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7日，江蘇決定成立調查組，對“豐縣生育八孩女子”事件進行全麵調查。
在事件真相尚未完全明朗之際，已經有許多聲音忙不迭地站了出來：
“一個貧困地區的精神病患者，被安排嫁了個‘好人家’，這怎麽能算拐賣？”
“本來好歹還有個家，8個孩子總有親的，進精神病院可怎麽辦？”
“被拐賣以後，大部分人都是好好生活的。”
“都是曆史遺留問題，農村的現實那麽困難，怎麽能解決？”
“你們關注這些，都是不安好心，嗜血想要流量利益。”
……
去年12月，嫌疑人董某明還在網絡上開視頻直播，講述自己養育八孩的“感動故事”，與這些觀點主張不謀而合。
這些言論，不僅僅隻是“一種聲音”，它背後實際上透露著相當觸目驚心的現實：被“撿”來的女人，就可以被“依法安置”嗎？為什麽被拐賣的女性，經常會出現“精神問題”？一起人身傷害事件，為什麽會變成正麵的“感動故事”？又到底是誰，在激化矛盾和煽動情緒？
講述：梁文道
來源：看理想《八分》
（文字經刪減、編輯、重新整理）
01.被“撿”到的女性
很多時候，她都被叫做“這位母親”，但事實上，隻有在一個意義上可以稱她為母親，那就是從生理的角度，她生育了8個孩子。
但從一般的社會意義上，她真的能被叫做母親或者妻子嗎？這恰恰是問題所在。我想先分享一首廖偉棠的詩，叫做《她的名字》（節選）：
夜鷺又淒聲尖叫了，而且是邊飛邊叫。
我邊讀書，邊又想起你——
我從來不叫你為「母親」，雖然你生育了不止八次
我痛恨那篇雄文的題目，什麼「鐵鏈鎖妻」
你不是什麼母親和妻，我唯一能確認的是
你是一個女兒
但不可能是任何人的女兒。
這類情況並不少見，我們經常能在媒體和網絡上看到，一些女人被“撿到了”。
比如在2021年10月4日，湖南《郴州日報》第四版就登過一則“公告”，應該是那種可以花錢在報紙上刊登的公告位。
這位湖南人說，自己在東莞撿到了一個神誌不清的女人，遂將其帶回湖南老家。請注意這已經發生在30多年前，然後他在這個刊登的公告裏留下聯係電話，90天內，“請該女子的親生父母或其他監護人見報後持有效身份證與他聯係”，“即日起90天內無人認領，該女子將被依法安置落戶”。
*詳見報道《湖南男子從廣東“撿”一女子 共同生活33年後為其公告尋親》
尋親公告原刊登於2021年10月14日《郴州日報》第四版右下角
這是一件怎樣的事？地方報紙上可以刊登這樣的公告，公告裏這個人可以說自己在30多年前，從東莞把一個女人“撿”到湖南老家去，而她在全國範圍內的的親屬，需要恰好能在90天內看到這個在地方報紙上刊登的公告，才可以去認領，否則就會被他“依法安置落戶”。
是不是今天我們在路上隨便撿到一個人把她帶回家，在地方報紙上登個公告，90天內沒人理，也能把她“依法安置”了？
其次，這份公告裏描述的女子，也是“神誌不清”。許多有關人口拐賣的新聞和討論裏，常常出現的一個概念，是“精神病”。許多精神病婦女，會遇到被“撿回去”的情況，在討論被拐賣女子時，也經常會提到她們有“精神問題”。
一位女性被拐賣、被關押、被打擊、被強奸，她當然可能出現精神問題。也由於被關押、被打擊、被強奸，她當然會極力反抗，歇斯底裏地反抗。
在這種反抗之下，圍觀她的人（往往是整個村子或那片區域的人），好像就可以很正當地認為，你看，她是個“瘋女人”，她居然不願意“被強奸”，不願意被我們買回來，不願意做我老婆，不願意為我生孩子，還要打人，還要咬人，還要拿刀自殺，這不就是精神病嗎？
