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個閉塞的年代，人們對於來自外麵的稍有一點新鮮的信息，哪怕隻言片語，也抱著巨大的好奇和熱情。
“敵台”的衰落
“敵台”是文革時期的一個流行語，泛指中國以外的華語或者英語等廣播電台，主要特指當時的“敵對”國家和地區的廣播電台，如“美國之音”“BBC”
“自由中國之聲”(台灣)等。當時收聽這些電台隻能通過短波收聽，並在夜裏進行。如果缺乏耳機這樣的設備，人們往往需要把音量調到最小，所以叫“偷聽敵台”。一旦這種行為被發現，輕則收繳收音機，被停職、隔離審查、批鬥、勒令檢討，給戴上“壞分子”帽子，重則被判刑。
國際廣播很多是冷戰時期的產物。這場沒有硝煙的戰爭打了半個多世紀。美國國際廣播電台“美國之音”、英國廣播公司BBC的對華廣播均始於1941年，當時是該國設在亞洲的對抗法西斯軸心的“宣傳武器”，二戰後一度縮小規模。但從20世紀50年代初期以來，西方國家就陸續在社會主義各國周邊地區設置幾十座廣播電台、發射台和轉播台，推行反共冷戰戰略，當時對中國廣播的規模和實力僅次於對蘇聯。為了抓住聽眾心理，這些“敵台”除意識形態宣傳外，也舉辦了吸引聽眾的文藝節目。於是，在思想禁錮、文藝刻板的文革歲月，冒著風險“偷聽敵台”，成為一部分中國人了解外部世界，滿足求知欲望，甚至是娛樂渴望的特殊途徑。
隨著冷戰時代的終結，一些擔負宣傳任務的國際廣播開始尋求轉型，回歸到相對客觀、追逐新聞的媒體本質。而在互聯網日益普及、信息逐步開放的時代進步中，電台短波已經不再是人們獲取外部信息的主要來源，“敵台”在中國的影響力每況愈下，“偷聽敵台”的現象也漸漸銷聲匿跡。
1990年代以來，“偷聽敵台”一詞已經從人們的日常口頭語言中消失。
1973年，陳京生19歲，在工廠裏已經當了兩年車工。記憶中，那一年的生活平淡無奇，隻出了一件大事：朝鮮的萬壽台藝術團來北京演出了，帶來了歌劇《賣花姑娘》。
那時的中國人，平日裏除了幾部樣板戲再無其他節目可看，所以對於任何一個從境外來的文藝節目都有無比高漲的熱情。朝鮮的電影和歌曲，就這樣造就出了粉絲無數。此前的一年，朝鮮電影《賣花姑娘》先進入中國大陸，陳京生記得，她認識的所有工友基本都進了影院去看，傳說是“男的要帶一條手絹，女的要帶兩條手絹”，因為這電影太“苦”，去看的人沒有不哭的。奇妙的是，大家說起來的時候都興致勃勃，似乎去電影院哭一場很是過癮。在這氣氛下，陳京生剛進影院坐定，就已經暗暗想哭了。
《賣花姑娘》的歌篇兒，在電影放映不久後很快在民間流傳。那都是喜愛音樂又會記譜的人，憑著記憶用簡譜記下來的。陳京生記得她也勤奮地轉抄了好多份，開始學唱。到今她仍能唱這些歌。
偷聽敵台人員登記表
1973年時，人家《賣花姑娘》最正宗的原班人馬來了，像陳京生這樣的文藝愛好者怎能不激動？但是她搞不到票。聽說是在人民大會堂演，但隻有最有門路的人才能進得去。不過還好，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決定，整場歌劇從頭到尾全部進行現場轉播。
《賣花姑娘》演出的那天晚上，陳京生守在收音機旁，全身心傾聽著歌劇，想象著大會堂的盛景，陶醉了一晚上。那時沒有收聽率調查，她不知道北京有多少人像她一樣守著聽轉播，還有全國的聽眾呢，更不知有多少。陳京生很感激家裏這台紅燈牌帶短波的收音機，那時家裏還沒有電視，她的業餘時間的文娛生活全靠它了。
“中央台”“北京台”之外的聲音
上世紀70年代初期時，陳京生記得從收音機裏可以聽到中央台三套節目，北京台兩套節目。中央台的節目，每天早上6點半的“新聞和首都報紙摘要”與晚上8點的“各地人民廣播電台聯播”，父母每天必聽，陳京生小時候，“報摘”節目就是起床哨，每早被它吵醒；“聯播”節目是熄燈號，每晚伴著它入眠。不過，當時從廣播裏麵能聽到的文藝節目，又少又單調，除了樣板戲和“毛主席語錄歌”，基本聽不到別的。
