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底，中國經濟沉浸在“全球主要經濟體中唯一正增長”的歡愉中。2021年歲末，氣氛則發生轉變，從官方到學界和媒體，“拖累”、“放緩”、“形勢嚴峻”、“下行壓力”等詞頻頻出現。
今年初，中國兩會將全年經濟目標設定在6%以上。不少觀點認為，考慮到中國在新冠疫情最嚴重的2020年還保持了2.3%的增速，這一目標定低了。果真，2021年一季度，中國經濟增速衝高到18.3%，即便考慮低基數效應，這一幅度依然十分可觀。此後二季度7.9%的表現依然不俗。
轉折發生在8月。
不利因素在這個夏季集中爆發，汽車行業缺芯、高耗能行業限產限電、河南山西先後水災。此外，中國從北到南出現大麵積的零星疫情，“動態清零”的訴求下嚴厲的管控措施，讓緩慢恢複中的消費受挫。再加上“雙減”政策對教培行業的“一刀切”，三季度的中國經濟狀況開始轉為嚴峻。
數據也驗證了這一點。中國統計部門公布的8月綜合PMI指數亦回落至48.9，2020年3月以來首次落入收縮區間。PMI被視為一個經濟體的“體檢表”，反映製造業的整體增長或衰退。PMI的榮枯線是50%，高於50％代表製造業在擴張發展，反之則代表衰退。
“當前中國經濟麵臨的形勢十分嚴峻，”安邦智庫創始人陳功向BBC中文表示，第三季度中國經濟同比增速降至4.9%，大幅放緩，近期一些數據更是顯示經濟活動進一步降低。“第四季度的情況同樣不容樂觀。”
很多市場機構都下調中國經濟增長預期。IMF最新發布的《世界經濟展望》將2021年中國GDP增速預期下調至8%，比此前的預測下降了0.1個百分點。高盛將中國2022年GDP增速的預測從5.6%下調至5.2%，同時預計中國經濟2021年第四季度的增長率將放緩至3.1%。
“過往快速增長過程中隱藏的深層次矛盾會在經濟掉頭下行時顯現出來。”中國銀行原副行長王永利在近期一次公開活動中表示。
“中國經濟麵臨最大的挑戰是三重壓力：供給、需求、預期。”經濟學人智庫（EIU）經濟學家蘇月向BBC中文表示。中國官方對經濟遇到的困境並不諱言，剛剛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公報把三重壓力描述為“需求收縮、供給衝擊、預期轉弱”。
樓市“沉屙”遇監管“猛藥”
需求收縮的背後首先是房地產行業的下行壓力。
回顧2021年，中國最大的房地產企業恒大，與“危機”二字緊緊捆綁——債券未能兌付，股票暴跌，變賣優質資產，投資者抗議，買樓者彷徨。
恒大危機的烈度、廣度，乃至戲劇性之強，很容易讓人忽視這一行業整體麵臨的形勢。其實，像恒大一樣，中國多個頭部房企麵臨流動性困難，更有一批中小房企倒下，整個房地產業麵臨一場深度震蕩。
恒大乃至整個地產行業對中國經濟則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從本世紀初開始，樓市一直是拉動中國內需的火車頭，但經濟高速發展讓中國的資產價格不斷上漲，無論企業還是居民，都在大舉借貸，風險不斷累積。整個金融和地產體係都在集聚風險。
為了應對這種風險，中國也出台了一係列監管措施。香港中文大學商學院房地產助理教授楊揚向BBC中文介紹，從2010年起，政府開始了房地產市場調控，穩定房價、地價、以及市場預期。為避免金融係統性風險，從2016年開始堅持“房住不炒”定位，
采取限購限貸限售、嚴格價格管理以及規範市場秩序等措施。
而從2020年開始出台一係列影響深遠的政策，比如對重點房企融資提出“三道紅線”，以及給金融機構劃定房地產貸款集中度上限。
樓市“沉屙”突然遇到監管“猛藥”，房企的危機終於在2021年集中爆發。“對於房地產企業來說，憑借高杠杆高周轉進行快速擴張的資本紅利時代已經結束了。”楊揚認為，未來房地產行業將不再是中國的經濟支柱。
對於整個經濟來說，房地產市場的低迷，甚至潛在的“暴雷”，使國內需求岌岌可危。此前中國經濟麵臨外部危機，總會放開甚至鼓勵樓市發展，快速托起經濟大盤。
而中國知名的地產商任誌強對此有一個頗為流行的比喻——房地產就像“夜壺”，宏觀經濟不行了，就拿出來用一下，刺激刺激，用完了再踢回床底下。
在當前的下行壓力下，房地產業管控也有邊際放鬆的跡象。渣打銀行大中華及北亞首席經濟師丁爽認為，房地產投資放緩已成為中國經濟增長主要拖累因素之一，不過三季度新增房地產貸款占比已由2016下半年的超50%驟降至15%左右，未來樓市的信貸條件有望觸底回升。
疫情持續讓出口麵臨挑戰
以樓市為代表的內需表現不佳，2021年前三季度的中國出口則十分亮眼。
蘇月認為，與全球其他經濟體相比，出口帶來的強勁需求是中國經濟的亮點。
2021年中國外貿延續去年的趨勢高歌猛進——前三季度，中國外貿進出口總值28.33萬億元，同比增長22.7%。其中第三季度進出口同比增長15.2%。
至此，中國外貿進出口已連續5個季度實現正增長。
