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見到我，第一感覺是什麽樣子？很凶嗎？”
這段時間，周陽春接待了幾撥記者，大多是女孩。他向她們拋出了同一個問題。可往往沒等對方回答，他就皺起眉頭接著說，“說實話，我這個人真沒有壞心的”。似乎苦於無法自證，他幹脆再一擺手：“你跟我接觸一兩次就知道了。”
這是一個身高一米六左右的男人，圓腦袋黑皮膚厚嘴唇，微胖，頭頂黑發中鑽出幾簇白，走起路來步速快，直直地往前衝。妻子李秋平告訴液態青年，周陽春從前皮膚更黑，在看守所的七個月曬不到太陽，白了不少。
“經曆那件事之後，才意識到自己可能會給別人一種那個（害怕）的感覺。”周陽春說。也因此，他會主動問到家裏采訪的女記者，“你一個女孩，（家裏）就我們兩個人，沒關係吧？你不會也介意吧？不過你放心，我家有攝像頭。”回到家後，他特地沒有合緊大門。
周陽春指的“那件事”，是年初轟動一時的“長沙貨拉拉女乘客跳車案”。而周陽春本人，就是案中那位涉事貨拉拉司機——今年2月23日，周陽春因此案被刑拘，3月3日被檢方批捕。9月10日，他因過失致人死亡罪被判處有期徒刑一年、緩刑一年，並於當日獲得取保候審。
但這並不是案子的終點——李秋平不認為丈夫有罪，周陽春也並不這麽認為。
9月23日，他向法院遞交了二審上訴書，卻一度收到二審不開庭審理的答複。他越發不安，頻繁聯係律師，四處寄送材料；有媒體來采訪、拍攝，他全力配合，甚至還因此向他打工的飯店老板請半天假。在他看來，眼下“家人第一，案子第二，工作第三”。
12月2日，周陽春被檢察院傳喚調查，得知了法院通知檢察院閱卷的消息。律師何智娟告訴他，這是法院準備開庭審理的一個信號。案子走向雖未明朗，但冰麵似乎有了鬆動跡象，他懸著的心也總算放下了些。他總希望這事能趕緊做了結，以便生活盡快回歸正軌。
周陽春在家寫材料。圖片由作者拍攝
申訴者
從“裏麵”出來後，周陽春的一天通常從清晨六點多開始——先給妻子女兒準備早飯，然後騎電動車送女兒上學，再送妻子上班。他不再跑貨拉拉了，而是在朋友的飯店當起了廚師。早上八點，他開始炒米粉的碼子，切配菜，忙活完午市，休息兩小時，下午四點多忙晚餐，晚上九點回家。
時間成了稀缺品。所剩無幾的空閑，周陽春通常在家“自我反省”、“寫材料”，回述案發經過和審訊經曆，抱著手機看知乎等平台網友對這樁案子的分析，再參考、摘抄一些對自己“比較有利的”。他不會用電腦，就用手寫，“寫光了二十來支筆”。等妻子回到家，他的字才會被一個個敲進電腦文檔裏。
11月24日，周陽春把自己整理的要求二審開庭的相關材料送至檢察院。李秋平不放心，請了假陪同前往。有工作人員拒收，周陽春難為情，慌忙接了回來。李秋平一把攔下，態度強硬：“拿走幹嘛？就放在這裏！你跟他聊呀。”材料最終被接了下來。
工作人員看了材料，得知他是“貨拉拉案”當事人，一邊打量他一邊驚訝：“原來你就是那個貨拉拉司機啊？”周陽春回憶當時的場景，嗬嗬笑出聲，“我說，是啊，我就是那個貨拉拉司機。”
上訴的想法最先來自李秋平。
對於丈夫一審的罪名，李秋平有著比周陽春更深的執念。她告訴液態青年，案發後丈夫曾向她詳細坦白過事情經過，她堅信丈夫無罪。自從丈夫“進去”，她就在外麵為他請律師，但始終不被承認，無法進行會見，辯護更無從談起。
9月10日，貨拉拉司機過失致人死亡案一審宣判現場。圖片：央視新聞微博
