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招生歧視案件勝訴，亞裔生依然麵臨歧視？

據《紐約時報》報道，當地時間10月1日，美國聯邦法院對此前指向哈佛的招生歧視案件作出裁定，法官Allison D.
Burroughs認為，哈佛大學並未歧視亞裔申請者，其在招生過程中對種族的考量是為了保證大學的多元化，符合憲法的規定。

這起訴訟案件是由“公平入學”組織（Students for Fair Admissions）

在2014年發起的，其指控哈佛大學在招生中歧視亞裔學生，對亞裔申請者設定了更高的入學標準。此後的數年間，波士頓聯邦法院舉辦了多次聽證會，“公平入學”組織和哈佛大學雙方提交了數萬份文件，彼此往來交鋒，在去年10月15日正式開庭審理。

“公平入學”組織的創始人Edward
Blum在提交的訴訟中包含多條罪狀，其中之一是指控哈佛大學招生中采取了“種族配額製”，有意限定入學新生的種族比例，在這樣的情況下，即便亞裔學生在學術表現和課外活動上優於其他種族的學生，也會因為學校為亞裔學生設定的比例上限而落選，也就是說，亞裔學生不僅要和其他族裔的申請者競爭，也要麵臨亞裔的內部競爭。

Edward Blum，“公平入學”組織的創始人。

申請哈佛大學的亞裔學生在個性表現上偏弱

根據哈佛大學公布的材料，亞裔學生在學術表現和課外活動上總體優於其他族裔的學生，但在“個性表現”方麵則低於白人學生。盡管法院沒有找到這一差異背後的確切原因，但法官Allison
D.
Burroughs認為，僅憑亞裔學生在個性表現上的相對低分，不足以構成哈佛招生歧視的罪證，招生官有權依據自身的判斷來給出分數。

個性表現評分的微妙之處在於，它不同於學術表現和課外活動，沒有客觀的衡量標準，其評價結果是基於招生官對申請者的主觀認定。一方麵，這給可能存在的、隱性的“種族配額”製留出了操作的空間，另一方麵，正因其評價標準是主觀的，缺乏可在不同族裔間對比的普遍標準，其施行種族配額的罪名就難以坐實——招生官大可為其打分結果找出諸多理由，旁人也難以找到證據指摘其公正性。

正如哈佛大學法學院的教授Jeannie Suk
Gersen指出，這昭示了平權法案本身的矛盾之處：根據平權法案，大學可以適當地在招生中給予少數族裔優待，在主觀評分上給他們加分，但是，另一方麵，大學又不能給予種族因素過多的權重，也不能完全根據美國不同族裔的人口比例，來為學校所招收的不同族裔的學生數量設定限製，因為這無疑等同於“種族配額”製，是違法的行為。

哈佛大學校園

這也就是說，在個體層麵上，招生官的主觀偏好是被容許的，他們可能更傾向於錄取擁有某些特質的學生，盡管這些特質可能往往和特定的種族相關，但是學校在製度層麵上不能設定不同族裔的錄取上限。因此，很多時候，學校必須精心設計出一係列話術，來包裝其在學校製度層麵上對種族因素的考量。

比如說，雖然對特定族裔的優待，會在客觀上擠占和損害其他族裔的利益，但學校將這種優待稱之為“加分項”（plus
factor），以凸顯其對弱勢族裔的幫扶作用，而有意忽略了對另一些族裔的不平等對待。

“現行的製度存在缺陷，但缺乏可行的替換方案”

法官Burroughs承認現行的招生製度存在缺陷，有些招生官對亞裔群體可能有著“潛意識”的偏見，而且校方應當對外界闡明種族因素在招生過程中的具體角色，但她認為，哈佛的招生規則並沒有違法，因此，缺陷可以修正，製度無需更替。

原告“公平入學”組織則認為，哈佛大學維護校園多元化這一點本身沒有錯，但應當采取與種族無涉的手段，也就是不再給非洲裔和拉丁裔優待。針對這一項訴求，法院認為，在現行的製度下，如果撤銷平權法案，取消對黑人和拉丁族裔的優待政策，將會使哈佛大學未來招收的少數族裔的學生比例大幅降低——約有45%的非洲裔和拉丁裔學生是因少數族裔的身份而得到入學資格，如果少數族裔的學生數量減少，會對校園的多元化造成巨大損害。

