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樂駒（音）絕望地看著電視直播畫麵顯示，反政府抗議者和平占領了他所在城市香港的機場航站樓。他想，這不會有好結果的。
然後他看到兒子，38歲的保險經紀人肯尼就在黑衣示威者當中。幾周以來，他一直在和兒子爭執，希望他能退出越來越有對抗性的抗議活動。
現年65歲的王樂駒是個表情冷峻的禿頂男子，他告訴兒子，挑戰中國共產黨的統治以及黨挑選的本地官員是無用的愚蠢行為。他本人在近半個世紀前，在父親死於共產黨的政治迫害後逃離了大陸，遊了幾個小時到了香港。
“隻有政治能解決政治問題，”王樂駒說，他在當地市場擺一個手機配件攤。“我們普通人靠自己解決不了這些問題。”
在中國慶祝共產黨統治70年之際，其南部邊境的香港這個半自治領土被夾在了兩個世界之間。王樂駒的很多同代人曾在毛澤東時代的混亂中逃離大陸，在香港找到了穩定和擺脫貧困的道路。對政治動蕩的記憶，以及近幾十年來中國作為經濟大國的驚人崛起提醒人們，學會與日益強大和堅韌的共產黨相處是生存的關鍵所在。
但另一些人看來——比如他的兒子肯尼——中共近年來對香港事務的侵犯，威脅到了大陸所沒有的寶貴政治自由。他們也排斥香港由官僚和富商組成的政治精英，在他們看來，這些人對北京更加感恩戴德。
在很多人看來，抗議活動是他們為了下一代捍衛香港，並以前輩人所一直不願意的方式挑戰這個黨的最後的機會。抗議活動的暴力程度已經升級，並日益以北京為目標：10月1日國慶這一天，抗議者發起遊行，紀念他們所稱的共產黨“侵略中國”這一“民族悲劇”70周年。
這場騷亂已成為對國家領導人習近平政治敏銳度的真切考驗。挑戰的關鍵在於，黨如何重新定義對這片領土的主權，以爭取到那些擔心或排斥其威權傾向的人。
為解決這一問題，習近平可以從他的父親身上汲取教訓——一位幾十年前在中國南方麵臨過類似挑戰的共產黨革命者。但中國的最高領導人可能會發現，他父親所做的經濟發展承諾，在當前的危機中可能影響有限。
上個月，王樂駒給兒子發了一條手機視頻，是一群抗議者和親政府的支持者的混戰，他勸兒子待在家裏。
肯尼回複道：“我希望你不要忘記為什麽當年冒著生命危險來香港。”
今時不同往日，父親解釋道；他當年很窮。“但你身在一個不一樣的地方，”他說。“你有自己的家，有個孩子。認真想想。”他的信息很明確：他們現在有更多可失去的東西。
對他的兒子來說，這不足以成為後退的理由。
“你這樣做是為了你（電視劇）的母親和將來，”肯尼說。“我也一樣。我在考慮我的兒子和將來。”
“自由泳者”
1973年，王樂駒迫切地想逃離中國。
他的父親是米商，五年前在一個勞改營去世，他是在被共產黨打成資本家後送進那裏的。被稱為“紅衛兵”的學生武裝分子洗劫了他們在南方城市廣州的家，沒收了他們的貴重物品，包括他母親藏在米缸裏的一隻玉鐲。
王樂駒那年19歲，他在六個孩子中排行老五，需要找一份薪水更高的工作來養家糊口。他準備逃往香港。表哥教他下河遊泳，每次他伸手到岸邊，就用竹竿打他。有一天，他們準備好了。
在15天的時間裏，為了不被邊境巡邏隊發現，王樂駒和表哥在夜幕掩護下，在山間跋涉。他靠五個月餅和一袋葡萄糖活了下來。
8月18日淩晨2點左右，兩人脫掉襯衫——這是他們僅有的財產——跳進黑暗的水中。即使隔著這麽遠的距離，王樂駒也能看到香港建築的燈光在漆黑的夜空下閃亮。香港——還有自由——似乎近在咫尺。
他用最快的速度遊泳。許多逃亡者都是在同一個過境點被邊防人員開槍打死的，他們的屍體被衝到香港海岸上。他強迫自己集中精力遊向目標。大約五小時後，王樂駒爬上了泥濘的堤岸。他成功了。
學者估計，在毛澤東時代，多達100萬人從中國逃到香港。他們冒著生命危險，有的越過陸地邊界，有的造船，還有很多所謂的“自由泳者”，勇敢地迎著海浪遊向那裏。
中國南方的村莊空空蕩蕩，農田被遺棄。中共認為這種人員外流是個問題，並將習近平的父親習仲勳從政治流放中拉回來。他得到一項新任務：保衛中國的“南大門”。
