣的訂單。老馬看到我，
格外高興，一定要我坐一坐，說著從酒櫃裏拿出一瓶日本清酒。
老馬陪我說話，他的妻子在廚房裏收拾。剛剛大學畢業的女兒也在這裏幫忙。現在無事可做，坐在櫃台後麵看電腦。
“房租太貴了，不敢停業，做一天是一天。”老馬說。
妻子切了一盤生魚片端過來：“天天忙，大年三十也沒停，歇歇也好。”
“回不回國呢？”我問他們。
“好多年沒回去，也想回老家看看。前段時間，國內疫情緊張，跑了幾個藥店，想買些口罩給老家那邊寄回去，沒買著。都被我們華人買回國了。我什麽貢獻都沒做，現在這裏緊張了，往回跑，不好。”老馬笑笑。
“我們是中國人，回去有什麽不對？”女兒在電腦後麵，頭也不抬。
“國家剛剛才好些，回去反而添亂。”孩子的媽媽尷尬地朝我笑笑。
二十多年前，老馬就來法國了。那時他還年輕，櫃台後麵的那個漂亮女兒剛剛出生。他拋下妻子和幾個月大的女兒，一個人來了法國。偷渡來的。
他先是到處打黑工，幾年之後，才在一家日本料理店安下身來。老馬能吃苦，人又聰明，兩年下來，從幫廚開始，竟然成了這家店裏手藝最好的大廚。料理店裏的各樣菜，他做得比日本人還地道。老板於是跟他簽了雇用合同。有了這張合同，老馬終於拿到了合法的居留卡。一番輾轉，老馬把妻子女兒接來法國。離別多年，一家人終於團聚。老馬更是沒日沒夜地幹，他要給妻女一個好的未來。
“我什麽貢獻都沒做，現在這裏緊張了，往回跑，不好。”
老馬是去年才買下伯爾尼街上這家小店的。說是買，其實隻是從上一家手裏買下經營權，叫“頂”費。房租、稅費都還是自己交。
料理店剛開張，我就去吃過一頓。原先不起眼的一家小餐館，被老馬整修得煥然一新。一麵長長的牆壁上，滿滿地畫著一幅巨大的海濤洶湧的浮世繪。另一麵牆上請人用毛筆寫了一首鬆尾芭蕉的俳句。
巴黎有許多家日料店，不過有一大半是華人開的。據說薩科奇當總統時，曾經公開抨擊中餐館如何髒亂差，一時之間，許多中餐館門可羅雀。沒辦法，一些中餐館搖身一變，改成了日本料理、韓國料理、越南料理。這樣的餐館，自然談不上什麽味道正宗。不過老馬不一樣，他在日本人的店裏打拚多年，已經是十足的內行，
每個菜都做得像模像樣。也許是有這個底氣，他們一家人在服飾上倒沒有做刻意的改變。除了老馬在頭上紮了一根白帶之外，身上穿的就是尋常衣服。漂亮的女兒更是穿著巴黎正流行的時尚裙子。特別是他們臉上的笑是那樣親切自然，一看就知道是自己人。
老馬手藝好，人又精明，妻子、女兒幹得也賣力，生意一下子就火爆起來。我每天從他門口經過，裏麵都坐滿了客人。偶爾去吃飯，老馬總要送一份新菜品讓我嚐一嚐，再忙也要跟我拉幾句家常。老馬說，這麽多年的積蓄，都花在買店上了。再幹上十年八年，掙一筆錢，就到鄉下買個房子養老。
“我想要一個院子，幾畝地。老了，有個自己的地方，挖個塘養養魚，種種菜。法國都是海魚，蔬菜也不合口。你看我雖說開了個日料店，平時我們家還是吃中餐。小時候養成的口味，改不了。”
“有沒有想過回國養老呢？”
“也想過。”老馬歎口氣，“回不去了。家裏什麽也沒了。一片瓦、一分地都沒有。你說，人就是好玩，兜了一個圈子，到臨了，還是想過從前那種日子，養雞種地，安安寧寧的。”
在老馬的店裏坐了一個多小時，這次他說什麽也不肯收我的錢：“都這樣了，也不差一頓飯。”