其他的信息來源就是看報紙了。全中國人民都看《人民日報》，不過《人民日報》都是在辦公室看的，北京的老百姓在家就看《北京晚報》。一共四個版，全家人每人每天都能從第一版仔仔細細讀到最後一版。陳京生還記得常常跟著父親到院裏的傳達室去取訂閱的《參考消息》，那份16開的小報上，排滿密密麻麻譯成中文的外電，一點也不講究版式美觀，卻還是“內部訂閱”，不是每人都看得到的。所以即使是美國的“阿波羅”飛船登月了，10億中國人也壓根不知道。
因此，像朝鮮的萬壽台藝術團來演出這種事，陳京生無論是從報紙上還是從廣播裏，都沒法得到自己想要的東西。她那時也沒有錄音機，想再聽這些歌，隻有徒勞地一遍遍地慢慢旋轉收音機調鈕，希望什麽時候能聽到廣播電台對這場節目的重播。
有一天，她打開了短波的波段。這裏的噪音更大，但也可能有些她從來沒聽過的東西，她克製不住好奇，慢慢搜索——突然，她聽到了那熟悉的《賣花姑娘》的歌聲！
這是朝鮮的廣播電台。聲音雖然時大時小，但是能夠完整聽清，關鍵是，那絕對是《賣花姑娘》的原版歌聲。這一下，陳京生一發不可收，她一有時間就在短波的各個頻率間搜索，聽過不少熟悉與不熟悉的朝鮮音樂，後來，她又搜到了“莫斯科廣播電台”。
莫斯科廣播電台的開始曲宏偉又壯麗。它播送的節目，要麽清楚得像是在北京發出的，要麽嘈雜得什麽也聽不出來。每次聽到這個台，陳京生的心都緊張得“砰砰”跳，要知道，這可是“敵台”啊。
當時似乎全世界大部分國家都是中國的敵對國。友好國家隻有朝鮮、越南、阿爾巴尼亞等寥寥幾個。“蘇修”同“美帝”一樣，是主要的敵人，有一度，中蘇邊境的武裝衝突到一觸即發的地步，據說人家的飛機隻需7分鍾就可飛臨北京，讓人感覺“蘇修”比“美帝”更危險。如果有人知道了自己在聽“蘇修”的廣播，會意味著什麽？陳京生不敢想象，她每次收聽“敵台”，都是躲在被窩裏進行。後來的歲月中，陳京生也聽說過有人因“偷聽敵台”被捕入獄，比如貴州的李誌美後來還被槍斃了。這說明她的小心不是神經過敏。
收聽英語教學廣播
陳京生後來知道了有幹擾台這個東西。也就是說，對付“敵台”，我們的廣播電台有辦法：建立強大的幹擾台針對對方的頻率發射巨大的噪音，把他們的節目覆蓋掉。可以想見，這事要花費巨大人力物力，但絕對政治上需要。很多年以後，陳京生去看望她的一個住在北京東郊的大學老師時，得知這位老師住在這裏是享受“輻射補貼”的，因為附近就建有一個功率強大的幹擾發射台。
她明白了，為什麽“莫斯科廣播電台”的聲音一會兒那麽清楚一會兒那麽嘈雜——那是幹擾台的電波在“發功”呢。陳京生倒是從來沒從廣播裏聽到過“美國之音”或英國BBC電台的聲音，後來才知道，專門有人還通過聽這兩個台學英語。當然，聽的時候，你同時得忍受巨大的噪音轟炸。
邊疆知青的樂園
陳京生一向認為，無論如何，就算文革時自己對外界孤陋寡聞，但也總比在邊疆下鄉的哥哥強，怎麽說自己也在國家的首都嘛。後來過了好多年知道，實際上恰恰相反。哥哥當年在黑龍江下鄉，正是因為身在邊疆，他可以清楚地聽到許多“敵台”——因為國家沒那麽大力量在邊疆也修建那麽多的幹擾台。
2009年，由北島、李陀主編的《七十年代》一書出版，書中收錄了阿城所寫的《偷聽敵台》一文，講的是在雲南下鄉的知青怎樣聽境外廣播的事情。阿城在雲南能聽到的“敵台”，除了美國之音和莫斯科廣播電台、英國BBC，還有澳洲台、香港的宗教台、台灣台——在當年的黑龍江，“敵台”差不多也有這麽豐富。
在台灣電台播音的鄧麗君
“台灣的電台聽得很清楚，他們的政治內容也最多，最‘反動’，老是報道大陸的負麵消息，比如幹部怎麽霸道欺負人這樣的事情，所以對他們的幹擾也比較多些。他們常常換頻率，換了頻率，頭幾天幹擾台跟不上，就聽得清楚些。”哥哥說。
