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昌雨抱著母親禹秀英的遺像在宣威市殯儀館前
昨天，雲南宣威的陳昌雨在微博上說，他母親禹秀英被燒傷致死一案的調查取證工作已經結束，其父陳繼衛涉嫌故意殺人，已被正式批捕。至此，轟動一時的「為亡母大義滅親控訴父親」事件暫告一段落。
3月14日，在一場家庭糾紛中，陳繼衛將汽油潑向妻子禹秀英後點燃，致其全身燒傷，事後，他本人的手和腳也被部分燒傷。當時只有這對夫妻倆在場，沒有其他見證者，兩人都說是對方潑的汽油、點的火。但在20歲的兒子陳昌雨的記憶中，父親經常對母子倆辱罵毆打，「只要他一不開心、一不高興就拿我和我媽撒氣」。
3月22日，陳昌雨從廣東趕回老家，照顧父親半個月至其出院，再照顧母親到她7月28日臨終前最後一刻。他決意要為母親討回公道，堅持要求進行屍檢，由於擔心警方不立案，亡母的屍體一直停放在殯儀館，直至10月16日屍檢結果出來后才火化。母親四個月的住院費和停放殯儀館的三個月，讓他欠下了十幾萬。10月，警方終於正式立案。11月20日，逍遙法外已八個多月的施暴者陳繼衛被刑拘。
陳昌雨說，他怨恨父親，「如果法律允許的話，我想拿刀把他砍了」。在他為母親伸冤的這幾個月里，無數親友都勸他「算了」，在母親死後維護那個本已破裂的家庭的完好，但他堅決要求把父親送進牢獄。經過這一悲劇，他再也不想回到那個家，「回去之後留給我的只有傷痛」。
儘管遲到的正義總比沒有正義好，但試想一下，如果不是兒子排除各方阻力抗爭到底，其母很可能就白死了。如果把汽油潑向任何一個陌生人，縱火致死，作惡者能如此輕易逍遙法外嗎？可以說，家庭是流氓的最後庇護所。
陳昌雨和母親禹秀英前些年的合影
這並不只是假設。去年6月，浙江龍泉的陳某凌晨醉酒回家，結果走錯了門，用力踹開了鄰居湯某家的門，將她及其丈夫都毆傷。最終，他被判賠償1萬元，並處以有期徒刑九個月，緩刑一年。然而你可以想見，如果他踹壞的是自家的門、打的是自家老婆，很可能什麼事都沒有。
這還算是直接造成了傷害，如果是長期家暴、虐待，導致受害者自尋短見，那麼哪怕所有人都覺得這是一個悲劇，但施暴者大概率不會被繩之以法。無數被父母長期嚴厲對待、最後走上絕路的孩子，事後給人的印象似乎是「他們的父母已經得到了懲罰」，但卻不會入獄——換言之，如果這些父母對孩子的死無動於衷，他們相當於逼人致死卻不用承擔任何責任。
也就是說，我們的社會在此存在一種雙重道德：你不能對陌生人做的，對最親近的家人做卻沒事。這個對中國人的生活而言最為重要的社會單元，卻也是你最無法擺脫的重負——只要你置身其中，不管你自願與否，都得讓渡部分個人權利，因為當你遭遇不公時，所有人都會勸你「為了這個家，算啦」，彷彿家的存續比人命更重要得多。
不僅如此，這個「家」是超越是非善惡的，因為無論對錯，全社會都默認你得維護它。所謂「寧拆十座廟，不毀一樁婚」，它牢不可破到哪怕存在不公不義也不能動搖的地步。西諺說「無論對錯，終是吾國」（My
country, right or wrong），那對中國社會來說，或許就是「無論對錯，終是我家」。
前些年，「瘋狂英語」的創始人李陽被爆家暴，他的外籍妻子Kim曾說，她最怕的還不是打，而是不知道什麼時候。在她挨打之後，向人哭訴遭遇，卻得到男性勸誡：「你說得對，男人不能打女人，但老公可以打老婆。」
事實上，90%以上的家暴只要在第一次發生時干預得當，之後都不會發生。然而，它之所以如此普遍存在，恰是因為在這類事件發生時，「家」彷彿是一個不受任何外部力量干預的黑箱，受害者的主觀意志並不能阻止悲劇一再發生。