所以，到底是在怎樣的情況下，這些被拐案件裏的女子被說成是“精神病人”呢？事實上，從社會和曆史層麵來看，“精神病”往往會被加諸於反抗的、不服從的“異己者”身上。比如不認同男權主導的價值和社會體係的女性，常常會被加上這樣的一個形容詞，一個標簽，一個汙名化的“招牌”。
有個詞叫“歇斯底裏”，是直接音譯過來的，英文為“hysteria”，這個詞在歐洲語言裏相當古老，可以追溯到古希臘時期。當時的人們發現了一種“病”，這種病是隻在女人身上才會出現的，出現這種“病”的原因，是因為她子宮錯亂了，在身體裏跑來跑去，所以才瘋掉了，歇斯底裏（hysteria）了。
這是3000年前古希臘人的認知，曆史上的很多內容，都像這樣，把女性與精神病關聯起來，即使很多的精神病症，是不分性別，在男性身上也會出現的。
話說回來，這樣被“撿”到的女性的精神問題，到底是怎麽造成的？這種情況下，她能夠自主決定自己要結婚嗎？她能夠清醒地、自主地決定自己要生孩子嗎？
那麽更大的問題需要追問，當時結婚證到底是怎麽辦理的？還有很多“愛心人士”去關注、幫扶困難家庭，都沒有注意到這些情況嗎？
02.被正麵講述的苦難
在過去二三十年裏，種種關於被拐賣婦女的報道，都有一種被正麵化的傾向。
這位被鐵鏈鎖住的女性，其實早在去年12月，就有很多自媒體、網紅博主去拍攝這“一家人”。甚至嫌疑人董某明自己，都敢在抖音上開設一個賬號，公開地、很正麵地講自己家的情況。
為什麽沒有人去問“媽媽”在哪裏？而就算知道她在哪裏，看到她被人鎖住，大家也居然不覺得這是個問題，直到1月底這個視頻在微博引起熱議之後才被關注。
其實一個人隻要稍微有點理智，看到這種情況，就會覺得這裏麵大概有問題。如果對過去幾十年的人口拐賣事件略有耳聞，你就會開始猜疑，這是否牽涉到人口拐賣，但那些人不去報警，不去從這個角度來質疑，而全部都在講正麵的生育八孩“感動故事”。
這似乎是一種比較主流的傾向，有一部分人，很希望從任何事情裏都能看出一個正麵的角度。經常能看到這樣的評論，“想流淚，好感動啊，這家人真的做得太好了”，然後要捐錢捐物給他們，覺得自己又正義了一次。
就像在董某明最初的視頻裏，很多博主去探訪他們家，給8個孩子送東西，甚至去“探望”被鐵鏈鎖住的女子。他們很希望自己成為“好人”，比如董某明在此前的視頻裏，還為一位前來探望的婚慶從業者博主“做廣告”、互相介紹，如此這般，自然得到的關注和流量都會增多。
這已經是到了手機互聯網時期，相對現代的一種情況，在過去，被拐賣婦女，還會被樹立成正麵形象報道。比如在上世紀九十年代，郜豔敏被拐賣之後，因為她是全村文化程度最高的，那個村子的小學缺老師，她就當起了代課老師，留在那裏繼續教導當地的孩子。
《嫁給大山的女人》
當時《燕趙都市報》寫，她成為代課老師之後，漸漸得到了全村人的尊敬，報道中還有這麽一句話，“就連丈夫都不敢打她了”。這句話有個前提，連這份報紙都知道，過去她的“丈夫”經常打她，因為她是個被買回來的人，很可能有很多不滿、常常想逃跑，所以丈夫要揍她。
可後來她當代課老師，在村裏有地位，就連丈夫都不敢打她了，這是一種很正麵的報道角度：你看，這個女人多了不起，多麽有愛心，多麽能夠忍辱負重，多麽慈悲，現在總算連丈夫都不敢打她了。仿佛丈夫打她，本來是一種很常見、很應當的情況。
2007年，郜豔敏甚至被評為感動河北十大年度人物，後來有人提起，還說她是“最美鄉村女教師”，她甚至作為原型人物，被拍成了電影《嫁給大山的女人》。
當然，還有一部我們不能忘記的電影，李楊導演的《盲山》（2007）。這部電影從一個完全不同的角度，非常赤裸、血淋淋地讓我們看到，一個女子被拐賣之後的苦況。
