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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維坦是《聖經》裏的怪獸，被西方政治學者用來指代政府的權力。近一年來，中國政府延續習近平掌權之後的一係列做法，在經濟、教育、文化等社會多個層麵將政府的控製推向極致，讓人感到一頭權力的利維坦怪獸正在虎視眈眈。那麽習近平到底想幹什麽？在中共十九屆六中全會召開之際，這是縈繞在很多人心中的一個重要的問題。以下是本台記者王允三集專題報道的第三集。
清理，調整，還是清除政治威脅？
專注於中國勞工問題的非營利組織“勞工觀察”創始人李強雖然不認同這一波對大型民營企業監管采取的強硬手段，但他認為監管的目標本身有其合理性，“你不覺得這些企業本身就有問題嗎？比如阿裏巴巴提出的996工作製，這種製度本身就不合理，以前就不合理；再比如所針對的科技企業，滴滴上市它可能規避了很多監管，阿裏巴巴等企業可能也有很多灰色地帶，有很多利益交換。這不能叫打擊，而是規範它們。”
明鏡新聞集團的何頻也認同中國政府監管包括高科技企業在內的大型民企的目標。他認為這一波監管是刻意選擇了當前的時機，“中共是利用了疫情期間的這個空檔期，因為中國經濟已經高速回升；所以，中共領導人就是下定了決心，要在今年對中國財富壟斷等等問題進行調整。”
何頻這樣說的時候，中國大型民營企業海航集團的董事長陳峰和首席執行官譚向東剛剛在9月底因為“涉嫌違法犯罪”被警方拘留；而中國最大房地產企業恒大也正因為三千億美元的債務而深陷危機之中。美國《紐約時報》在報道中以這兩家企業為例，說明中國政府正加大整頓私企的力度。但報道強調，這是因為中共的統治者越來越認為，這些企業的某些做法危及了經濟和中共對權力的控製。
文章並沒有解釋這裏所謂的中共對權力的控製的真實含義。但有人認為這一波管控企業的背後有習近平個人的權力衝動。
一位曾多年在投資銀行從事產業分析的中國商人匿名向本台分析說，對大型民營企業的整治實際針對著兩種人，但目標隻有一個，就是習近平要維護自身的權力。一種人是民企老總，“這是一種梳理，現在中國的一些有錢人不僅有很強的政治滲透能力，而且政治滲透的欲望也非常強，就像馬雲這樣的人，他們知道如果我不涉及政治，我將來就是一隻被宰的豬。他們這種人現在跟習近平是一種生死戰的關係。”
另外一種人則是與這些民企老總捆綁在一起的政治上層人物，“清理這些企業家，就是為了清理那些對他（習近平）未來會產生危險的政治人物，那些曾經的政治人物與這些企業家都是有瓜葛，有長期交易、有利益鏈的。”
他提到的政治人物包括前中共最高領導人江澤民、胡錦濤，甚至是鄧小平等政治人物的親信。
中國政府要求加強反壟斷執法（自由亞洲電台製圖）
極權主義和真誠的共產主義政權
中國金融學者賀江兵認為，中國政府對民營企業的限製在曆史上沒有先例，“隻要這些企業大到一定的程度，無論是在縣裏麵，還是國家層麵，隻要是大企業，要麽被縣政府限製，要麽被中央政府限製。”
倫敦帝國理工學院客座教授許成鋼則認為，現在中國政府不僅著重控製大型民企，中小企業也在其控製之中，“十多年前就有過黨的建設方麵的重要推動，就是吸引企業家入黨，要企業都建黨支部，中小企業隻要建了支部，就認為它有相當的把握會跟黨走。”
根據中華全國工商業聯合會網站的消息，民營企業黨組織覆蓋率總體呈上升趨勢，從2002年的27.42%上升至2018年的48.31%。10月初，全國30餘位中共黨員民營企業家還在具有象征意義的上海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紀念館，參加了中央統戰部和全國工商聯主辦的第二期中共黨員民營企業家“不忘初心、牢記使命”專題研討班。
習近平任內對企業的控製具有了明顯的意識形態特征，許成鋼對此分析說，中國政府的這些做法是服從於一個大的基本目標，“這要看這個製度的性質是什麽，中國官方用語是社會主義製度，政治學裏把這個製度稱為極權主義。”
他強調，極權主義的基本特點是在這個社會裏隻有一個黨，這個黨控製著社會的所有方麵。