在一個社會的現代化轉型過程中，這是不時會出現的一幕，而那些注重家族傳統的文化中，此類現象尤為嚴重。韓國人口學家朴光駿早就意識到，天主教國家和東亞具有一系列相似，如親子關係緊密的「堅固家庭」（strong
family）作為社會秩序的基礎、把家庭看作是女性主要乃至唯一的生活場所，離婚率低、非婚生子女率低，以及生育率極低。他的結論是，這些共同點「源於天主教的家族主義與儒教的家族主義的相似性」。
愛爾蘭裔美國作家Thomas
Lynch在《往來於故土之中》一書中說，愛爾蘭人有大男子主義傾向，很多著作都認為愛爾蘭男人比別的民族更「不明白」女人，「愛爾蘭裔美國男子也同樣，除非祖上混入了義大利、墨西哥或俄羅斯血統，那麼他們就不是不明白女人，而是根本不管女人想什麼了。」
他不無嘲諷地說，「那個時代在愛爾蘭，沒有人會有前妻」，因為根本不允許離婚，
當然愛爾蘭並不缺少家庭悲劇，不缺家暴，人們只是不離婚而已。離婚不被允許。因此人們分居，過著像離婚一樣的生活。
1986年舉行了離婚公投，但神父們都在鄉間講道反對，公投因為相當數量的反對票沒有通過。但男人和女人們還是想要爭取公民解除婚姻關係的權利，他們繼續遊說政客，直到1992年，這回因為相當數量的贊成票通過了離婚法。
前一陣，深圳一名17個月大女孩的母親廖麗收到法院的第二次判決書，判不離婚，儘管她和男方都同意離婚。法官很直率地說：「我們法院前面判的案子全部第一次起訴都判決不準離婚，你這個案子就要我來吃這個螃蟹啊？」
這樣，對權利意識覺醒的一代來說，家庭就變成了一個桎梏和風險：你可以自由加入，但卻不能自由退出。這就使得他們不得不再三權衡，那是否真的值得自己投入進去。
這種社會心態的微妙變動當然會體現在相應的數字上，從日前公布的統計年鑒來看，中國每年的結婚對數已連續7年下降，但離婚率倒是止住了攀升的勢頭。很多人對此的直覺反應可能都是「如今結婚成本（房價、彩禮）太高了」，而對離婚「調解為主」的做法則取得了成效。
然而，結婚對數下降背後可能的相關因素太多了：適婚人數下降；婚姻不再像以往那樣扮演多種功能；人們對靈魂伴侶的要求升高，不再那麼願意將就；LGBT和獨身主義的興起……如此等等。這些都是不容易被人感知的間接因素，但這個直覺上是「壞事」的，換一面看其實可能是「好事」。
反過來，看起來是「好事」的，其實也很可能間接促成了這個「壞事」：離婚率的下降看來被視為「好事」，但正是因為這幾年來離婚越來越難，這使得人們更不敢輕易結婚。
為什麼在中國，個人主義與家庭發生衝突？在英美當然也有家暴，但這兩者至少在理論上並不矛盾，因為當家庭是兩個自由人的自主自願聯合時，個人意志在家庭結構中是可以得到容納和尊重的。
然而，當維護家庭本身的完整與穩定壓倒了個人權利和個人意志時，那麼勢必就得有人為了照顧他人感受而「顧全大局」、屈己從人——而那通常總是弱者。老話說「百忍相安」，原因不外乎此。
我媽曾對此說過：「要有感情，就得有人肯做出犧牲。」這話飽含辛酸，五味雜陳，暗示了在大家庭中無法避免的處境：要想取得表面的和諧、討人歡心，就得委曲求全，那種「感情」不是平等基礎上的「感情」。
對中國人來說，「家」原本是一套綜合機制，集福利、救濟、生產、繁育、社會安定等功能於一身，相比起來，感情其實反倒並不怎麼重要，只不過是「關係」良好時的順帶結果。能不能在我們這一代人手裡改變這一切，不得而知，但有一點或許可以肯定：只有當這些功能逐步被分離出去后，兩個獨立自主的個體之間才能有真正的感情，家庭才能不再是流氓的庇護所。
華客新聞 | 時事與歷史：為什麼說：家庭是流氓的最後庇護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