一審開庭時，她被安排坐在旁聽席的一個角落。時隔半年多，她第一次遠遠看到了穿著防護服的丈夫。庭上，周陽春重複說了幾遍“認罪認罰”，李秋平聽著幹著急，“想告訴他他是沒罪的，但傳不到他耳朵裏”。
等周陽春從看守所出來，兩人聊至深夜，上訴的念頭也聊了出來。
那一晚，周陽春得知了妻子上網發聲、要求換掉法援律師時受到的種種阻礙。李秋平保存了幾乎所有她和案件相關人員交談的錄音，一一放給丈夫聽，還告訴他家裏老人也在四麵八方的壓力中敗下陣來。周陽春無法忍受家人為自己受委屈，語調漸高，“事是我犯的。我在裏麵受點苦受點罪，都沒什麽怨言，但這樣對我老婆，太不近人情了。”
今年2月事件剛發生時，網上一度輿情洶湧，周陽春成為眾矢之的。但那會兒，被炙烤的焦灼感並沒觸達風暴中心的周陽春本人。他對液態青年回憶，當時他人在裏麵，對外界一無所知，最擔心的是“要花很多錢”，怕“賠不起”，“我家沒什麽積蓄，老婆一個人在外麵，家裏還要開支。不知道進去多久能出來，（我）也沒收入，也不知道對方要我賠多少錢”。
貨拉拉跳車案一度是全網關注焦點。圖片：視覺中國
他低垂著眼，說自己“初中文化，根本不懂法”，最初意識不到事態嚴重性，“以為刑事拘留的意思是拘十天半個月，公安機關把事情調查了，對方說賠多少錢，我也同意，就能出來了。”直到3月3日，當他因涉嫌“過失致人死亡罪”被逮捕，才意識到事情“不是賠錢那麽簡單”。
也因此，當他得知妻子花重金在外請律師為他辯護時，第一反應是心疼。他活了三十多年，“沒遇到過警官”，對律師、司法局、檢察院等名詞更沒有概念。他記得有辦案人員告訴他，政府已經為他指派了法援律師，不花錢。出於“能省一點是一點”的想法，他接受了建議，寫了紙條遞出來，拒絕了妻子委托的律師。
從被拘留到一審前的七個月，周陽春一直活在“真空”裏——他竭盡所能地“順從”，原本也的確“沒想過上訴”。回家當晚有記者問是否上訴，他說“暫未考慮”。他承認自己一度被說服：對方人沒了，我有責任，當前罪名是恰當的，又不要賠償，“已經是最好的結果”。
直到妻子把網友對案件的討論、對他的同情和支持擺到他麵前，並提議“上訴”，他才第一次意識到，這個案子，或許還存在另一種可能性。
而如今，周陽春對這種可能性深信不疑。
他和妻子的努力也圍繞著這一可能性展開——他們請了北京的律師，二人拚命上班、加班，想掙更多的錢還這次打官司借來的外債；為借助輿論的力量，他學著進入媒體的鏡頭，一遍遍回憶事發時的細節；他滔滔不絕、不厭其煩地說著案子——在飯桌，在電梯，在廚房，在車上，無論聊起什麽話題，他都能將話頭拐進案子裏。
“她說‘師傅，你偏航了’，我跟她解釋：‘走這裏一樣能去，我們也不會像滴滴那樣繞路多收你的錢’。然後我說了一句話，可能語氣比較重一點，比正常（語速）快點，就是‘為了你這30多塊錢，搞了這麽久’。我不知道她當時什麽反應，我在專注開車，她就好像看了一眼手機，說了句‘不好意思’。她接著又說了一句偏航了，我沒理她……”
周陽春神色認真，語速飛快而機械，就像在熟練背誦一篇課文，“我已經說了至少一百遍了。”
“然後呢？”
“然後（她）就跳下去了啊。從她提出偏航到後麵（跳車），也就不到一分鍾時間。”
如果有人繼續追問“為什麽不拉女孩一把”，周陽春的反應會變得強烈：“就一瞬間的事，根本來不及啊。”
他試圖講清楚這個法定意義上關乎他能否“預見危險性”的瞬間，但似乎總有一片迷霧難以洞穿。於是他反複辯解：自己來不及思考，壓根想不到女孩會跳，也始終沒弄懂女孩為什麽要跳。
11月26日晚8時許，“貨拉拉跳車案”事發地。圖片由作者拍攝