女兒想回國。老馬夫婦擔心她，不想讓她一個人回去。回去了，生活不習慣，環境不熟悉，工作不好找。一家人在一起，總好些。這次遇上新冠病毒，小店是不是能挺住，老馬心裏沒數。周圍十幾家餐館全關門了，不論是法餐館還是中餐館。若是小店關了，法國留不住，回又回不去，接下來怎麽辦？“我不能想，
也不敢想。”老馬說。
“我們冰箱大，裏麵有魚有菜。你要是不方便去菜場，就給我們打電話，幾步就給你送過來。千萬不要客氣，誰讓我們是自己人呢。”出門時，老馬的妻子叮囑說。
“一定一定。”我朝他們揮揮手。一家三口站起身來送我，燈光把他們的影子打在後麵的牆壁上，像是牆上那首俳句的插畫。俳句自然是日文的，名字叫《小蟲》。我第一次來吃飯的時候就詢問過意思。老馬說是女兒選的。那天生意特別好，女兒一直在忙著收銀。父親喊她好幾回，她才抽空翻譯給我聽。因為隔著櫃台，離我有點距離，她放大了聲音，聽起來像是在唱：
“落葉作輕舟 ，
隨波逐浪江湖去。
何時靠岸頭？”
直到世界的盡頭
巴黎封城前一個多星期，有兩位中國客人到“孔府”餐館吃飯，其中一人咳嗽得很厲害。第三天，店主王先生覺得喉嚨疼痛，渾身乏力，當即關了店門，把自己隔離在裏麵。
“孔府”是離我家最近的中餐館，在莫斯科路一號，走路隻要四分鍾。因為環境優雅清靜，每次請客，我都選這裏。店主王先生說話溫和謙恭，笑容靦腆。服務周到細致，卻從不與顧客饒舌，一看就知道是個體麵的讀書人。與他熟悉是因為一次事故。
我和翻譯家鄭鹿年還有兩位法國人約好在這裏見麵談事。其中一個高大的法國人顯出中國通的樣子，說話之間與鄭老師發生了爭執。引得七十多歲的鄭老先生勃然大怒，突然拍案而起。鄭老仿效語極好，兩人發生了劇烈的爭吵，幾乎捋起袖子要動手了。我雖然自忖不是這位法國人的對手，還是擋在鄭老師麵前。這時身材單薄的王先生跑過來，死命地把法國人按在座位上。
事後王先生說，他也好幾次遇到法國人與中國人爭執，從來沒有看到鄭老先生這麽有血性的人。“他真敢對我們老人動手，
不信我們三個人幹不過他。”他說，“大不了把店砸了。”自此我和他結為好友，我喊他王兄，他喊我申兄。
王兄到法國已經二十多年。原先是來巴黎學畫的，和一個上海來的學生租住在一起。兩人一邊學油畫，一邊在蓬皮杜藝術中心旁邊的廣場上給人畫像。幾年過去，上海同學的畫家夢終於破滅，回了中國。王兄也放下畫筆，跟幾個師傅做裝修。先是抬水泥、搬黃沙，後來學會了鋪地板、貼牆紙、布電線、裝水管，隻要是裝修的活兒，樣樣上手。一幹三年，生活稍有結餘，買了一輛尼桑麵包車，開車運貨。
二〇〇五年十月，兩名黑人男孩在躲避警察時不慎被電死，
引起了半個多月的法國大騷亂，全法有一萬多輛汽車被燒，法國宣布進入緊急狀態。王兄停在路邊的車也被燒了。第二天早上去一看，隻剩下一個空殼和一地碎玻璃。生活一下子又沒了著落。思來想去，王兄找親戚朋友幫忙，湊錢開了“孔府”餐館。生意雖說一般，十多年下來，債務終於在去年還清。王兄笑著跟我說，現在終於可以挺起胸膛走路了。
“等疫情過去，我就把餐館賣掉。我買一輛房車，一直開，一直開。”
幾個月前，“孔府”忽然受了一次重創。我給王兄打電話，想訂晚上的餐位。王兄語氣急促而倉皇：“廚師出事了。”
