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體育聯盟和組織得到的回報顯而易見：利潤豐厚的轉播合同，豐富的讚助機會，成百上千萬的新消費者。
風險也顯而易見：價值觀的妥協、公共關係的噩夢、普遍的不透明氛圍。
多年來，它們一直在調查中國市場，衡量這些因素，得出了相同的基本計算結論：在中國做生意的好處大於可能的壞處。NBA可能會因為一條推文而陷入令人感到羞辱的政治危機，豐厚的合同可能會一夜之間化為烏有，但人們認為，中國是一個潛在的金礦。正因為如此，聯賽、球隊、管理機構和運動員都千方百計地想要利用它。
但最近的事件可能徹底改變了這種想法，並提出了一個新的問題：在中國做生意還值得嗎?
體育世界上周收到了一個表明出現變化的信號，WTA——過去十年來一直努力在中國市場站穩腳跟的眾多組織之一——威脅說，如果政府不能確認彭帥的安全，將完全停止在中國的業務。彭帥是一名頂級女子網球運動員，曾被國家媒體譽為
“我們的中國公主”，最近在指控一名著名前政府官員性侵後從公眾視野中消失了。
WTA的威脅之所以引人注目，不僅是因為它的理由，還因為其罕見性。
但是，隨著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通過一種日益嚴厲的個人世界觀來治理國家，加上中國在地緣政治方麵咄咄逼人的做法以及在人權方麵的記錄，使得中國以及在那裏做生意的人日益成為批評人士和活動人士的目標，在這種情況下，體育聯盟和組織可能很快就會被迫重新評估它們長期以來的假設。
這種直接對抗在其他領域已經發生：歐盟的立法者最近呼籲加強與的台灣的關係（中國聲稱台灣是其領土），而此前幾個月，歐洲官員因人權問題阻止了一項具有裏程碑意義的商業協議，並將中國稱為
“專製主義威脅”。
對於大多數體育組織來說，WTA的立場仍然顯得像是異類。在中國擁有上千萬美元合作關係的體育組織——無論是NBA、英超聯賽、一級方程式賽車還是國際奧委會，大多不理會這樣的擔憂。
一些合作夥伴有時會默許中國的各種要求。有些機構會謙卑地道歉。國際奧委會也許是最明顯的例子，它似乎不遺餘力地避免激怒中國，即使是在前奧運選手彭帥失蹤的時候。
但是，不斷變化的公眾輿論可能會讓體育組織越來越難以忽視這一點。例如，皮尤研究中心今年的一份報告發現，67%的美國人對中國有負麵情緒，高於2018年的46%。類似的轉變也發生在其他西方民主國家。
馬克·德雷爾是位於北京的中國體育內幕網的體育分析師，他說，WTA與中國的對峙代表著中國與西方競爭對手之間“要麽他們，要麽我們”心態的升級。
因此，來自WTA的威脅可能是一種即將攤牌的信號，德雷爾說，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可能會蒙受損失。
“坦率地說，中國是一個很大的市場，但世界其他地區的市場更大，”他說。“如果人們不得不做出選擇，他們不會選擇中國。”
因此，在一些專家看來，WTA選擇與中國正麵交鋒，這個非同尋常的決定實際上可能是一個轉折點，而不是一種反常現象。
“這種盤算部分出自政治、部分出自道德、部分出自經濟，”法國裏昂商學院的國際體育商業教授西蒙·查德威克說。他表示，WTA與中國的爭端反映了中國與許多西方同行之間“紅線”的增長，雙方在社會政治意識形態方麵的分歧似乎更加根深蒂固。
“我認為我們正迅速走向這樣一種局麵：組織、企業和讚助商將被迫做出選擇，”查德威克還說。
WTA自身態度的轉變很明顯。就在三年前，該組織宣布了一項協議，從2019年開始的十年裏，中國深圳將成為其巡回賽總決賽的新舉辦地，它還接受了新體育場和高達1400萬美元總獎金的承諾。2019年，就在疫情暴發之前，WTA在中國舉辦了九場比賽。
上周，WTA首席執行官史蒂夫·西蒙在接受《紐約時報》采訪時表示，如果中國不同意對彭帥的說法展開獨立調查，WTA願意停止在中國的運營。
“如今有太多的決定不是基於簡單的對與錯，”西蒙說。“而這是正確的做法，百分之百正確。”
這樣的措辭引起了體育界的關注。
“他們不是第一批和中國發生衝突的人，”在中國有業務的體育營銷公司銳瀾體育的董事季哲（音）在談到WTA時說。“但我沒有看到別人發表這麽強硬的措辭。”
僅在過去幾年裏，這樣的爭執就層出不窮。
舉例來說，2004年，NBA首次在中國進行比賽時曾被視為先驅，其中一場比賽中的焦點是休斯敦火箭隊的中國球星姚明。隨後的幾年為聯盟帶來了繁榮以及相對的和平。NBA因其耐心和對當地文化敏感的發展方式而受到稱讚。然後，2019年，時任火箭隊總經理的達裏爾·莫雷發推文支持香港民主抗議活動，眨眼之間，一段發展了好幾年的關係就破裂了。
