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就看完 斯諾登的新書 以及美國政府的秘密(圖)

9月17日是美國憲法和公民權利日，斯諾登選擇了這一天發布了自己的新書。

流亡俄羅斯六年以後，斯諾登的生活似乎進入了正軌：想象中來自CIA的暗殺並沒有出現；被普京當成“禮物”交還給美國的擔憂，也隨著俄美關係的持續走低而逐漸消退。

新書的名字叫《永久記錄》（Permanent
Record），因為這本新書，斯諾登又一次被美國司法部起訴。司法部的指控認為，斯諾登出版的這本回憶錄涉及機密內容，並且他沒有按照此前與情報機構簽署的保密協議，將書稿提前交給美國情報機構進行審查，因此違反了協議內容。

此前三天，斯諾登在莫斯科接受了英國《衛報》記者的采訪，他在采訪中說，“我是全世界最強大的政府最想驅逐的人。”

司法部的最新指控公布之後，斯諾登在推特上貼出了回憶錄的購買鏈接。“這就是政府不想讓你們讀的那本書。”他說。

一個關於毀滅的故事

“911事件後的二十年，是美國以自我毀滅的方式毀滅世界的一個冗長故事，”斯諾登寫道，“這一切伴隨著秘密政策、秘密法律、秘密法庭和秘密戰爭的出台而發生，而美國政府則在反複辯解、否認、拒絕和歪曲它們造成的創傷——以及它們的存在本身。”

斯諾登的人生與這個關於毀滅的故事密切相連：他的世界曾由兩個部分組成，硬幣的一麵是他有深厚美國軍方與安全部門背景的家庭；另一麵則是幾乎與他同步誕生的個人計算機技術和互聯網，一個“沒有權力與利潤，隻有分享與平等”的地方，一處今天已不存在的烏托邦。

2001年9月11日發生的事件一度讓這兩個世界分道揚鑣：當時年僅十八歲的斯諾登決心選擇前者，報名參了軍。

試圖證明自己“不止有腦子”的努力很快化為泡影。軍隊不負責任的野蠻訓練讓斯諾登在毫無必要的情況下負了重傷，幾乎落下終身殘疾。經過了長達數月的靜養和康複訓練以後，他幸運地重又靠自己的雙腿站了起來，並且在幾個月後再一次投出了簡曆。

新的目的地是CIA技術部門，工作內容是為海外情報工作提供技術支持：“如果我要給我的國家最好的東西，那麽就該是我的頭腦與天分。”

當時的斯諾登還不知道，正當他決心用自己的技術能力保衛國家的時候，這個國家正決定入侵他視為心靈家園的虛擬世界。就在911事件之後不久，布什政府通過了對公民通訊記錄進行大規模監控的秘密決定。

盡管正式身份隻是“外包員工”，但作為係統工程師和管理員，斯諾登在情報部門——先是CIA，後是NSA——係統中的訪問權限遠遠高過了他的實際職位層級。

能讓他意識到大規模監視網絡存在的“意外”接二連三發生，讓他一步一步確定了以“反恐”為旗號的美國政府，正在將槍口轉向本國公民，甚至是全世界；而曾經自由的互聯網，已經在這個過程中悄然被權力與資本侵蝕。

“大規模監控的公開倡議證明，技術與統治之間並不存在天然的同盟關係。”斯諾登寫道，“我身屬的兩個古怪地相互聯係著的社群——美國情報共同體，和全世界技術人的在線部落——之間的裂痕正在變得越來越清晰……多年以來我一直在欺騙自己，試圖相信最終我們都會站在曆史的同一邊，但如今，維持這種幻覺的能力消失了。”

史上最大的監控計劃

“你可以想象，它就如同另一個Google，一個搜索引擎，”斯諾登在提及NSA其中一個監視項目XKEYSCORE時說，“隻是你輸入的不是關鍵詞，而是某個人的名字，而你得到的也不是關聯網頁，而是被搜索對象的一切。從名字、住址和照片，到他最近一周瀏覽過的網頁。”