在特朗普政府時期曾擔任美國國務卿政策規劃辦公室中國政策規劃首席顧問的餘茂春也認同這種判斷，“它是為了維護共產黨的一黨專製，繼續毛澤東、鄧小平以來一直在實行的大事業，就是維持共產主義的純潔性。”
餘茂春解釋說，習近平自己已經清楚地表達了他上台以來加強社會控製的目的，就是“勿忘初心”，“這個勿忘初心，就是在獲得全球化利益的同時，盡量去掉非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和文化上的雜質，把中國變成一個純粹的理念上真誠的共產主義政權。”他強調，這些做法體現的未必隻是習近平個人的意願，而反映了中國共產黨領導層統治中國的集體意識。
變態辣椒：不忘初心（自由亞洲電台製圖）
關鍵是二十大
對中國政府日益加劇的社會控製，社會的不滿無法公開表達，私底下卻正在各階層和群體中蔓延。
為外賣配送員維權的群體“騎士聯盟”的前成員“掘墓人”試圖將他所麵對的這種體製板上釘釘，斥責說，“法西斯主義也是如此，不是麽？在資本主義體製下，要求黨的全麵控製。”
“掘墓人”這種被逼到牆角的怒氣似乎從他的化名便可見一斑。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顯示中國貧富分化的基尼係數從2003年以來就一直維持在0.46以上，超過聯合國公布的警戒線0.4。
西南財經大學中國家庭金融調查報告顯示，2010年中國家庭基尼係數為0.61，遠遠高於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21世紀資本論》作者、法國經濟學家托馬斯·皮凱蒂（Thomas
Piketty）曾說，今天中國的貧富懸殊程度已經超過了絕大多數歐洲國家。這可能暗示著貧富階層之間尖銳的矛盾。
總部設在美國的勞工組織“勞工觀察”創始人李強認為，中國政府近來加強社會控製可能就是為了解決貧富差距等社會矛盾，“在這個過程中肯定產生了很多問題，包括腐敗、分配不均，還有環保、勞工問題等等，習近平他上台以來，尤其現在想做的就是調整，出發點是想把原來這些不規範東西重新理一遍，重新理順。”
但是與此同時，為什麽中國政府又容不下勞工運動呢？李強對此的理解是，中共統治者仍然想要限製普通民眾的結社權，他認為中共政權仍然是一個代表資本主義的政權。
美國明鏡新聞集團總裁何頻則認為，社會矛盾不危及中共統治者的權力本身，並不能解釋中國政府這一波加強社會控製的原因，“最穩定的政權可能就是中國共產黨了，軍隊控製在它手裏，司法係統控製在它手裏，宣傳係統控製在它手裏，經濟控製在它手裏，它有足夠的能量去控製整個社會。”
他認為加強控製更多是出於體製的慣性，“從1989年六四大屠殺以來，你就可以發現它越來越走向一種精致化的控製，它不存在一個社會失控的問題，而隻存在一個怎麽把你控製得更死的問題。”
去年初新冠疫情爆發以來，全國很多地方都曾進入所謂的防疫戰時狀態。隻要疫情一來，市政府下達的封城令就能迅速傳達到基層的街道、樓道和鄉村，普通民眾的出行和采購受到嚴格限製。居民和警察為此產生了不少衝突。何頻認為，近來社會控製的加劇就是因為中國政府從疫情管製中嚐到了甜頭，“這個甜頭就是（通過管控）疫情並沒有擴大，所以要對社會采取更嚴格的控製。”
也有人把這種體製的慣性追溯到更長的曆史時期。目前身居美國紐約的海外政論雜誌《北京之春》榮譽主編胡平完整地經曆了毛澤東時代。談到近來社會控製的加劇，他分析說，“過去毛時代的這種準軍事化機製，這些基本原理還在那裏，它（中共政府）隨時可以把它抽緊，現在就有這麽一種傾向。”
這種製度慣性在今年展現得尤其強烈，也讓人們注意到了明年即將召開的二十大。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中國國際事務主任巴裏·諾頓（Barry
J. Naughton）和美國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中國研究主任白明 (Jude Blanchette) 10月初在中國研究期刊“the
Wire China”發表文章《政黨政治推動習近平》（The Party Politics Driving Xi