“硬幣的兩麵”
周陽春一家現在的活動範圍固定而狹窄——他如今工作的飯館、妻子上班的工廠、女兒上學的學校，和他們的家，都可以被圈進一個半徑一公裏的圓裏。這個圓，緊鄰湖南長沙高新區的麓穀工業園，靠近城市邊緣的繞城高速。而他和李秋平，已經在這一帶生活了十二年。
周陽春的出生地在離此處幾十公裏外的村子裏。由於母親殘疾，父親多病，貧窮的感受自童年起就伴隨著他。十五歲那年，他離家打工，在長沙學廚。之後，去東北的營口幹過幾個月、江西幹過一年，2003年去了珠三角，一待就是六年。幹的都是廚師的活。
2008年，他在深圳打工的飯館裏認識了李秋平。都是湖南老鄉，他一眼便相中了她。
李秋平比周陽春長三歲，上過大專，人長得也素淨。周陽春追她，給她買這買那，接她上班下班，陪煲電話粥，後來幹脆連工資也交給她。當時，李家父母反對這段關係，但她看中了周陽春心眼好、老實。
周陽春的“老實”，也有著硬幣另一麵，這被李秋平直白地打趣為“頭腦簡單”、“沒有主見”。她用了一連串例子論證——比如他年輕時坐火車屢被騙錢，同一個套路連續上當多次。李秋平就不一樣，她警惕性一直高，“我在東莞、深圳，別人錢掉我腳邊我都不撿。”
2009年，李秋平生下了女兒，夫婦倆從深圳回了長沙，在高新區的麓穀附近落了腳。之後的日子，女兒被送回老家由外婆撫養，李秋平進入了高新區一家塑料工廠做文書工作，周陽春也開始在附近承包廚房生意。
11月26日，在飯店上班的周陽春。圖片由作者拍攝。
幹活勤快，是周陽春如今幫廚飯店裏夥計們對他的一致評價。其中一位年邁的廚師與他相識多年，說他“老實得很”：“他在外麵幹活，老板開多少工資就多少，從不跟老板講價。”
周陽春賺錢的欲望一直強烈，而這塊硬幣的反麵，則加劇了他個性中的“急”。李秋平覺得，這是因為他迫切地想向嶽父母證明，自己有能力讓妻兒過上好生活。長沙的工資比不上珠三角，他試過跑到周邊湖北、安徽等地包廚房，但效果不佳，終究折了回來。
剛到長沙那幾年，夫妻倆先是住親戚家，接著住宿舍，2013年開始租房。但房租年年漲，從800元漲到1500元時，周陽春覺得“租不起了”，“還不如買個自己的房子”。
2017年，他們在李秋平的工廠附近買下了一間90多平米的商品房，首付十幾萬，花光了積蓄，還借了父母的錢。為了省租房錢，裝修都沒結束，一家人就急匆匆地搬了進來。
房子有了，女兒也被接來身邊。2018年，李秋平生下二胎。家中多了房貸和孩子，經濟壓力陡增。那一年，周陽春更急著賺錢，經曆過一次失敗的飯店合夥，還賣過醬板鴨。年底，他開始在朋友的飯店幫忙，但手頭一度緊到連過年的錢都沒有，還問老板提前預支了工錢。
2019年9月，有朋友推薦周陽春開貨拉拉，告訴他一個月可以掙一萬多塊時，他沒怎麽猶豫便加入了。李秋平倒是思慮了再三，她擔心開貨車辛苦，風餐露宿，丈夫性子又急，害怕出交通事故。但周陽春堅持，認為當下正是需要這份生計的時候。
多年以來，周陽春都會把工資如數上交妻子，這被他視作順理成章。家裏分工一直明確——丈夫在外忙賺錢，持家責任主要落在工作相對穩定的妻子身上。女兒的教育也由妻子張羅，周陽春很少過問。也因此，女兒總覺得自己和父親的關係“不太親密”。
周家女兒讀初一，正是敏感的青春期關頭。周陽春從看守所出來後，有媒體晚上在周家拍攝，她嫌吵，又擔心被拍到，第二天一早還生著悶氣，以拒吃早餐表達抵抗。到了晚上，鈍感的周陽春想安撫女兒，但不知如何開口，隻能默默為女兒準備著夜宵。
李秋平展示自己寫過的材料。圖片由作者拍攝