如果要在維持族裔多元化的前提下，取消對少數族裔的優待，哈佛大學唯一可以采取的辦法是撤銷對ALDC群體的優待。ALDC是athletes，legacies，dean’s
interest lists，children of
faculty的首字母縮寫，意即運動員，哈佛校友的子女，院長感興趣的學生，教職工子女，這些群體在哈佛大學的招生過程中會得到額外的照顧。通常而言，這一得到特殊照顧的學生群體絕大部分是白人，同時，一項研究表明，哈佛大學的白人學生中，約有42%屬於這一群體。

哈佛大學橄欖球隊

正因為ALDC的主要族裔構成是白人學生，如果取消對這些學生群體的優待，少數族裔必然將會得到更多的入學名額。但是，法院指出，ALDC優待政策對哈佛大學維係其與捐款者，校友，以及教職工的關係至關重要，而且也是哈佛大學與其他常青藤

（也稱為常春藤）

學校在體育項目上競爭的重要資本，取消這一優待政策將損害學校自身的利益。

哈佛的招生規則是精英階層的自我維護手段嗎？

盡管波士頓聯邦法院判定哈佛勝訴，但這起案件幾乎必然將上訴到美國最高法院，而其對美國教育體係的未來影響也難以估量——從2014年Edward
Blum發起訴訟起，哈佛大學的招生內幕便不斷地抖落在公眾的視野之中，盡管其尚未對哈佛大學的招生製度產生實質性的影響，但它無疑點燃了公眾的政治參與意識，尤其是今年3月，涉及耶魯大學、斯坦福大學等名校的錄取賄賂案件被波士頓法院公布後，取消ALDC優待政策的呼聲開始愈發聲勢壯大。

招生歧視問題反映的現象之一，是美國精英學校的入學競爭變得越來越激烈了。哈佛大學每年招收的學生不過一千多人，而每年申請哈佛的學生中，學分績點滿分的學生就將近一萬人，正如《華盛頓郵報》的一篇報道指出，如果哈佛大學招收所有績點滿分的學生，那麽其招生規模必須增大四倍，才能容得下如此眾多的優秀學子。

在這樣的意義上，這些精英學校不得不設計一些主觀的評判標準，通過分數之外的標準來更全麵地衡量每個學生的情況。這種主觀的評判標準在諸種不同的闡釋之下，會呈現出不同的麵貌。支持“公平入學”組織的人認為，它如同上世紀20年代美國大學對猶太人壓迫，刻意限製了亞裔的錄取數量，而另一些人則持有截然相反的意見，認為“公平入學”組織是一群充滿嫉妒心理的民粹分子，打著反歧視的幌子，利用亞裔群體來為一些人謀取不正當的利益。

實質上，在族裔對抗敘事的表征之下，潛藏著的是精英階層再生產的機製。正如前文所述，從這些精英學校錄取規則中受益最大的群體，不僅僅是平權運動所支持的少數族裔，而是美國的權貴階層和精英學校的校友們，他們構成了精英學校賴以生存的資源與生態圈，同時，他們又是非常明顯的白人主導的群體。

《攀藤而上——常春藤名校與美國精英教育》，於時語 著，中信集團出版社2017年1月版。

在這樣的意義上，這一既得利益的群體的精英身份與他們的族裔所屬互為表裏，不斷形塑並維護著精英階層的再生產。正如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社會學教授Jerome
Karabel指出，哈佛大學之所以傾向於錄取精英校友的子女，是因為這種家庭環境出身的學生更符合，也更認同哈佛的理念，他們對學校的發展有著良性的影響，這種影響不僅僅體現在物質性的捐贈上，也體現在文化共同體的塑造上。

另一方麵，精英階層本身也是曆時性的動態建構。上世紀20年代到50年代，雖然常青藤名校刻意限製了猶太人的入學名額，但猶太人憑借對教育的重視，依然大量擠進了哈佛，耶魯等名校，而這些猶太人後來在經濟上獲得成功之後，便以雄厚的財力捐助他們的母校，使得常青藤名校開始在政策上向猶太人傾斜。時至今日，猶太人早已不是受常青藤名校歧視的弱勢群體，而成為了精英階層的重要構成群體。

在某種程度上，今日的亞裔群體正處於當年猶太人所在的位置——申請哈佛大學學校的亞裔學生越來越多，也越來越優秀，但總體上，近年來哈佛大學錄取的亞裔學生比例依然保持不變。但是，今日的美國正麵臨著更為複雜的境況，多元化的價值觀早已成為主導，精英學校也變得更為包容和開放，盡管種族問題的幽靈依然沒有徹底消散。亞裔群體能否複製猶太人曾經走過的道路，隻能留待未來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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