貿易戰三年及新冠疫情爆發兩年，不但未能拖累，反而使中國貿易規模在全球的占比達到曆史峰值。
這種反常現象不難理解。“中國防疫措施嚴格，供應鏈在疫情期間表現出很強的穩定性。”經濟學人智庫（EIU）經濟分析師徐天辰此前向BBC中文介紹，這些原因使企業們做出最符合利益的決策——讓訂單回到已經全麵複工的中國。
換言之，中國今年的出口增長，動力主要來自於歐美疫情嚴重導致的產能縮減，使訂單轉移到中國，即“替代效應”。路透援引開源證券宏觀分析師趙偉稱，伴隨疫苗加速推廣、疫情“錯位”影響逐漸消退，未來出口的“替代效應”將逐漸消減。
這為強勁的外需打上“不確定”的標簽——中國在疫情中迎來的特殊時期的繁榮，能否在後疫情時代延續？
“運動式減碳”可休矣？
“運動式減碳”在下半年成為高頻詞。在中國提出“2030年碳達峰2060年碳中和”的目標後，“減碳”經濟成為一股蓬勃的風潮。
然而在2021年的夏季，這股風潮迎來一波反噬。今年夏天，“電荒”愈演愈烈，多地工業企業“開三停四”甚至“開二停五”錯峰用電，嚴重衝擊了工業生產，形成了當前中國經濟的第二個難題——“供給衝擊”。
廈門大學管理學院特聘教授、中國能源政策研究院院長林伯強向媒體列出三個原因：電力需求增長過快導致的供給相對不足，電煤價格上漲，以及“雙控”政策影響。
“雙控”是指實施能源消耗總量和強度雙控，8月中國發改委發布《2021年上半年各地區能耗雙控目標完成情況晴雨表》顯示，全國19個省份出現一級、二級預警，包括此次“缺電”嚴重的江蘇、廣東、雲南等省。
被上述“晴雨表”點名的地方政府，開始實施嚴格的限電措施。“命令式”限電停產直接衝擊了工業生產，甚至在東三省地區影響了居民用電。
本輪停電多集中在江蘇、浙江、廣東等製造業大省。“限電限產對經濟增長造成較大影響。”路透援引交通銀行金融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員唐建偉認為，中國經濟增長動能在減弱。
數據也印證了這種判斷，今年7月，中國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還維持在6.4%，8月開始限電後，9月該數據就陡降至3.1%，此後10月和11月都維持在3.5%和3.8%的低位。
為了挽回這種局麵，中國官方發布多條政策，“從製度上防止出現運動式‘減碳’現象”。媒體發文批評，忽視客觀規律，“減碳”過於激進，不能搞一刀切。
預期轉弱：疫情陰霾不散
蘇月認為，到2022年，與地產去杠杆、互聯網行業整頓相關的上下遊行業，將進一步麵臨現金流不足和失業問題。
再者，“中央的寬鬆政策實施的速度過慢，考慮到財政和貨幣政策的時滯問題，以及冬奧會相關的嚴格疫情管控，中國GDP環比增長企穩將出現在明年下半年。”
中國國家統計局新聞發言人付淩暉表示，從預期看，製造業采購經理指數自4月份以來連續回落，9月份和10月份跌至收縮區間，其中小型企業製造業PMI連續7個月處於收縮區間。而住宿、餐飲等行業商務活動指數均回落至收縮區間，主要是受疫情擴散的影響。這些都反映出預期轉弱的情況。
預期轉弱背後，多位受訪者表示，遲遲無法走出疫情，回歸常態，是始終籠罩在中國經濟頭上的陰霾。
2021年，變異毒株導致的新冠疫情一直在中國境內此起彼伏——2月的廣州疫情，7月8月南京機場出現的病例擴散至多地，再接著是9月福建和黑龍江相繼出現本地確診，10月份甘肅和內蒙古，11月黑龍江疫情再起，遼寧也出現新的擴散。總體而言，日均確診病例數很少超過百例，但前後涉及全國大部分省級行政區，呈現大麵積零星爆發的態勢。
由於中國堅持清零政策，一旦出現疫情，防疫措施非常嚴格。比如，9月福建出現疫情後，多個城市進行了多輪核酸檢測。常住人口為500萬人的廈門，進行了至少4輪全民核酸檢測；莆田市常住人口約320萬人，也進行了多輪核酸檢測。
各地不斷出現疫情反彈和嚴格封鎖，打亂了經濟尤其是服務業複蘇的步伐，造成一些地區企業停工停產，一些微小企業資金鏈斷裂導致破產。
經濟學家餘永定表示，中國采取封鎖的經濟成本是極其高昂的。有鑒於此，一些病毒學家、流行病學家和經濟學家認為中國應當放棄其零容忍政策，學會與病毒共存。但是對這種做法的抵製仍然強烈。畢竟中國的嚴苛手段使得該國數月以來幾乎與新冠病毒絕緣。同時雖然成本極高（尤其是對旅遊業和出行相關服務而言），但中國還是能夠負擔得起的。
世衛組織榮譽總幹事陳馮富珍在近期香港一場公開活動中表示，目前來看廣泛施打疫苗是走出疫情的最有希望的路徑，而區域間疫苗覆蓋的不平衡，將成為回歸常態的阻礙，“在每個人都安全之前，沒人是安全的”。
壞消息是，即便在疫苗充足的國家，也有大量人對疫苗並不信任。歐洲多個國家還因為新一輪防疫政策爆發嚴重的暴力衝突。
更壞的消息是，在南非首先檢測到的新冠病毒變體奧密克戎，攜帶著一係列“非常不尋常的”的突變，為包括中國在內的全球各國經濟走出疫情帶來了新的變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