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首都北京，官方熱捧的“朝陽群眾”，被認為是協助防衛政權的特務組織。這一模式還在不斷的複製、擴張。
NTDTV報道，一份名為“北京市培育發展社區社會組織專項行動實施方案”的文件，要求明年開始到2023年，北京市逐步實現城市社區平均擁有不少於15個社區社會組織，農村社區平均擁有不少於8個；每個社區培育不少於2個如“西城大媽”、“朝陽群眾”等所謂“品牌”社區社會組織。
官方定義這類組織，是所謂的群眾自治，是“群防群治”力量。在北京，這樣的組織還有很多，被官方宣傳最多的是“朝陽群眾”和“西城大媽”。其中“朝陽群眾”被網民稱為“世界第五大情報組織”的最後一個，前四個分別是美國中情局，蘇聯克格勃，以色列摩薩德，英國軍情六處。大陸官媒也紛紛引用這一稱號。
“朝陽群眾”這類組織是中共日益強化監控社會的整個係統的一部分。圖為北京街頭帶紅袖章的社會維穩人員在人民大會堂附近監控過往行人的一舉一動。(MARK
RALSTON/AFP/Getty Images)
“朝陽群眾”作為中共日益強化監控社會的整個係統的一部分，隨著運作細節曝光，近年引發廣泛批評。人權觀察家認為，這類組織發展了中國社會底層之惡。
無處不在的“朝陽群眾”
據大陸官媒《法治日報》11月1日報道，“朝陽群眾”至今已是一個擁有14萬人實名注冊的龐大組織。在朝陽區街頭，馬路上、傘棚下、地鐵外、小區前服務和巡邏的人員，保安、門衛、退休老人、誌願者、快遞小哥、白領，都是“朝陽群眾”。
據說“朝陽群眾”的職責是發現“壞人”，官方會對其培訓如何“發現滋事傾向人員及時報告”、“發現違法犯罪線索及時報告”、“發現可疑人車物品及時報告”等。
報道說，他們的特點是“愛管閑事警惕性高”，“連下樓扔個垃圾都會留個心眼兒”。
北京街頭處處可見一些所謂的“誌願者”——東城大媽、西城大媽們。她們的薪資有的能高達四千多元。資料圖：北京的所謂誌願者大媽。(Guang
Niu/Getty Images)
另一家官媒《法製晚報》披露，“朝陽群眾”組織成員遍及城市鄉村，無處不在但卻無名無姓。目前“朝陽群眾”隊伍還在擴大，更多人選擇不戴袖標。
參與這一組織的真實數字，可能遠比官方報道的要多。
在專製的中國，“朝陽群眾”可能會做一些舉報嫖娼吸毒的事，但近年這類組織更主要是幫助政府打壓異見人士、維權人士、宗教信仰團體、以及訪民等弱勢人群。
在上個月，北京多位維權人士宣布將參加北京市基層人大代表選舉，但他們的競選活動受到諸多阻擾、恐嚇，最後不堪承受地方維穩係統的壓力，“為了人身自由和生命安全”而退選。其間阻擾他們的，就包括戴著紅袖箍的“朝陽群眾”。
人權律師：“朝陽群眾”帶有恐怖主義性質
今年3月，中共中央機關刊物《求是》雜誌發表習近平一篇文章提及要重視基層工作，強調所謂新時代“楓橋經驗”。
所謂“楓橋經驗”是1960年代初浙江省諸暨市楓橋鎮創造的一種“發動群眾，對階級敵人加強專政”的經驗。
習近平在2017年視察北京時，曾讚“朝陽群眾”“西城大媽”補充了政府力量不足。
旅美中國人權律師吳紹平表示，像“朝陽群眾”這樣的組織，中共會給它合法的外衣，但它並不符合自然法：“因為你鼓勵群眾去揭發或者舉報，無形之中把人與人之間的這種關係打破掉了。你不知道誰是可信的。它把整個的人類倫理破壞掉。這是最可怕的地方。”
吳紹平說這跟文革那時搞人鬥人一樣：“我認為它是帶有恐怖主義性質的組織。”
他認為中共更多是出於政治的需要、維穩的需要設立和擴大這種組織，事實上就把人性之惡的東西給激發出來了。
“朝陽群眾”曾舉報過許多吸毒嫖娼的藝人和知名人士。最早是2013年8月出事的網絡大V、美籍華裔天使投資人薛蠻子。案發後，薛蠻子還被上央視“認罪”。薛蠻子曾熱衷點評、轉發公共事件，批評政府作為。
