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來，“麵粉大王”“棉紗大王”“紅色資本家”“中國的洛克菲勒”，這樣的王牌稱號一直圍繞著榮氏家族，他們在商場上縱橫馳騁、獨領風騷。上世紀50年代，毛澤東更評價說：“榮家是中國民族資本家的首戶，中國在世界上真正稱得上是財團的，就隻有他們一家。”
百年中，在特定的曆史環境下，榮氏家族經曆過多次常人難以想象的戲劇變幻，幾番動蕩，浮沉不已，但最終都能化險為夷。

出身貧寒
十幾歲便開始做學徒

榮氏兄弟出身貧寒，太平天國運動期間，無錫遭遇戰亂，其父榮熙泰的三個兄弟、二位伯父家的4個堂兄弟，都不幸被抓或被殺。榮氏一門幾乎滅絕，榮熙泰因為在上海鐵鋪當學徒才幸免於難，後安定下來相繼生下榮宗敬、榮德生等兄妹四人。但苦於家境貧寒，在兄弟倆十多歲時，父親就讓他們去廣州、上海等地做學徒謀生。

創辦廣生錢莊

後來，榮熙泰投到廣東厘金局總辦朱仲甫手下幫忙理賬。1895年榮熙泰因病離職回鄉時，已有幾千塊銀洋的積蓄，1896年，他與人合資在上海開設廣生錢莊，宗敬、德生兄弟分任經理與會計。榮熙泰一生勤懇踏實，他臨終時囑咐兩個兒子，做生意切忌投機，要堅守踏實、穩健的行事作風。兩兄弟一直遵守父親遺訓，穩妥經營錢莊，從不投機倒把，幾年後便掘得了有生以來的第一桶金，這也成為後來兩兄弟創業的基礎。

進軍麵粉行業

榮德生南下廣州時，看出了麵粉行業的商機，他把這一想法告訴榮宗敬，兄弟倆一拍即合。20世紀的第一個年頭，榮氏家族事業邁出了其決定性的一步，在無錫西門外的太保墩創辦了保興麵粉廠，有保證興旺的意思，這是無錫曆史上第二家近代企業。17畝地皮，四部法國石磨，三道麥篩，兩道粉篩，就已經是麵粉廠的全部家當。

陷入風水官司風波

榮氏兄弟的工廠創辦並不順利，當時無錫鄉紳聯名告保興麵粉廠“擅將公田民地圍入界內”，而且在古城邊豎立煙囪，必將“破壞風水，有傷文風”，知縣諭令責成麵粉廠飭遷移。消息一出，紛紛傳言榮氏兄弟建麵粉廠觸怒了鄉紳辦不下去了；股東們也來詢問，有的甚至萌生退縮之意。最終一場風水官司風波直接打到了兩江總督府，幸好總督劉坤一是個洋務派，把訟書給駁了回去，這樣一場曆時10個月的風水官司風波才算了結。

麵粉滯銷
險些關張

麵粉生產出來以後，銷路很差，當地謠傳“機製麵粉看著白，卻沒有營養，吃了會不消化”；加上江南人以大米為主食，麵粉主要銷路在北方，而榮氏兄弟從來就沒有跨過江，北方市場完全沒打開。保興苦撐一年後，大股東朱仲甫見實業無利，決定撤股，但兄弟倆人卻決定增資，並四處籌錢，並將麵粉廠名字改為茂新。

初露經營天賦

在改名之後，榮氏兄弟先是物色到了營銷上的能人，專門去打開北方市場。他們在銷售上還動了很多腦筋，比如在麵粉包裏隨機放進一塊銅元，作為“彩頭”，給消費者帶來意外的驚喜，這種促銷花樣在很多年後仍然有效。1904年，東北爆發了日俄戰爭，麵粉需求陡然增加，生意一下子就好了起來。兩兄弟還十分重視對新技術的投入。1905年，他們得知英國的製麵設備比法國的要好，馬上決定購進六部英製鋼磨機器，生產能力頓時翻了一番。不久後，他們得悉美國研製出了新的麵粉機，性能更加優良，於是又下決心舉債采購。