當天晚上，客人都走了，廚師到外麵抽根煙放鬆，突然倒在地上昏迷不醒。王兄趕緊叫救護車，陪著去醫院。拍過片子，廚師腦子裏長了一個瘤。他什麽保險也沒有，王先生四處借錢，想著救他的命。
過了一周，我去見王兄。他原本白皙的一張臉，變得蠟黃，
頭發也是亂糟糟的，眼睛裏滿是血絲。他說廚師救過來了。醫生把他治得暫時沒事，今天早上讓他出院回家了，瘤還留著。醫院沒有提錢的事。
店還是要開，一時也找不到新廚師，王兄隻好親自下廚。大堂裏由那個老實巴交的孟加拉夥計應付。很快到了中國農曆年底，王兄說我和他都是一個人在巴黎，不如一起過一個年三十。他把晚上的生意停了，就我們兩個人，炒幾個菜，喝一杯。吃飯的時候，一直在談新冠病毒和武漢封城。王兄歎息說自己沒有路子，買不到口罩，隻能給法國山東商會捐幾百歐，算是表個心意。
就在法國總統宣布封城前的一個多星期，王兄喉嚨疼痛，渾身無力，擔心自己中招。他害怕傳染給客人，甚至毀了巴黎中餐館的聲譽，當即關了店門。
我每天散步時都會從他門口經過，每次我都喊他一聲。他不開門，隻在裏麵跟我說話。昨天經過他門口，他在裏麵跟我說，
他以為自己得了新冠肺炎，這些天想了很多。
“你記得我跟你說過，我有過一輛麵包車吧？有一次出城，
迷路了。我把車開到一片森林裏，看到一頭鹿，就站在我的車前麵，一動不動。看著它的眼睛，我忽然想，做一隻鹿也很好。”
遠處突然傳來救護車緊急的鳴笛聲。往兩邊看，街上一輛車沒有，一個人也沒有。
“我那個廚師，腦袋裏長瘤的那個，昨天給我打電話，他又出來工作了。他說反正是死，不能在家等死，不如出來做點事。”
“死在路上怎麽辦？”我說。
“死在哪裏不都一樣。”王兄說。
“你到底想什麽了？”我知道他有話想跟我說。
“我自從開這個店，到現在差不多十五年，每天就像驢拉磨，不停地拉。十五年，除了客人，我和別人沒有往來。除了去菜場，我都沒看到巴黎是什麽樣。這些天關在家裏，什麽也不做，
我就想，我這樣活著到底為什麽？”
“你可以當畫家。你會是一個好畫家。”
“孔府”餐館的牆壁上掛著他的一幅畫，他取名叫《塞納河》。長長一幅畫，橫跨了整個牆麵，像許多顏料桶被同時打翻在地，無遮無擋地奔湧向前，色彩和線條大膽驚豔，美得令人驚愕。
“我早就不畫了。等疫情過去，我就把餐館賣掉。我買一輛房車，一直開，一直開。我反正沒有家，也沒有一定要去的地方。我就一直開。”他大概為了安慰我，又補充說：“我希望遇到好的……遇到了我就停下來畫。”
我們不說話，隔著鐵柵欄和玻璃門，互相看著，就像從世界的這頭，看到那頭。從外往裏看，他像被關在一個大鐵籠子裏。從裏往外看，他大概也覺得我在另一個籠子裏。
華客新聞 | 時事與歷史：疫情下的海外華人：留不下也回不去，害怕招人嫌
相关推荐: 2菲籍、3台籍船員確診 「長芳輪」停止作業管制出港
傳出船員群聚感染的「長芳輪」。 圖：翻攝網路 台灣港務公司今(6)日針對靠泊於高雄港的本國籍貨櫃船「長芳輪」船員群聚感染事件表示，確診者2名菲律賓籍、3名台籍，目前已停止作業並管制出港，後續事宜由主管機關疾管署與南航中心研議處理。 該公司表示，9/5下午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