而這不過是美國以及四個直接涉入其中的盟友國家（英國、加拿大、澳大利亞和新西蘭，合稱“五眼國家”）秘密推進的十餘個類似項目中的其中一個。

權力的凝視無處不在。六年前，這些監控項目的存在已經引起了全球輿論風暴，遭到曝光的相應項目也在此後相繼宣告停止，但對斯諾登而言，他的目標從來不止是這些項目本身。

包括棱鏡和XKEYSCORE項目在內，這種大規模無差別公民監控的存在，證明了美國政治機製正在失靈，至少在斯諾登看來是如此。

由美國憲法確立的三權分立體製，本應足以攔截任何類似公民監控項目。但事實是，本應對此負有審核責任的美國國會對FBI負責人的謊言熟視無睹，作為司法分支成立的外國情報監察法庭（FISC）對於NSA提交的、針對外國公民個人的監控申請通過率超過99%，與橡皮圖章無異。

製衡失靈了，這不僅僅是恐怖襲擊帶來的應激反應，而是更深刻的係統病的其中一個症狀，特別是，2008年奧巴馬的當選上台也並未給監控項目帶來任何實際阻礙和困難。

棱鏡仍在轉動，監視不斷擴張。

與此同時，社會公眾和媒體對此始終視而不見。2013年3月，CIA技術負責人古斯·亨特甚至曾在一次技術會議上公開宣布，CIA“基本上試圖收集所有東西，並把它們保存到永遠……幾乎一切人類產生的信息都在我們掌握之中”。這次演講被實時轉播到了Youtube，並且也保存至今，但直到斯諾登發布他的回憶錄，視頻的總播放量隻有313次。

所有這一切共同促成了大規模監控項目，每一個試圖站出來的揭發者的輿論遭遇又都反向證明了監控的強大：他們無一例外地遭到了個人生活和道德方麵的攻擊，尤以變性者、揭發了美軍伊拉克虐囚行徑的曼寧為最甚，而這些無不來自係統記錄中此前的監控所得。

“我很清楚地知道，情報收集和分析會如何促成虛假信息和宣傳攻勢的產生，它們被用來對付美國盟友的次數與對付對手一樣頻繁。”斯諾登寫道，“也有些時候，目標會是本國的公民。”

仿佛是某種曆史的預示。在他逃離美國三年以後，唐納德·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六年後的今天，虛假信息與宣傳攻勢成了美國政治關鍵詞。

而在2013年，斯諾登所能做的隻是決心揭發這一切：技術沒有希波克拉底誓言，但人不能成為機器的一部分。

魔方裏的芯片

接下來發生的事情在各個方麵都更像是一場科幻電影。為了收集證據，斯諾登回到了CIA，這一次的工作地點是夏威夷一個隱藏在菠蘿田下麵的地下基地，CIA的數據存放中心。

2016年由Oliver
Stone執導的傳記式驚悚片《斯諾登》中，斯諾登曾將用於轉移數據的芯片藏在隨身攜帶的魔方當中帶出CIA基地，六年後回顧往事，斯諾登承認魔方的確是他的標誌物——它也曾用於藏匿芯片，但更多時候帶著它隻是出於他的習慣：魔方能幫助他掩飾自己的緊張，必要的時候也可以用來轉移衛兵的視線。

更驚險的一幕發生在這之前：斯諾登用來向芯片中存儲數據的是CIA內部已經淘汰的舊電腦，隻有它們能夠實現既位於安全措施之內，又沒有接入密切監視下的內網。其中一次，斯諾登拿著其中一台舊電腦準備返回自己的工位，途中被一位技術經理截住，問他打算用那台舊電腦做什麽。

斯諾登回答：“竊取機密。”

兩個人都笑了。那位技術經理忘記了他剛剛提出的問題。

為了收集信息、轉存並運出信息，斯諾登做了能完成的所有嚐試。在計劃的最後階段，為了能夠體驗監控的威力，他申請調動到了另一個能夠進入係統內部的崗位。這段經曆帶來的衝擊無可比擬，它幾乎意味著你可以同步窺視地球上任何人的日常生活——其中一次，斯諾登的注視對象是一位印尼程序員，他與萬裏之外的斯諾登一樣坐在自己的電腦屏幕前，隻除了他的懷裏還抱著他尚在幼年的兒子。

小男孩的深色眼睛無意識地望著電腦攝像頭，這成了對斯諾登的最後一擊——這一幕的每一個細節都讓他想起自己和自己的父親，而與此同時，他也知道已經再也沒有和父親見麵的機會。“如果我告訴他我準備做些什麽，”斯諾登說，“我知道他會作何反應，他會報警，他會做他認為需要做的所有事，來阻止我犯下如此之大的錯誤。”