過去光景好的時候，周陽春也曾努力將逼仄的日常隔離開，為家人創造過一些平凡的快樂——比如在他開貨拉拉的時候，如果一天賺了四五百塊錢以上，他就會載著一家人去幾公裏外的涉外經濟學院美食街或繁華的步步高超市，買些“小女孩都喜歡的”小吃和奶茶，甚至吃頓夜宵。
這份平凡的快樂如今躺在女兒小周的願望清單裏。提到過去，她的眼睛放出了光，又很快黯淡下去：可惜已經很久沒去過了。
貨拉拉
成為貨拉拉司機的門檻並不高，至少在周陽春記憶裏的2019年9月是這樣——下載app，上傳身份證、駕駛證，然後就是繳納會員費，參加一個簡單的培訓。
培訓有多簡單？在周陽春印象裏，就是在一個會議室花半個小時看視頻。視頻內容不多，讓他記住的無非是：怎麽接單、貼車貼，接單後如何用規定的術語給客人打電話，問清楚貨是什麽、需不需要付費的搬運服務。至於要不要按導航走，需不需要提醒乘客係安全帶，他毫無印象。
就這樣，和喧鬧的菜場、沉默的食材打了二十多年交道後，周陽春第一次接觸到一份“新潮”的工作，他開始學著麵對貨車、手機以及無窮無盡的陌生人。
起先，他租車跑，第二年，貸款買了自己的車，車貸每月3000元。正常時候，他每月能拉一萬元上下，除此之外，還每天上午固定給一家超市拉貨，每月能掙幾千塊。就這樣，跑貨拉拉一年多，他已經還清了家中欠下的數萬元房屋裝修債。
與貨拉拉簽約的司機必須在車身貼上貨拉拉專屬的貼紙。圖片：視覺中國
李秋平每天和丈夫通電話，細心跟進他的一切動向。周陽春承認自己車“開得急”，但一直對車技自信，“任何一點點事故我都沒出過，（和別的車）挨都沒挨過。”他說，開貨拉拉後他尤其謹慎小心，一是因為“出事故，家庭承受不起“；二是考慮“貨摔了，得賠錢”。
手機是貨拉拉司機維持生計運轉的重要工具——他習慣讓手機保持亮屏，停在搶單頁麵，就算開導航也隻靠聽聲；為了保持手機的最快網速，確保搶單時頁麵不會卡頓“轉圈圈”，他從不在手機裏留多餘的軟件。除了微信、地圖、貨拉拉這幾個app外，“剩下能刪的全都刪掉”。
他習慣在車裏聽交通台廣播，車鑰匙一扭動，廣播也開了。貨車是電動的，為了省電，他盡量少開空調，尤其是冬天，“冷天開空調耗電，實在冷得受不了才開一下子”。
在周陽春的理解裏，貨拉拉司機職責最重要的是“不能把貨搞砸或搞丟，被投訴就比較麻煩”。
周陽春被投訴過——2020年夏天，一對學生情侶搬家，東西都搬完了，女孩提出要回去取畢業證，讓他等五分鍾。但五分鍾後女孩沒回來，電話裏求他再等等。等了十幾分鍾後，周陽春失去了耐心，載著女孩的男朋友和滿車貨物，奔向了目的地。訂單結束後，女孩在貨拉拉投訴了他。
周陽春有些“莫名其妙”。他覺得，幹這行，時間就是金錢，但總有些客人並不理解。
他從不掩飾自己對錢的在意。今年2月案發後，周陽春的貨拉拉賬號遭到了封禁，但賬號內還有押金和那幾天拉貨賺的一兩千塊錢。從看守所出來後，他念念不忘，一直嘟囔：“等二審後我肯定得找他們要，這可是我的辛苦錢。”
周陽春始終不明白自己為什麽會被“誤會”為一個“心懷鬼胎的人”。他試圖以一次為女客戶搬家的經曆為自己作證——當對方在家門口擺手，示意他不要進時，他便乖乖站在門口等，沒再進屋。
至於網友們質疑的偏航路段可能給女孩帶來不安，周陽春似乎也難以共情。11月28日淩晨，他開著一輛小車帶來訪的記者重走事發路線。一路上他邊開邊介紹：“那天這條路（麓鬆路）是有路燈的，但不是很亮；這個佳園路確實沒有（路燈），一直都沒有，但前麵也看得到燈，不是烏漆麻黑鄉下那種地方”，“這段路我走了十年，我老婆廠子就在這裏，她每天晚上也從這裏過”，“這也不是很黑嘛，這麽寬的路，是不是”。