最新一例是，今年10月，中國著名鋼琴家李雲迪被北京市朝陽區警方因嫖娼行政拘留。朝陽警方也稱，此案的線索由“群眾舉報”而來。李雲迪隨後陷入中共宣傳口全力打擊的目標。
但至今我們沒有看到中共官員出現在“朝陽群眾”舉報的名單中。
吳紹平表示，“朝陽群眾”如果這麽厲害，應該去監督官員，“中共的貪腐依然是相當的嚴重，朝陽群眾真正應該發揮作用的地方沒發揮作用。他們有權力監督官員嗎？他們就是出於政治的需要，監控民眾、監控所謂的藝人、監控訪民，監控宗教信仰群體，這體現了底層之惡。”
“還有教培行業現在也成為了打擊的對象。這是一個笑話，就是讓這些人斯文掃地。本來就靠這個賺點錢。結果現在跟嫖妓的人一樣啊，可能隨時被朝陽群眾舉報。”
學者：中共擴大朝陽群眾等組織規模是一種臨戰狀態
中共北京市委宣布將打造更多類似“朝陽群眾”、“西城大媽”的組織，並說到2023年，北京每個社區將培育不少於兩個成為“品牌”的社區社會組織。
旅澳法學家袁紅冰對有關時間點表示關注，他解讀說，中共可能要準備發動台海戰，2023年接近了台灣的下一次大選，也接近了美國總統拜登任期的最後時段。他認為中共現在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使中國的國家體製進入臨戰狀態。
袁紅冰說，“它（中共）對經濟的國家壟斷，對政治的國家壟斷，對文化的意識形態的國家壟斷都在強化。那麽社會控製，它也會強化，像搞朝陽大媽這種接近於文化大革命中的所謂群眾專政，這種形式實際上就是一種臨戰狀態。”
今年10月16日，中共官方媒體微博賬號@鈞正平曾發帖，號召“朝陽群眾”參與維護中共的政權安全。帖文聲稱，需要“朝陽大媽”，也需要“撈銅漁民”，打一場反間防諜的“人民戰爭”，雲雲。
另外，中共中央政治局11月18日召開會議，審議的三項文件之一是《國家安全戰略（2021－2025年）》。會議強調首要保政治安全，“嚴密防範和堅決打擊各種滲透顛覆破壞活動”。
對此，袁紅冰表示，從大的方麵講，中共也是為了使整個國家體製進入一個臨戰狀態。
他披露在緬北叢林，2020年創建的一個中國武裝反抗中共暴政的政治基地。有11個組織，其中的V字旅是最有戰鬥力的一支隊伍，已公開發布一個政治宣言式的視頻。今年夏天中國武裝反抗運動各個組織，包括V字旅在內，都做出了一個決定，就是要抽調相當大的一部分力量潛回國內，準備在中共的二十大前後，特別是準備在中共可能武力犯台的時候，對中共的國家恐怖主義的暴力機器進行打擊。這引起了中共的極度恐懼，將之視為國家安全的第一號案件。
他認為中共政治局製定國安戰略，相當程度上就是針對V字旅準備返回國內，展開武裝反抗運動的一種回應。
北京市民：朝陽群眾模式四十年前就有雛形
北京吳女士11月19日表示：“像朝陽群眾這個模式早就實現了，甚至解放（中共建政）就有。三十年前、四十年前，我們一個樓就有一個樓門長，那時候還有五層樓，每一層還有層長，那時不叫朝陽群眾，那時叫街道積極分子。大院裏邊有個院長。過去有個大排房子，一排房子也有一個排長。”
根據《法治日報》報道“朝陽群眾”的曆史，中共建政初期，從1949年到1958年朝陽區正式成立的10年間，轄區內就已經建立了城鄉治保小組，治安巡邏隊。1952年6月，建立了49個治保會，後調整增至110個，擁有委員1187人。
“朝陽群眾”的“成就”很早就被官方喉舌報道，《人民日報》曾於1972年發表一篇題為《蘇修間諜落網記》的通訊，當中指出“朝陽群眾”曾配合公安捉拿了6名蘇聯間諜。
北京吳女士披露參與這類組織的一些情況：“比方說你退休，你要沒活幹，主動找你去。開會給紅袖標，發個馬甲，然後到馬路站去，結束以後給點東西，給個什麽積極分子。