“我唯有希望，他受到的傷害能夠隨著時間，被驕傲治愈。”

從香港到莫斯科

2013年5月20日，斯諾登孤身一人，帶著四台存有美國政府最高級別機密文件的筆記本電腦降落在香港機場。與他約定會麵的兩個記者並未出現，導致他不得不在極度的焦慮和恐懼中將自己關在旅館房間裏足足十天。

十六天後，英國《衛報》和美國《華盛頓郵報》按照此前與斯諾登的約定，開始披露史上最大的監視計劃的存在，又一周後，斯諾登出現在《衛報》鏡頭前，向全世界公布了自己的身份：“我是愛德華·斯諾登，二十九歲……”

這是世界認識斯諾登與“棱鏡門”的起點，對斯諾登本人，已是旅程的終點。

隨後的事情舉世皆知，斯諾登的避難申請被所有國家拒絕，一度滯留香港機場，為了避免進入美國及其盟友國家領空而選擇了俄航轉機前往厄瓜多爾的機票，卻在莫斯科轉機時發現護照已被美國政府吊銷。仿佛命運的捉弄，斯諾登就這樣被美國推進了俄羅斯境內，原本的24小時轉機變成了長達六年的滯留，很有可能再也無法離開。

但世界同樣相信，事情一定還有它神秘的B麵：CIA叛徒的目的地是莫斯科，這已經足夠引人猜想。2013年9月，普京甚至也在采訪中透露，斯諾登在香港“會見過我們的外交代表”，也曾聯係過俄羅斯駐香港領事館尋求幫助。

斯諾登在書中則說，莫斯科謝列梅捷沃機場滯留的那四十天中，俄羅斯情報部門官員的確接觸過他，但他同時強調，他與俄羅斯政府此前從未有過聯係，在流亡後也拒絕了與俄方的合作。

此言是真是假？或許隻能留給讀者自己判斷。

至少流亡六年後，斯諾登依然如此執著地堅守著“美國”身份。今年9月，在新書發布前幾天，他再次承認希望返回美國，隻要“能夠獲得公平的審判”。他也從不認為自己有權決定向公眾披露任何美國國家機密，“棱鏡門”的初衷是為了保護美國，保護美國憲法。

至於他的罪名，斯諾登寫道：“美國誕生於一次叛國行動。”（America was born from an act of
treason.）

2015年，美國一家州法院裁決NSA的通話記錄收集項目非法，成為美國司法史上的重要先例，世界範圍內，“棱鏡門”也激起了對於監控、安全與隱私問題的全麵討論和後續行動，盡管與此同時，越來越多的商業侵權與越來越隱蔽的政治操縱還在不斷見諸報端。

斯諾登相信2013年之後的世界互聯網正在變得更加安全，對於同一個問題，或許一千個人會有一千種答案。

自由與放逐

時至今日，三個經常被人相提並論的網絡反抗者——告密者，或是叛逆者，不管怎麽稱呼都好——當中，維基解密創始人朱利安·阿桑奇已經身陷囹圄，隨之而來的是近幾年揮之不去的“通俄”陰雲；俄羅斯技術天才帕維爾·杜羅夫流亡國外後行蹤神秘，他的Telegram至今依然是全世界試圖躲避監視的所有人的第一選擇。

而斯諾登，他安靜地住在莫斯科，在一個不斷有人因為社交網絡言論而獲刑的國家、在一個每隔兩三個月就要爆發一次“為了自由的互聯網”抗議運動的城市。

他已經不擔心俄羅斯政府會“交出”他，因為“我是俄羅斯人權記錄上不多的亮點了”。

1995年，12歲的斯諾登迷上過一款名叫《紗之器》的電腦遊戲，劇情中的長老們秘密製造了一台巨大的織機，一旦完成，這台機器將把世上每一個人的命運織入其中。一個男孩意外發現了這台織機的力量，隨後被社會放逐，在他走後，世界陷入了混亂之中……

“即使是在那個年紀，”斯諾登寫道，“我也意識到，遊戲中的這台織機是我正在玩的電腦的某種象征物，織機上的彩線正如電腦主機中各種顏色的線路，上麵唯一的、通向未知未來的灰線則像是電腦背後那根長長的電話線，通向在它之外的遠為廣闊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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