車最終在曲苑路上的事發點前停了下來。這是一段貫穿工業園廠區和物流園間的十米寬道路，路燈稀稀拉拉地亮著，但明顯比前兩段路多了一些。路上看不到行人，偶爾有大貨車飛快轟鳴而過。周陽春下了車，在馬路中間來回踱步，臉上看不出一絲緊張。
周陽春回到案發現場。圖片由作者拍攝
妻子
丈夫回家的這段時間，李秋平心情輕快了不少，之前掉的十幾斤秤已經長回了一小半，但臉上急出來的七八顆痘還不見好。她說自己過去愛美，買衣服，也保養，留長長的頭發。但今年2月丈夫出事以來，家裏像塌了梁，她也沒工夫顧自己了。
李秋平有一雙靈動的眼睛。眉毛細而長，紋成紅褐色，笑的時候會溫和地舒展開。說起案子一激動，眼睛會隨著睜圓，兩條細眉立馬靠攏在一起，呈八字狀站立，幾道抬頭紋也被頂了出來。
她反複提到那七個月“每天都好難熬”，簡直“活不下去”，“他（周陽春）在裏麵倒落了輕鬆，這牢是我在替他坐的。”
李秋平工作的廠子離“貨拉拉案”現場僅幾百米，出事那條路她每天上班必經。最近半年多，她忙著上班、加班，每天上到晚9點，周六日不休，一個月能掙3000多塊；她還忙著照顧身邊的女兒，奔走於長沙和益陽老家之間，看望七旬父母和3歲兒子；除此之外，她還得處理出事的貨車、替丈夫的駕照銷分，更要張羅請律師，上公檢法打聽，替丈夫要個說法。
周陽春。圖片由作者拍攝
今年7月，李秋平作為“貨拉拉司機家屬”真正走進大眾視野。她在微博、知乎等平台相繼發聲，取名為“可憐的橄欖樹”。她熬夜查資料、寫文章，講述案發後家庭的困境，希望為丈夫爭取委托律師辯護的權利。
在網絡上發聲，是其他路都走不通後的無奈之舉。
丈夫被帶走的第二天，李秋平最先想到“救丈夫”的辦法是請律師。她記得，有律師曾主動聯係她要免費辯護，但她“不敢貪便宜”，堅持自己找，一天內跑過六七家律所。
當時接下案子的律師李毅對液態青年回憶，當時的李秋平滿臉愁容、憔悴、焦急，但堅定地認定“丈夫是無辜的、沒有犯罪的主觀故意”，還把丈夫留下的事發經過錄音放給他聽。李毅認為要盡快會見周陽春，和李秋平去過派出所多次，直到最終得到周陽春本人的一紙“拒絕”。
接下來，她隻能被動等待。案發後，她曾加過一位公安局辦案人員的微信。那段時間，她隔三差五給這位不相識的男人發了上百條微信——
“這些天你見過我老公嗎？他人怎麽樣？有沒有人欺負他？有沒有挨打、吃得不好、睡得不好？我真的好擔心。”
“我提出的訴求什麽時候可以答複我？我老公的事到底什麽時候會有個結果？”
“我老公的罪到底成立與否？我消耗不起等待。如果要是讓我老公背上罪名苟且偷生，我們一家接下來的生存都會很困難。他絕無害人之心。”
……
三四月間，這位辦案人員還偶爾安慰她幾句，告訴她“檢察院程序需要時間，請你理解”。再往後，她的持續傾訴變成了一個人的自說自話。
在夢裏，丈夫倒是“回來”過幾次——有一次她隻能遠遠看著，說不上話；還有一次，丈夫回到了家，李秋平卻因為怨他拒絕她請的律師，生悶氣不理他。
李秋平和法援律師的溝通少得可憐。8月，開庭時間臨近，她依然抱著更換自聘律師的希冀，“我隻相信自己請的律師”。湖南金凱華律師事務所的郭雄偉成為她聘請的第二任律師，但屢經周折，他請求代理辯護的手續最終被拒。
走投無路下，李秋平在8月19日提交了一份行政起訴狀，起訴長沙市法律援助中心、司法局和嶽麓區人民法院，控告對方損害了周陽春獲得依法辯護的合法權益，同時把訴狀內容和過程全部發在了微博上。