“給不給錢我不知道，給東西我知道，發個米發個麵，發點兒衣服，然後還有去玩兒的，這是肯定的。
“什麽都管，小區來一個生人，好幾個人盯著你。有人馬上就會跟居委會匯報。”
“都習慣了，從小就這樣”，吳女士說：“對人員的把控非常嚴格，不可能有風吹草動，取消了不可能。現在我們科技發展更多是對人的控製，就是要你老實聽話。”
知情人：類似“朝陽群眾”的組織各地都有
湖北潛江工行維權人士伍立娟19日接受采訪時稱，“朝陽群眾”各地都有，在湖北監控她的就是當地的“朝陽群眾”，但沒用這個名字。
“沒有掛名字，我們這邊也讓那些老太太們戴個紅袖章執勤，就是這種情況，一樣的”，伍立娟說，這些人都是以防盜、巡邏安全的名義工作，但真正有小偷、有歹徒，卻不大管。
進入大數據時代，“朝陽群眾”和現代科技，正成了當代有力的“老大哥”組合，把每個人變成了透明人。
伍立娟表示，我家門口被裝了監控攝像頭，“他們（監控者）自己說，我們都知道你幹啥。他們人手一機，手機都是監控。”
“他們監控我。我出門坐公交車，晚上幾點睡，幾點休息，他們都掌控，然後給上麵匯報。有時每天十幾個人。有政府的，有公安局，也有銀行的。”伍立娟說。
上海市民何葉（化名）披露他所了解的街道級別的監控內情：街道辦裏麵有一個負責司法的人，但他是負責監控的，他手下有幾個人幫他一起完成監視任務，按監視名單去摸清被監視人的情況，每天下午三點半報告給他，該人四點鍾之前匯總向上（市維穩辦等）報告，報告時間不能拖到下午四點紅線，過了四點會被撤職。而且這條監視線跟派出所沒關係，跟安全局有關。
“盯得很緊，無法想像，現在沒有戰爭沒有什麽，他對監視的人監視到這個程度，（報告時間）不能差一分鍾，拖了像大難臨頭。這種不是正常的工作，完全是軍事化的，戰爭模式，逼迫到這個程度。這種上麵壓下來的監視監控，根本不是一般老百姓能想像的。”
曾在上海工作的人權律師吳紹平表示，類似“朝陽群眾”這類的人員，上海街頭也有，但北京是監控最為嚴重的地方，它害怕政權不穩，就用這種方式來打造所謂的穩定的首都環境。
“朝陽群眾”背後的維穩成本
2017年，《法製晚報》一篇題為“揭秘朝陽群眾”的文章說，北京朝陽區財政每月按300至500元人民幣標準，對治安積極分子給予補貼。
記者簡單估算：按每人月均400元計算，目前14萬人實名注冊，每月就是5,600萬元，每年就是6.7億元人民幣，這隻是朝陽區的，整個北京市和全中國，這類維穩成本是多少呢？
另外，官方對於“朝陽群眾”這類組織的獎賞，更多的是直接透過舉報有獎的方式激勵。比如近年中國各地都以金錢獎勵的方式鼓動民眾舉報所謂非法宗教活動。
僅舉兩例：
2021年8月，山西省太原市民族宗教事務局公布了《群眾舉報非法宗教活動獎勵辦法（試行）》，其中第七條規定，“舉報獎勵金額一般為200元至1000元。提供重大非法宗教活動線索可提高獎勵金額，最高限額2000元。”
2020年9月，湖南省長沙市發布《舉報非法宗教活動獎勵辦法（試行）》規定：舉報獎勵金額一般為200元至1000元，上限原則為2000元，提供重大非法宗教活動（線索）可提高獎勵金額，最高限額5000元。
吳紹平律師表示，“朝陽群眾”這類組織需要資金來運轉。很大一部分應該就是來自於中共維穩的金庫，在利益驅動之下，也有可能像依附於公安係統的保安行業一樣，形成產業鏈。
華客新聞 | 時事與歷史：神秘組織“朝陽群眾”帶恐怖主義性質 是一種臨戰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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