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過去，教育資源的差異越來越大，它作為社會資源的一種，讓身處階層焦慮陰影下的中國家長們整日惶恐，教育改革解決了一部分痼疾，卻又滋生出新的症候。紀錄片憑借真實的屬性，成為回應這些社會問題和展示教育焦慮的窗口。
昊天選擇回到國內的教育體製內，專心準備中考。嘉陽讀的是國際學校，決定申請日本的高中。柔柔很有藝術天分，被美國的普渡大學錄取。亦洋喜歡橄欖球，希望以後在中國推廣這項運動。他們都有光明的前途。
這些城市裏的孩子大多出生於2001年，也就是全國基礎教育課程改革開始的那一年。他們在同一所幼兒園成為同學，而後開始分流，進入到不同的教育賽道。和許多城市家庭裏的孩子一樣，他們有了不止高考一種選擇，在更開放的未來圖景和更迫近的社會焦慮之間，尋找自己的人生航向。
2006年，張同道的團隊對幼兒園裏的這些孩子開始了長達12年的跟蹤拍攝。他是一名紀錄片導演，也是北京師範大學紀錄片專業的教授。“事實上，零零後的差異性大於他們的一致性，東部和西部，城市和鄉村，很不平衡。但反過來說，每個個體都有時代的DNA。”張同道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從2009年到2017年，張同道的團隊根據這些孩子不同階段的成長故事，分別製作了《小人國》《成長的秘密》和《零零後》等多部紀錄片，在央視播出，均取得了高口碑，豆瓣評分全部在8.0以上。此後，張同道將柔柔和亦洋的故事單獨拎出來，製作成題為《零零後》的紀錄電影，這部影片於今年9月上映。
事實上，不隻是張同道的作品，近年來的許多紀錄片都將鏡頭對準了孩童，以及背後折射的教育體製和階層狀況。早在2005年，導演周浩就拍攝了紀錄片《高三》，反映的是福建一所中學裏緊張的高三生活。2015年的係列紀錄片《高考》裏，展示了超級中學裏的考試拚殺，以及大都市裏的留學熱潮。
十年過去，教育資源的差異越來越大，它作為社會資源的一種，讓身處階層焦慮陰影下的中國家長們整日惶恐，教育改革解決了一部分痼疾，卻又滋生出新的症候。紀錄片憑借真實的屬性，成為回應這些社會問題和展示教育焦慮的窗口。
《小人國》劇照。
起跑線外的家長們
新世紀的第一個十年，對於中國的社會階層發展有著重要的意義。根據著名社會學學者李強的研究，從2000年到2010年，城市裏的社會中層比例增長了8.29％。他們有時候被稱作中產階級，盡管很多人對這個稱謂並不認同。相比於在上世紀90年代先富起來的一批人，這些新興的中等收入群體更看重教育。
然而，這十年裏，教育狀況同樣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高校擴招讓文憑不再是一朝改變命運的金鑰匙，社會競爭更加激烈，與之對應的是社會保障製度有待健全的現實。很多中產家庭的父母相信，隻有讓孩子上到更好的大學，找到更好的工作，才能避免落於人後，甚至是階層下沉。
在張同道的鏡頭裏，那些快樂或者迷茫的孩子背後，常常可以看到他們父母的身影。他們雖然焦慮，但觀念相對開放，將自己的孩子送進了巴學園——一所有著先進理念的幼兒園，崇尚天性和自然，名字來自日本作家黑柳徹子的代表作《窗邊的小豆豆》。裏麵可以看到孩子王和小公主，也有搗蛋鬼和探險家。
進入到小學階段，大多數孩童進入公立學校。煩惱與壓力開始出現，幼年的歡樂被作業所取代。當孩子們抽空到朋友家裏玩的時候，隨行的父母也和對方的家長在一起閑聊，討論孩子的教育問題。
男孩或或的媽媽就說，一開始覺得孩子自己學，培養學習習慣最重要，後來發現根本不行，父母必須使勁，特別多的例子證明，都是父母在後麵發力。女孩萌萌的媽媽說，上了巴學園，知道應試教育的很多東西不適合孩子，但是既然小學又回到了這個體製內，還是得走這條路。
小升初被這些家長們認為是教育長跑中的第一道關卡，在他們看來，重點中學聚集了更好的教育資源，也就有可能導向排名更靠前的大學，待遇更優渥的工作，甚至是更安穩的一生。
有時候，分歧也出現在家庭內部，父母在素質和應試之間糾結。最終，興趣往往讓位給了英語和奧數。張同道的紀錄片裏，女孩萌萌的爸爸表示，初中“點招”很重要的依據就是奧數成績，就算小升初最後用不上，對於以後的高考也很有幫助。女孩柔柔的爸爸同樣焦慮，最後給孩子報了奧數的“蹲坑班”。
“在中國，素質教育的概念幾乎變成了一個偽命題。可能是功利心理的驅動，影響了大家對教育的理解，評價標準過於單一，甚至把教育和考試等同起來。很多家長以工作為導向，並將他們的焦慮延伸到中小學，甚至是幼兒園。”
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儲朝暉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焦慮的兩端