李秋平的堅持和死扛，讓郭雄偉聯想起了電影《秋菊打官司》裏的秋菊，“盡管身處底層，但她還是比較較真的。她覺得，我能夠為我老公請律師，為什麽不給我這個權利？”
周陽春和妻子在家中。圖片由作者拍攝
李秋平的手機裏保留了許多和公檢法辦案人員關於案子的談話錄音。有記者來訪，她會特地打開播放。錄音中，她聲音洪亮、條理清晰、據理力爭，哪怕是麵對一些局級幹部也毫不怵場。
原本坐在妻子身旁寫材料的周陽春，此刻也放下筆，認真地聽——這不是他第一次聽，卻還是一邊使勁衝妻子點頭，一邊憨笑：“佩服啊！”
輿論
案發之初，除了風暴眼中心的周陽春，幾乎所有人都感受過輿論的洶湧。
妻子李秋平首當其衝。她在網上讀到過彼時對“司機”的漫天猜疑：“司機欲圖謀不軌，女乘客被逼跳車”、“死無對證，司機一定恐嚇了女孩”、“司機一定在說謊”……她泡在網上，忍不住刷了又刷、看了又看，上班時紅著的眼睛幾次被同事看了出來。
12歲的女兒小周也不能幸免。她從不主動看新聞，但終究防不住網上的明槍暗箭——在她上網課的那台手機裏，新聞推送最多時候她“一天看到過彈出五六次‘貨拉拉’”。
她因此偷偷抹過淚：“他們都不了解事實，就亂說”。
3月，隨著警方詳細通報的發布，輿論的潮水開始部分倒向對司機的同情，一些質疑“輿論審判”的聲音也冒了出來。身處潮水中，李秋平心態越發複雜，她焦急、委屈，又不敢貿然發聲，怕旁生枝節，影響丈夫的案子。
隨著自聘律師的路被堵死，7月開始，李秋平選擇了上網發聲。那時她依然糾結，在一則博文開頭寫著：“對於必然到來的輿論，我的內心是懼怕的……這雖然是我第一次發聲，但已是第二次經曆網暴了。”
但這次湧進她微博的，更多是支持和同情的聲音，一些網友還會主動下場替她“出氣”。她獲得了莫大的鼓勵，甚至覺得“輿論已經徹底反轉了”。那之後，她將案件的任何風吹草動都發在微博、知乎上。她也閱讀每一條評論和私信，網友們支持她，和她聊天，還給她轉紅包。她說自己一分錢沒收，也始終警惕，“不能收的，你看那個林生斌，不就被輿論反噬了？”
陌生人的支持透過李秋平，最終推著周陽春往前走。
9月10日，周陽春回家後，也學著下載了微博和知乎，進入了被妻子視作救命稻草的網上輿論場。此前，他根本沒聽說過這些社交平台，但現在，他擁有了一個幾乎不發言的賬號，便於他登錄，看網友的討論分析，也觀察網友們最關注什麽問題。
周陽春小心翼翼地維護著和陌生網友的關係，有人要求加微信，甚至“聽聽他的聲音”，他應允。他曾說自己出來後“找不到工作”，但一被媒體追問，也改了口：其實也沒真的去找，朋友的飯店就主動拋出了橄欖枝，“事情還拖著，很多顧慮，去別的地方（上班）請假也不方便”。
過去的生活被周陽春總結為“辛辛苦苦，日子才剛有了起色”。眼下，家中積蓄已空，一些零星能證明曾有過“起色”的證據——比如家中一輛幾年前購置的舊車，則被周陽春盡力掩藏在輿論聚光燈之外。
12月，有媒體發出了對周陽春的視頻采訪，他一條條仔細看評論，發現網友還在質疑“最後一分鍾”、“最後幾秒”的真相。他反思自己，猜想一定是他說得還不夠清楚，於是又專程寫了大段解釋，讓妻子在微博發出來。
李秋平的微博主頁。
輿論潮水中，還有一部分言論，和案中去世女孩纏繞在一起。
案發後，貨拉拉平台和去世女孩家屬曾達成和解協議，雙方沒有透露賠償金額，但女孩家屬卻就此噤聲，還清空了最初的爆料微博。
從那時起，輿論的走向開始出現微妙的轉變。