成為麵粉大王

從1912年到1917年，無錫的榮家兄弟一口氣開出了九家工廠。茂新麵粉廠辦了八年之後，終於站穩腳跟，到1910年，工廠產量比初建時大了十倍，已經是國內數一數二的大廠。這時候，兩兄弟兵分兩路，老二榮德生留守無錫，老大榮宗敬去了上海。1912年，榮宗敬在上海新閘橋開出第二家麵粉廠，起名福新。他在股東會上提出，為了擴大再生產，三年內不提紅利，所有的錢全部拿出來“滾雪球”。為了加快“雪球”的滾動速度，以冒險為樂事的榮宗敬采取了新建、租辦和收購等多種手段。在上海灘上，他放出風聲：“隻要有人願意把廠子賣出來，我就敢買。”1913年夏天，他租下陷入困境的中興麵粉廠（兩年後全資收買，改名為福新四廠），到了冬天，在中興廠東麵，新建福新二廠。1914年6月，他又在福新一廠的旁邊吃進土地，建起福新三廠。1916年，榮宗敬又遠赴漢口，建福新五廠，第二年，租辦上海老牌的華資麵粉廠華興，改名為福新六廠。從此，無錫榮氏兄弟的名聲轟響於中國商界。

建立棉紗帝國

創辦於1905年的振新紗廠到1912年的時候已經很賺錢了，每年可得利潤20餘萬元。1915年，榮宗敬在上海郊外的周家橋開建申新紗廠，購英製紡機36台，第二年投產開工，正趕上歐戰期間的需求饑渴。上海的棉紗價格大漲，從每件90餘兩狂漲到200兩，出現了“一件棉紗賺一個元寶”的暴利景象。申新在開工後的三年裏，棉紗產量從3584件增加到9
811件，棉布產量從2.9萬匹增加到12.8萬匹，贏利更是驚人，從開辦當年的2.06萬元增加到22.2萬元，3年增長10餘倍。

中國期貨“祖師爺”

1919年，日商已經在上海開設了一家取引所（即期貨交易所），經營麵粉、麥麩期貨交易。取引所主要是日本人用來控製原料與成品價格的工具，同時又可以兼做棉花貿易。日本人借經營麵粉、麥麩、棉花的期貨交易等，控製原料與成品價格，最終轄製中國商人。而中國卻一直是現貨交易，已經落後很大一步了。對此，榮宗敬萌發了自行成立期貨交易所的念頭。五四運動爆發後，國內掀起抵製日貨的風潮，榮宗敬借機聯合其他實業家和商人，於1920年3月1日，同阜豐廠寧鈺亭、申大廠顧罄一等18人把上海機製麵粉公會貿易所改組為中國機製麵粉上海交易所，並於8月14日正式對外營業。這是中國人在上海建立的首家期貨交易所，經辦麵粉、麩皮期貨交易。不久，榮宗敬又趁熱打鐵，在華商紗廠聯合會上提出了籌建紗布交易所的設想。1921年，紗布交易所在上海正式掛牌，經辦棉紗期貨交易。從此，奪回了麵粉和紗布期貨價格主導權。

收購日本人的紗廠

榮宗敬還幹了一件讓中國商界很長臉的事情。1917年，他出40萬元買下上海一家原本由日本商人經營的紗廠，改名為申新二廠。自1884年“紅頂商人”胡雪岩鬥絲慘敗後，上海棉紗業先為英美商人控製，後成日本公司天下。如今，中國企業竟有氣魄和能力收購日本企業，一時成了埠上讓人津津樂道的新聞。

金融“抗日”

1925年5月30日，“五卅”運動爆發，又一輪抵製日貨風潮爆發，榮宗敬看準機會，上演了一場做空日元的好戲。榮宗敬先是一連幾天大量拋售日元，逼迫日元匯價狂跌不止。當收到日本幾家大銀行組成銀行團來出麵維持日元後，指示下屬立即“空翻多”，不露痕跡地吃進200萬日元。當在日本銀行團出麵維持下日元出現回升時，榮宗敬又讓下屬繼續公開地拋售大量日元，同時派人製造各種日元將下跌的輿論。一時間連上海各銀行、錢莊、歐美商人及銀行也開始大量拋出日元，外匯市場上日元一日不如一日，匯價再次急劇下跌。此時榮宗敬殺了個回馬槍，動用全部資本購進遠期日匯(期限為6個月)，為了籌得資金進行這次規模空前的日匯投機，大量售出積壓的粉、紗存貨，並不惜以低價拋出遠期棧單。半年後，日元匯價逐步上揚，榮宗敬按照新的比價兌回到期的日匯，幾乎淨賺400萬日元，幾大日本銀團卻損失慘重。