在中國，火箭隊是最受歡迎的體育聯賽中一支最受歡迎的球隊，它的周邊產品從商店下架，電視停止播出該隊的比賽。球迷們在中國社交媒體上攻擊NBA。後來，NBA發表被廣泛視為道歉的聲明，這在美國國內引發的批評聲浪幾乎同樣強烈。
由國會議員組成的一個跨黨派團體寄給聯盟的一封信中寫道：“在一個由一黨專製政府管理的國家開展業務，NBA應該預見到所麵臨的挑戰，包括做好準備堅決捍衛其全球員工、球員和附屬機構的言論自由。”
包括紐約州民主黨眾議員亞曆山大·奧卡西奧·科爾特斯和得克薩斯州共和黨參議員特德·克魯茲在內的跨黨派群體簽署了這封信。他們指責NBA損害美國價值觀，相當於支持中國的宣傳。
NBA發言人邁克·巴斯周三表示：“盡管我們的業務遭受了重大影響，但通過支持達裏爾·莫雷和其他人表達自己觀點的權利，NBA堅持了自己的價值觀。”
歸根結底，這件事表明，即使是最小心謹慎的組織也會發現，他們的計劃會受到中國政治的衝擊，沒有企業能夠置身事外，成為一場國際風波的幸免者。
“如果你把雙方都激怒了，那就意味著沒有中間立場，我認為中間立場很重要，”北京的體育分析師德雷爾說。
與其他觀察人士一樣，德雷爾表示WTA的立場可能會改變遊戲規則。但他也指出，WTA對抗中國可能相對於其他聯盟——例如NBA——更容易，原因有二。
首先，由於疫情迫使WTA取消了近期在中國的賽事，因此巡回賽在短期內不一定會損失大筆資金（但是與中國永久斷絕關係則需要WTA巡回賽想辦法挽回數千萬美元的收入和獎金）。第二，由於中國基本上已經從新聞和社交媒體中消除了任何提及彭帥的內容以及隨之而來的國際抗議，WTA的品牌在那裏可能不會受到太大影響。許多中國人根本不知道彭帥事件，也不知道WTA的回應。
“對於NBA，有人燒球衣以示抗議，”德雷爾說。“對網球不會有那種反應。”
可以肯定的是，除非出現一些極端事件，否則在中國有著深厚長期利益的大型體育聯盟不會很快退出市場。一些組織仍在全力投入。
對於批評者要求就中國侵犯人權的行為（包括西部地區宗教少數群體的遭遇）發表聲明的呼籲，將於明年2月在北京舉辦2022年冬奧會的國際奧委會置若罔聞。
一級方程式賽車本月宣布，它簽署了一項協議，將在上海舉辦的年度賽事中國大獎賽延續至2025年。而英超聯賽的危機——一位頂級球員因批評中國人權記錄而激怒中國——似乎已經得到了解決。
不過，一些業內人士已經注意到了一些變化，在其他也在考慮進軍中國體育市場的公司當中，熱情有所減弱。
“隨著政治緊張局勢加劇以及在中國開展業務的複雜性，我看到越來越多的公司重新關注歐洲和美國，那裏的回報可能沒有那麽大，但風險要小得多，”國際體育營銷顧問、喬治華盛頓大學體育管理碩士項目主任麗莎·德爾佩·內羅蒂說。
這種形勢在歐洲足球界十分明顯，五年前，歐洲足球界似乎都把中國視為黃金國一般，但在經曆了一係列失望之後，現在似乎逐漸接受現實。在意大利，該國最著名的俱樂部之一國際米蘭在其中國老板、消費品公司蘇寧經曆重大金融危機後陷入困境。球隊被迫出售球員來支付工資。
在英格蘭，英超聯賽仍在與一家中方轉播合作夥伴打官司，該轉播合作夥伴在簽署了一項破紀錄的電視轉播協議後未能付款。一個新的合作夥伴僅支付之前協議的一小部分，這讓一些俱樂部感到失望。
“在過去的五年裏，西方一直有一種看法，認為中國是搖錢樹——錢多，經濟增長強勁，中產階級不斷壯大，有可支配收入，我們可以大幹一場，”查德威克說。“但實際上，西方一些體育組織發現中國並沒有像他們想象的那麽有利可圖，而且他們還發現與中國做生意非常困難。”
難度似乎正在加大。
五年前，在北京舉辦了2008年夏季奧運會後，中國政府在體育事業上更加大膽，宣布計劃打造8000億美元的國內體育產業，這是世界上最大的體育產業。這引起了西方體育組織的注意。
然而，許多組織沒有預料到的是，中國商業格局的特殊性、政治與中國經濟各個方麵交織在一起，以及在日益專製的習近平主席的領導下，民族主義情緒日益增長。
“我絕對認為，從長遠來看，重大體育賽事現在會猶豫是否在中國舉辦，”佐治亞大學體育管理教授托馬斯·貝克三世說，他在中國開展過大量工作。“2021年人們與之做生意的中國，已經不是2008年那個歡迎世界的中國了。”
華客新聞 | 時事與歷史：體育界的新問題：在中國做生意還值得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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