有網友對女孩的聊天記錄順藤摸瓜，揣測女孩及其叔叔公司的工作性質，稱其不正當——“女孩叔叔公司是做主播的，資產上億”；“女孩是做殺豬盤的騙子，不然怎麽月薪這麽高？”“如果不是做賊心虛，她根本不會不敢報警，也不會作出跳車這種正常人不會做的極端行為”……
今年3月，這些捕風捉影的猜忌曾恣意生長，輿論場上有人讚同也有人反駁，後在漫長時間裏逐漸消散。但當李秋平發聲後，針對女孩的質疑、咒罵又混雜在對司機的同情中重出江湖，甚至還被加工出一些具體故事情節，出現在李秋平賬號的評論區裏。更多時候，評論間也遍布對“女性權益”的質疑和攻擊，一些刺眼的詞匯引發了新的對峙。
李秋平和周陽春無力也無心攪進輿論的角力，更無從分辨個中真假。但李秋平會將網友發給她的一些“有鼻子有眼”的“爆料”截屏保存，在受訪時將信將疑地拿出。她偶爾言辭激動，分析這致命一跳另有隱情，更多時候卻表現得疑慮重重，欲言又止。
風暴和潮水的另一頭，是去世女孩家屬的相對沉默。
女孩父親車強最後一次公開發聲在8月11日。當時正值一審開庭前夕，李秋平接受新京報記者采訪時表示“希望得到對方家屬諒解”，車父則在該報道中稱：“我們要求嚴懲司機，小孩不可能無緣無故跳車。這個事沒有和解的餘地，不接受他們的道歉。”
液態青年曾多次聯係女孩的幾位親屬，對方均表示“不便發聲”。曾代表車家與貨拉拉平台進行協商談判的律師對液態青年表示，網傳的車家各種傳言都很離譜，車家人曾不堪其擾，動過在網上辟謠的心思，還向律師谘詢過此事。但律師團隊想保護他們，告訴他們“在這種網絡環境下自證是沒有意義的，隻要不一次一次去把它翻出來，人們很容易也忘了，去澄清，其實是二次發酵。”
事發以來，從審訊到庭審現場，周陽春曾先後對女孩家屬道歉過多次。但最近一次采訪中，有記者問他是否願意主動聯係車家時，他拒絕得十分幹脆。
他至今想不明白女孩為什麽要跳車，“我不明白，到現在都還沒想明白，有時候我甚至想，你托個夢告訴我也好啊。”
（文中李秋平為化名）
騰訊新聞年度策劃“我關心的陌生人”Q&A
Q: 過去一年你最關心什麽？為什麽？
A:最關心的肯定是案子的結果，二審的結果。我們是去年過年前發生的事情，現在又差不多要過年了，一整年過去了，希望（案子）盡快了結。
Q: 2021年裏有哪一份關心讓你印象最深刻，來自何處？
A:印象最深的關心肯定是來自我老婆，這是毫無疑問的。從我“進去”開始就和她沒有任何聯係，沒有消息渠道，我也不知道她在外麵幹啥。我一直不知道她在外麵為我做了這麽多事情。
Q: 2021年你有任何遺憾之事嗎？
A:遺憾的事情就是坐牢（看守所）坐了這麽久，這是人生一大汙點。
Q: 對於你個人而言，你覺得關心一個人最好的方式是什麽？
A:用心地去感恩每一個人，用以後的實際行動去對待那些對我有幫助的人。比如關心我老婆，我就是每天接送她，下班回來有時候做點東西給她吃，包括我今天特地給她燉了天麻老鴨湯，給她補一下。
Q: 2021年和2020年的自己相比，你最大的變化是什麽？對即將到來的2022年有何期待？
A:這一年最大的變化就是，之前這麽多年的努力突然全部化為（烏有）。2020年年底出事前，本來家庭環境得到了改善，之前欠的一些錢也還得差不多了，後來因為這個事情一下回到了十多年前剛從深圳回長沙時的情況，不過現在總還是有個家庭在的，雖然負債累累了。
期待的話，有關於案子的，還有就是盡量把家裏的債還了，但我現在心有餘而力不足，很多願望要慢慢地一步步地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