管理上“恩威並用”

榮德生認為，工廠辦得好不好主要靠工人，工人的生活安定與否，文化水平的高低，直接影響生產。他自許“恩威並用”，推行嚴格的《工務規則》是“威”，施行惠工政策、勞工自治區無疑就是“恩”。嚴格的一麵，比如規章規定職員要戒鴉片、戒賭博、戒酗酒、戒鬥毆、戒調戲婦女，一旦違反立即解雇。另一方麵，1923年，他在申新三廠開始推行職工福利措施，1926年倡辦“勞工自治區”，到1933年正式推行。教育方麵，相繼開辦了不收費的職工子弟小學和工人晨、夜校，有一千六七百人參加過識字班。此外還辦過多期工人養成所等。惠工政策包括發生活補貼，上班期間工人免費在廠就餐；墊支服裝費用，統一為工人製作服裝、被褥，分期扣款；除花柳病外一律免費醫療；增加假期，每人每月例假3天，假內放電影、演戲等；還有帶薪年假製度，隻要職工服務滿一年，經主管同意就可以休息兩星期。服務滿十年，就可以休息三星期，休息期間照發工資。因公致死發撫恤費、安葬費50元，一般死亡發喪葬費6元。

衣食上坐擁半個中國

二十世紀30年代初期，榮氏家族的事業達到巔峰。當時申新紗廠約占全國民族資本棉紗廠紗錠數的20%，布機數占28%，茂新和福新的麵粉廠規模占全國同行業的1/3左右，占上海市的1/2，其旗下企業總數達21家，赫然是當時國內規模第一的民營實業集團。榮宗敬曾很得意地對友人說：“當今中國人，有一半是穿我的、吃我的。”1933年是他的60歲大壽，在賀壽堂會上，他很興奮地對濟濟一堂的賓客說：“烈士暮年，壯心不已，吾今已屆六十，紗錠數達到六十萬，我還要活到七十歲、八十歲，紗錠要達到七十萬、八十萬……”

遭遇危機

1934年，榮氏家族迎來了最暗淡的一段時期：家族頭牌企業申新紡織擱淺了。當時，世界經濟危機的陰影日益籠罩到中國，國內通貨緊縮，人心浮動，而日漸增多的民國政府賦稅也大大加重了民營企業的負擔。僅申新紡織一家，就被抽去特稅達1500多萬元。緊接著，國際傾銷潮一波波來襲，日本紗廠所產棉紗在中國的傾銷，致使民族紡織工業一直在不景氣的環境中掙紮。1934年，紡織、麵粉又同時受到世界性傾銷的影響，申新的幾個紗廠存貨堆積如山，榮氏家族的各麵粉廠也全部停工。

瘋狂的舉債擴張和巨額投機

榮氏的危機，除了客觀原因，和其長期執行的經營戰略也有很大關係。榮宗敬大膽擴張，見到機會咬住就上，他的經營哲學是“隻要有人肯借錢，我就敢要，隻要有人肯賣廠，我就敢買”，是一個典型的激進戰略癡迷者。“多買一隻錠子，就像多得一支槍。”早就成了榮宗敬的一句名言。另外，從1926年開始，榮宗敬和他的兩個兒子榮輔仁和榮溥仁開始投機“洋麥”和“洋棉”。由於頻頻在交易所買空賣空，在遭遇世界性傾銷潮後，榮氏企業巨虧1000多萬。當1934年陷入危機的時候，申新資產共值6898萬銀元，而負債達6375萬銀元，處在一個十分緊繃的狀態中。到1934年3月，上海所有銀行已無一家肯對榮家放款，連榮氏參股的16家錢莊也關上了大門，榮宗敬一度急得要自殺。