時任廣東省委書記的習仲勳采取的措施，首先是在廣東增加宣傳。黨號召居民唱愛國歌曲，學習毛澤東思想。它傳播的信息將香港描繪成邪惡資本家的家園。不過，人們還是逃到那裏去。
習仲勳在整個廣東省視察，發現在一個邊境村莊，居民收入隻有香港居民的五十分之一。在其他地方，差距甚至更大。根據黨內的官方說法，就在那個時候，他意識到經濟發展——而不是意識形態教育——才是關鍵。
據曾在2000年采訪習仲勳的陳炳安的說法，習仲勳在反思那段時期時說：“這是我們從事實中得來的教訓。”陳炳安著有一本關於大陸逃亡者的書。
這一戰略基本上是成功的。到了1989年，隨著北京天安門民主抗議活動遭到鎮壓，又一波大陸人逃往香港，當時廣東的國內生產總值增長了近6倍，從大陸逃到香港的非法移民人數已經極為稀少。
大陸的崛起
在香港，王樂駒換了一份又一份工作，他在一家牛仔服裝廠做臨時工，還做過建築工人。他定期寄錢給家人。“用這個把爸的遺骨接回來，”領到第一筆薪水後，他在給媽媽寄錢時附上了這樣一張字條。
他與一個香港女人相識並結婚，生了兩個孩子。他攢夠錢買了兩套公寓。多年來，王樂駒一直是留在大陸的兄弟姐妹們羨慕的對象。他擁有更多的自由，有更多的錢，可以買到質量更好的商品。
但是，大約十年前，他注意到形勢變了。他的兄弟姐妹變更富有了。他們買了更大的房子。他們得到很好的政府養老金。他們對去香港玩不再那麽感興趣了。最近，他在中秋節前問他們想不想要香港的月餅，他們說不用。
“現在他們的生活比我好多了，”王樂駒懊悔地說。“早知道中國發展得這麽好，我就不會離開了。”
在香港，王樂駒所在的大陸逃港者社區仍然聯係密切。很多從小在廣東長大的人早就相互認識；還有些人是後來在香港通過朋友或工作關係認識的。現在他們已經六七十歲了，大多數人已經退休，他們定期聚在一起吃點心、打乒乓球、舉行麻將比賽。
但在這個聯係一貫密切的社區，香港最近的動蕩暴露了其中的一道全新的斷層。雖然大多數逃到香港的人最初都是為了尋求經濟自由，但也有很多人，比如退休卡車司機吳海榮（Wu Hay-wing，音）說，他們已經開始全心珍惜他們一到香港就發現的政治自由。與手機配件商王樂駒不同，他的群體當中，有些人經常參加抗議活動。
“共產黨的本質從來沒有改變——它是個專製政權，”68歲的吳海榮說。
吳海榮說，他擔心香港很快就會變成又一個大陸城市。
“如果是那樣，我當初逃到這裏來幹什麽？”吳海榮說。“我所有的努力都白費了。”
盡管如此，人們對祖國還是有著一定程度的懷念。許多人，甚至是那些現在已經認為自己是香港人的人，仍然與大陸的親戚保持著密切的聯係，並定期越境到大陸旅行。一些人利用與大陸的聯係攬聚大量財富。
相比之下，香港年輕一代的抗議者中，有許多人拒絕與大陸聯係在一起，並堅持他們心目中獨特而獨立的香港身份。還有一些人接受中國的統治，但希望向共產黨施壓，讓它放鬆對香港的控製。
王樂駒的兒子肯尼20歲出頭時，就開始擔心北京的影響力。2003年，這座城市試圖實施國家安全法，引發了抗議活動。後來，由於中國的安全醜聞，大批大陸遊客湧入香港，將貨架上的嬰兒奶粉與疫苗橫掃一空，令他愈發焦慮。
與父親不同，他對大陸的感情並沒有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而改變。
“你不能單憑錢來判斷一個地方，”肯尼最近在香港金融區的一家咖啡館接受采訪時說。“還需要自由。”
意識到他們之間的關係變得緊張，父子倆試圖避免談論抗議活動。王樂駒經常抱怨香港的問題是缺乏愛國主義教育；孩子們在成長過程中沒有學會為中國取得的成就感到驕傲。
在這一點上，肯尼與父親驚人地一致。在另一次采訪中，他提到了對應patriotic的中文詞——“愛國”。
“我可以支持愛國，”他說，“但我不能愛黨。”
華客網:年輕的香港抗議者：我支持愛國 但我不能愛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