2015年，央視推出了係列紀錄片《高考》，記錄了高考“工廠”裏的眾生相。位於安徽六安的毛坦廠中學，是當地縣城的經濟支柱。職業的陪讀家長造就了一係列的需求和機會，也是中國式焦慮的極端寫照。一位父親為了陪讀，關停了自己的工廠，在學校裏當起了保安隊長。
在毛坦廠中學，學校專門請來醫生，指導女生如何調整經期，避免在高考的時候受到生理問題的影響。每一次模擬考試，都意味著一些人的歡喜，和另一些人的痛哭。教室裏都配備了監控，班主任設立種種禁區，嚴格約束著學生的課堂行為，雙方在攝像頭的兩邊鬥智鬥勇。那些被壓抑的部分通過更隱秘的方式得到釋放。
但對於城市中產家庭來說，高考已經不再是千軍萬馬過獨木橋，他們有了更多的選擇，可以在初中畢業的時候就把孩子送出國。
留學越來越低齡化。在電影《零零後》中，柔柔高中階段直接去了美國，她終於可以脫離那套痛苦的評價體製，藝術天賦讓她在國外的課堂上有充分的展示機會。
《零零後》劇照。
但另一方麵，新的問題仍然存在，比如文化差異。柔柔在課堂內外受到同學和朋友的歡迎，卻跟自己的住宿家庭有著無法調節的矛盾，隻能不斷更換住處。
對於選擇出國的學生來說，文化差異是必須麵對的問題。係列紀錄片《高考》就呈現了留學熱潮背後的衝突。周成剛當時是新東方留學業務的負責人，跟很多家長接觸過。中國家長喜歡跟孩子共同承擔，一人高考，全家出動，也容易因此焦慮。美國父母則傾向於放手，讓孩子自己麵對。
選擇出國的學生對於世界和未來有著更加多元的視野。《零零後》中，亦洋很早就接觸到了橄欖球，成為狂熱的愛好者，後來有機會參加國家隊，跟來自美國的同年齡段隊伍進行抗衡。這幾乎改變了他的生活。在應試教育的體製中，他是那個屢屢被老師強調紀律的後進生，但在橄欖球的世界裏，他是絕對的強者。
對於出國的學生來說，這種轉變更加直接。紀錄片《高考》裏，鏡頭拍攝了一所位於北京昌平區的國際學校，這裏的學生們很早就開始接觸英語和外國文化，全力備戰托福、SAT和AP課程。語文課一直處於尷尬的位置，因為跟出國考試的分數沒有直接的關聯，成為了無關痛癢的邊角料。
語文老師王先意決定開設一門國學課，但來上課的學生隻有個位數。這是他所焦慮的事情，但他無力改變這種狀況。
《高三》劇照。
被選擇與被忽視的
通過紀錄片，不同的社會側麵都被納入到鏡頭中來，焦慮的家長，出謀劃策的中介機構，嚴厲或是落魄的老師。紀錄片《高考》通過對縣城高考工廠與都市留學熱潮的對照，呈現出時代的一個橫切麵。
不同於國內的情況，國外的大學沒有把考試成績當作幾乎唯一的依據，同時看重學生的個人素質與社會實踐。因此，很多家長和學生在努力考取SAT高分的同時，想辦法豐富自己的履曆。
紀錄片裏，雲昊準備申請出國留學，在留學中介的建議下，雲昊決定跟同學一起，聯係到打工子弟學校，希望可以組織一場演講比賽。時至期末，在破舊的教室，忙於考試的學生們對雲昊在台上的提議無動於衷。這幾乎是兩個平行的世界。
張同道跟《高考》的導演史岩和賈丁有過交流，但他選擇了不同的方式。紀錄片的鏡頭在展現社會焦慮和階層狀況的同時，也保存了那些教育過程中被忽略的成長密碼，對於張同道這樣長年追蹤拍攝的方式而言，尤其如此。
張同道拍攝的孩子中，有一個叫一一的女孩。在幼兒園的時候，她經常獨自待著，一個人玩沙子，一個人吃飯。周圍的大人問她為什麽不跟大家待在一起，她說，每個人有自己的選擇。
後來回看過去的影像，已經回歸“正常”的一一也驚訝於自己年幼時的特立獨行。要知道，在中國的傳統教育體製裏，這並不是一種被認可和鼓勵的價值。
獨立紀錄片導演蔣能傑長期關注鄉村教育和留守兒童，他的鏡頭裏，是很少被主流話語關注的村鎮，是幾乎沒有修飾的粗礪現實。這是一個無法用焦慮來形容的世界，教育常常處於無法安放的位置。
比如去城裏打工的父母和長期留守的孩子，比如建於上世紀60年代的破敗校舍。代課教師待遇不好，最後選擇離開。終於蓋好的教學樓出現了質量問題。從2009年開始，他長期跟蹤拍攝老家所在的小學，有兩個家庭的孩子一直拍到了現在。
和張同道一樣，蔣能傑很少進入鏡頭，但也有時候，他會問麵前的孩子，以後的夢想是什麽，最常見的回答是去城裏打工。
十年過去了，說起當地教育的變化，蔣能傑表示，硬件條件的確有所改善，但核心的問題並沒有多少變化。“村裏出不了大學生，讀高中的都是少數，覺得讀書沒什麽用，教育經常處於被放棄的狀態。”蔣能傑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華客網:中國家長最焦慮的問題，都在這些紀錄片裏(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