兄弟分歧

榮德生節儉自奉，生活簡樸，平日一襲長衫，布衣布鞋，一頂普通的瓜皮帽，飯食簡單，不吸煙，不喝酒，不喜歡宴會，晚年完全素食，至用香煙殼寫便箋。榮宗敬則認為“排場是公司經濟實力的外場表現”，他的座車是1918式林肯牌黑色轎車，1921年他在江西路建造氣派的辦公大樓，他弟弟心裏就有不滿，覺得用人既多，耗費日增，而且從此多事。榮宗敬買下英國人的一幢三層花園大洋房，門楣、窗沿都有美輪美奐的雕花，窗戶全是當年進口的彩色拚花玻璃，裝飾極其奢華。兄弟倆性格不同，經營作風上也有許多不同。榮宗敬重業務，主張做交易所；榮德生反對交易所，重視生產成本。榮宗敬重洋，喜歡請外國人，重視科學知識；榮德生重土，比較保守些。榮宗敬著重上海，開工廠集中於上海，認為上海是交通、金融中心，經濟調度便利，電力沒有問題；榮德生著重內地，他計劃向南京、徐州、連雲港、鄭州發展，買了一批地皮，認為內地這一帶出產原料，工人工錢便宜。

人生汙點

1937年12月初，日軍成立了“上海市民協會”，委員名單中有當時滯留滬上的21個知名企業家，包括紡織大王榮宗敬、南市水電公司總經理陸伯鴻、雜糧業同業公會主席顧馨一等。據《大美晚報晨刊》報道，12月24日“上海市民協會”的第一次準備會議召開，會後委員們“將其宣言及協會章程，送達日本駐滬陸海軍當局，請求諒解”。雖然榮宗敬表示“吾人必須勇往直前，做減少人民痛苦之舉，無須懼怕，隻需宗旨純正，可不問其結果如何。”但此舉仍被視為漢奸行為，上海市商會、總工會等20多個團體聯合集會並發表聲明，宣布該協會為“非法組織”。幾天後陸伯鴻則被國民黨特工暗殺，顧馨一家中被投擲手榴彈，榮宗敬也遭到死亡威脅後被迫在報紙上公開聲明退出“市民協會”，接著避走香港，並與1938年病逝於香港。

為抗日做出重大貢獻

1937年“七七事變”後，榮家兄弟把茂新四廠庫存的幾萬包麵粉和數千擔小麥，以記賬方式給第三集團軍做軍糧。“八·一三”事件後，他們第一批捐出5萬袋麵粉及大量慰勞品。無錫各界組織抗敵後援會，榮德生以“樂農氏”之名首先捐助麵粉一萬包，後來又捐出兩萬包，其中一萬包用來救濟難民。

“孤島”再現輝煌

在1939年到1941年這段時間裏，上海租界成為“孤島”，由於戰時環境特殊而人口激增，外來人潮攜來的大量資金，使得租界內物價大幅上漲。那段時期，上海租界以外淪陷區紗廠不是被敵人炮火所毀，就是被日軍強占；而內地對紗布的需求極大，在租界內繼續開工的紗廠，“無不市利百倍”。在這段時間，榮家不僅還清了戰前相當於17萬兩黃金的全部銀行貸款，還開辦了銀行與一些貿易公司。在戰爭中，僅有商人的精明顯然不夠。在租界內，榮氏企業借用的是美商和英商的名義。1941年7月，日本人曾指使汪偽政府接收申新的兩個廠子“歸為國營”，但因為兩廠所依靠的美商和英商的抗議與交涉，榮家才得以繼續保有兩廠的所有權。

“天元計劃”和“大農計劃”

雖然在抗日戰爭期間榮氏產業遭受重創，但榮德生在古稀之年還有著雄心勃勃的“天元計劃”，包括金木水火土五大領域，想由麵粉而擴大到各主要食品，由紗布擴大到印染、絲綢、麻葛等，機器從翻砂、鐵工擴大到重工業，能自造各種母機，辦學從小學到大學，築路則環太湖接通，要重新開創一個新的“天元實業公司”係統。他說自己不是資本家，而是事業家。1942年他還替國家擬訂“大農計劃”，主張在甘肅、青海等西部地方首先推廣，工、農、牧、學並舉。但由於內戰的爆發，這些計劃最終都流產了。