Jinping）指出，按照中共高層政治的慣例，每一屆中共全國代表大會的召開常常要提前一年在政治、政策、人事以及官僚機構內部作準備。通過一年來緊鑼密鼓地加強對社會的控製，習近平不但是在重塑他的政策路線，也是在測試官僚機構的忠誠度，以確保他在二十大上能安全實現連任。
接下裏的問題是，習近平的政策路線到底是什麽呢？在二十大召開之前，雖然人們懷著巨大的不安或能猜測一二，但它的具體內容仍然是模糊的。值得注意的是，中共將在11月8日至11日召開第十九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十九屆六中全會），審議《中共中央關於黨的百年奮鬥重大成就和曆史經驗的決議》，這將是中共建黨以來第三份“曆史決議”。這當中或許會透露習近平的路線將把中國帶向何方。
與美國對抗、打台灣？
但習近平上台以來，從漸進到驟然加強的社會控製讓外界的不安已經超出了對製度和政黨政治的擔憂。不少人認為，類似於戰時體製的重現可能是因為中共領導層的戰略考量，比如，對台灣動武。
在今年十一國慶期間，中國在四天內就派出了149架次軍機進入台灣防空識別區，是台灣有記錄以來的最高數字。美國稱之為軍事挑釁，對中國並提出了警告。戰機的轟鳴聲還沒走遠，10月9日在北京舉行紀念辛亥革命110周年大會上，習近平又高調地誓言一定要統一台灣。
雖然習近平在演講中強調要堅持“和平統一”台灣，但近來隨著朝鮮戰爭為主題的電影《長津湖》熱映，坊間一時猜測這是否在烘托戰爭氛圍。目前暫居英國倫敦的作家慕容雪村在推特上擔憂地說，“這些鼓吹戰爭的影視劇激起了數億人的好戰之心，這樣的‘民意’反過來又會影響政局形勢，從大曆史的角度，甚至可以說，這場戰爭已經迫在眉睫了。”
但對這場尚屬臆測中的戰爭，外界的揣測很難取得一致。華盛頓智庫“德國馬歇爾基金會”（German Marshall
Fund）亞洲項目主任葛來儀（Bonnie
Glaser）九月底在哈佛大學有關中國問題的一場線上演講中，就台灣發生戰爭的風險進行了現場調查，其中63%的人認為風險較低，37%認為風險較高。
目前擔任美國海軍學院東亞和軍事史教授的餘茂春認為，習近平有很強的冷戰意識，什麽都強調鬥爭，但加強社會控製未必和打台灣有關係，“中國共產黨為了維持自己的統治，所謂領土、祖國統一等問題，都是非常次要的。共產黨1949年掌權的時候，它向自己的兄弟國家、友好國家轉讓領土的時候都非常慷慨的，根本不在意。”
他強調，之所以台灣成為一個問題，是因為共產黨是反對帝國主義的急先鋒，反“美帝國主義”是它未盡的事業。所以，台灣問題不是一個祖國統一的問題，而是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繼續革命的問題。
還有人認為中國的目標不止是台灣，而是與美國對抗。“所有這一切都是為了整個體製在跟美國打仗的戰爭狀態中仍然能夠生存，仍然能夠發展，所以它是在放棄幻想，它在準備鬥爭。為此它得在各個方麵都加強控製，”著名經濟學家趙曉這樣向本台分析說。
巴裏·諾頓和白明則認為，與美國關係緊張確實是讓習近平更多地涉足到國內事務的控製當中的重要原因。他不願放手，從而更多地掌控官僚機構的方向。
結語：權力的利維坦怪獸
對中國政府對台灣戰略企圖的揣測已經非常駁雜，正如對中國加強社會控製的動機的分析一樣。同樣有趣的是，有的人認為中共政權是代表資本主義，也有人相信中共領導層是真正的共產主義信徒。
利維坦原為《聖經》舊約中的一種怪獸，英國自由主義政治哲學家托馬斯·霍布斯用它來比喻強勢的國家權力。在這一波中國加強社會控製的舉動背後，很多觀察者都能感受到一頭權力的利維坦怪獸正在虎視眈眈。
法新社前駐北京記者董尼德（Pierre-Antoine Donnet）的觀察則更加露骨，他在新書《中國，偉大獵手》（La Chine,
le grand prédateur）中說，“我們麵臨著一個製度沉淪的前夜。…..
習近平將輸掉所有賭注。從那之後，習近平的中國將在路上碰到西方。”
華客新聞 | 時事與歷史：習近平的利維坦怪獸虎視眈眈下 中國向何處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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