相對“美國之音”，由於幹擾不多，日本的NHK廣播電台收聽質量則更高一些，“還有澳洲台，這個台的好處是政治性不那麽強，常常有好聽的文藝節目。”
“蘇聯的電台，除了‘莫斯科廣播電台’，還能聽到那個被批判成‘左傾機會主義分子’的王明手下人辦的一個電台，叫做‘紅旗廣播電台’，記得裏麵的播音員，是一口的北京腔。”
“你們這樣聽‘敵台’，難道沒人管嗎？”陳京生覺得不可思議。
“一開始農場幹部也管，誰也不敢明目張膽地公開聽。但後來就越來越放鬆了，到了1976年以後，就再沒人管了。”哥哥說。
《春節序曲》：一曲難忘
在陳京生哥哥的記憶中，1970年的春節讓他終生難忘，那一年，他沒有回家，是在黑龍江的農場過的。
“在農場裏過年，第一個感覺是冷。絕大多數知青們都回家了，剩下的幾個人，集中到一個宿舍裏睡覺，食堂一天隻供應兩頓飯，火炕燒得也半溫不熱的，記得睡覺時都是戴著皮帽子睡，睡醒了一看，屋裏被子上麵是一層的霜”。
“所有回不去的人，都是家裏落了難，有家難回。可是不回家，在清清冷冷的農場裏，到了這種日子，那種淒涼感簡直無法排遣。這時也沒有農活可幹，於是大家白天常常賴在炕上鑽在被窩裏，心裏的盼頭，就是能在年三十晚上吃頓實實在在的餃子。年三十沒到來之前，幹些什麽？就聽廣播——具體說，在那裏偷聽‘敵台’。”
“就這樣，我在被窩裏戴著耳機聽蘇聯台。那天，他們放的是李煥之的《春節序曲》。播放音樂之前，先對李煥之作一番介紹，他的簡曆，他的作品，他的成就和藝術特點，然後，《春節序曲》的音樂就傾泄而出。”
“我在北京時聽過很多次《春節序曲》，其實那曲子從小就聽得耳熟能詳，尤其是每到春節的時候都會聽到。但到了文革中，基本上這些音樂就都沒了，因為這些作曲家都是‘有問題’的。而且那時的人們‘革命’到什麽程度？連過年都是‘舊傳統’，屬於該被打倒砸爛的一類。”
跟著VOA學習《英語900句》
“可是這一次，我完全被《春節序曲》給融化了。我從來沒覺得《春節序曲》會這樣美妙，我甚至覺得從來沒聽過這樣好聽的音樂。我不知道我的同伴們捂在被窩裏都在幹什麽，但突然覺得這樣美好的音樂應該是讓大家共享的。於是，我不顧一切地拔掉了耳機，把我的半導體收音機從被窩中拿出，高高舉起……”
“這時，你猜我看到了什麽？從不同的被窩裏，伸出了三四隻手，每隻手都舉起一個半導體收音機，它們都同時在放著《春節序曲》……”
當世界變成一個地球村
陳京生從來就沒讓父母知道自己曾經偷聽過“敵台”，省得父母瞎擔心。但是，到了上世紀80年代末的一天，她發現，父親竟然對聽“敵台”分外熱心，而且不管不顧地開足音量，在全家人的注視和巨大的噪音空隙中，幾個字幾個字地捕捉信息。後來陳京生很快就發現，當時的北京城很多地方都飄蕩著“敵台”的聲音，你走在小胡同裏走到大街上，時不時會有“敵台”那熟悉的語調伴著噪音不期然地鑽入你的耳朵——當社會處於動亂之時，人們太需要得到信息了，以至於饑不擇食。
當時，陳京生的兒子還沒有出生。而他出生以後再聽家裏大人說起這些往事，覺得像是聽外星人的故事。什麽是閉塞年代，什麽是與世隔絕，他毫無感覺，這個90後的孩子出生後就生活在一個世界日趨全球化的環境中。是的，對於現在的年輕人，開放的觀念與生俱來，有了互聯網，“敵台”的誘惑就慢慢消失了。如今，你隻需要一點互聯網知識和一些英語水平——這個，在今天也不難了。
華客新聞 | 時事與歷史：偷聽敵台的日子:當時幾乎全世界都是敵對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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