榮德生遭綁架

1946年4月25日，“麵粉大王”、“棉紗大王”榮德生被一夥不明身份的人綁架，轟動一時。綁匪們向榮家勒索50萬美元。當時榮家的資金大都用在恢複企業和擴建新廠上，要拿出50萬美金絕非易事，但又怕延誤了綁匪會撕票，所以也不敢報告警方，一切都在暗中進行。33天之後，終於籌齊50萬美金，榮德生才被放回家。但此案傳到了蔣介石耳朵裏，下令查辦。案件最終偵破，追回了贖金，但負責查案的人卻向榮家索要破案費，榮德生為了酬謝軍警當局和有關方麵，先後付出60萬美元，僅軍統的二老板王新衡拿去的，就有15萬美金，外加一棟小洋樓。

榮德生選擇了留在大陸

新中國成立前，位於上海及江浙一帶的民族工商業的商人，又開始了大規模的對於出路的抉擇。當時的“十大資本家”，有9家舉家遷徙，有的出國赴美或者赴歐，有的則跟隨蔣介石去了台灣。榮氏家族的大部分人也選擇了離開，唯獨榮德生執意留下來。他對此是有考量的，當年他在無錫創辦的公益小學，在無錫解放前的兩年裏，一直是中共無錫工作委員會機關所在地。榮毅仁的家眷，此時已經先期去了香港。對於榮毅仁的留下，如今有兩種說法，一種是他決定與父親共進退而自願留下；一種是他那時在上海還有一起官司需要出庭，正好趕在上海解放那天，陰差陽錯地留下了。

榮毅仁率先支持公私合營

1954年，榮毅仁帶頭拉開申新紡織與政府公私合營的大幕。許多股東都不能理解，擔心財產全部被充公。榮毅仁卻說，“社會主義是大勢所趨，不走也得走。隻要接受改造，大家都會有飯吃有工作，而且可以保留消費財產。”由此，榮家發展了半個世紀的產業，變為國家所有。當年，申新集團成立，榮毅仁成為總經理。當時的國務院副總理陳毅稱榮毅仁為“紅色資本家”，並以上海市前市長身份，為他助選上海副市長。榮毅仁在最輝煌時，成為中國國家副主席。

榮智健和中信帝國1978年，榮毅仁受國家之命，組建中信公司，意在向國際融資。幾乎就在同期，榮智健放棄了清華的研究職位和家人，獨自去香港闖蕩。1986年，榮智健正式加入香港中信，出任總經理。此時，榮智健已來港多年，早已不是那個初入商界的名門之後，他的一番資本運作成績，似乎是為了向外界證明，自己不僅僅隻是榮毅仁的兒子。2002年開始，榮智健登上了中國首富的位置。這與他6年前的分股事件有著脫不開的關係。作為一個大型國企集團中的核心人物，能夠敢於冒出頭來做首富的，榮智健應是第一人，他由此頻頻進入公眾視野，張揚其個性。作為家族第三代傳人的榮智健，與李嘉誠等富豪的勤儉不同，生活較為豪放。完全西化的行事作風，雖令香港人士對中資企業的觀感改變，但仍引來不少“揮金如土紈絝富豪”的議論。榮智健對此很不以為然。2009年因投資外匯巨虧而辭去中信泰富集團主席，2014年9月香港證監會起訴中信榮智健，為“炒匯案”4500股民討賠償。

榮宗敬後代“衰落”

相比榮德生的後代，大哥榮宗敬的後人顯得有些“沒落”了。榮宗敬逝世後，其兒子繼承了他張揚、奢華的生活理念，然而卻沒有了他在事業上指點江山的能力。1949年前，榮宗敬兒子榮鴻元等過生極其奢華的生活。上海銀行副經理李芸侯目睹榮鴻元、鴻三兄弟當時的奢靡生活，榮公館裏整天都是賭錢、跳舞，大開酒筵。研究上海老房子的宋路霞說，現在淮海路上的美國總領事、日本總領事官邸分別是榮鴻元、榮鴻三的住宅。1948年9月4日，榮鴻元以“私套外匯、囤積居奇”的罪名被捕，在提籃橋的特種刑事法庭上當庭放聲大哭。榮家雖然請了章士釗等三位名律師，但榮鴻元還是被關押了77天，幕後交易進行了70多個晚上。到11月18日開庭宣判6個月監禁，緩期2年。榮鴻元元氣大傷，出來不久就攜帶著大部分的資金撤離大陸，去了香港。榮宗敬的孫輩目前則分散在香港、巴西、德國各地。

華客網:中國唯一世界級財團 盛極一時 為何突然衰落?(組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