她為什麽被拐賣到一個村子後，沒有辦法逃離？到底是怎麽樣的一個村莊，集全村之力去囚禁和看管這麽一個被買回來的人，她是如何的喚天不應喚地不靈。
《盲山》
如果說，當年婦女被拐賣到村子裏麵時，常常很難逃得出去，還是因為村裏有一些特殊的“基礎狀況”。可對比剛剛講的案例，二、三十年過去了，為什麽這些被拐賣婦女的存在，還是經常被忽略？即使她已經在短視頻裏頻繁出現了一個多月，那麽多人看到這位被囚禁的女子，卻沒人意識到這是個問題？
03.因為傳統，因為困難
所以，董某明為什麽能夠肆無忌憚“撿到”一位被拐賣婦女回家，涉嫌強奸、拘禁等罪行，卻可以堂而皇之地開個抖音號來“講我們家的事兒”，讓自己紅火一把，被關注一把？
這背後有個基礎，可見很大範圍上，許多人覺得這並不是一個問題。
在解救被拐賣婦女時，常常出現一種情況才能“擺平”當地人，隻要（受害者家屬）給了贖金，他們才放這個女人走，這樣解救才不會被阻礙，受害者才得以逃脫種種限製，返回原居地。
在這種種情況之下，可能還有一個更嚴重的社會問題，那就是今天鄉村與城市的差距。我們知道，現在很多鄉村的確有“光棍”過多的問題，他們都在傳宗接代上有著所謂的“困難”。
在許多地區，這不隻是一種社會觀念，覺得一個家總是要有人傳宗接代這麽簡單，可能還牽涉到非常現實的、一個家庭能不能活下去的問題。因為他們可能會寄望於，將來的孩子能夠養家和養老，萬一自己家裏沒有下一代的話，自己老無所依怎麽辦？一些家裏剩餘的莊稼和土地，又該如何處理，這都是很現實的問題。
所以農村的確麵臨著這種相當大的壓力，這也難怪在過去幾十年裏，甚至有許多文藝作品都會這麽表達，仿佛有時候拐賣婦女在鄉村是可以被諒解的情況。使用的主要理由是，農村也確實有農村的困難，而城裏的人不知道他們的困難。
《嫁給大山的女人》
但是我要再次強調，這並不構成一個理由，好像由於村裏有困難，所以拐賣婦女回去那就是合理的。難道所有的問題就隻有這一種路徑可以解決嗎？
尤其在今天，當生育問題更為嚴重迫切的時候，這當然讓人非常擔心，這些事情，是不是就更容易被容許了？
事實上，為什麽今天，尤其在鄉村，會出現嚴重的男女失衡的狀況，就是出於那種傳統的男尊女卑的觀念，使得很多家庭寧願要兒子不要女兒。不難想到一個疑問，少掉的幾千萬女嬰都去了哪？
總之，就是因為這樣的觀念，才會造成現在男性青年人口遠遠多於女性的情況，才會出現這麽嚴重的農村光棍問題。
也就是說，正是因為過去男尊女卑的觀念，才會造成今天這種情況。如果我們真的希望，中國能走向一個更健康的、更均衡的人口結構，那麽一個很重要的路徑，就是不可維係過去的破舊觀念，這種造成今天社會問題的“基礎概念”與“傳統想法”。
04.到底是誰在激化矛盾和煽動情緒？
前兩年，有一首被熱議的歌，譚維維演唱的《小娟》。簡單說來，就是用“小娟”這樣一個化名，去表達一位當代女性可能會遇到的各種暴力問題，發出一聲很沉痛的呼喊。
可發布之後，很多反應卻認為，這首歌是有問題的，其中一個最常見的講法，認為她“太偏激了”。比如有這麽一個評論，說這首歌的女權思維太偏激，竟然以辱罵貶低男性為最終目標，聽完這首歌，感覺無時無刻都是男人在殺女人。
因為這首歌要代表女性，尤其是那些受到暴力威脅陰影下存活的女性，替她們喊一聲痛，替她們抱怨，替她們控訴，然後就變成你太偏激了，你為什麽要喊痛，揍你竟然還喊痛，你這不就是想貶低男性嗎？
但回想這兩年，從方洋洋被殺、拉姆被潑汽油焚燒、許國利殺妻碎屍、男子當街打死女友，包括今天被廣泛關注的被拐賣囚禁的女性……
這些被公開報道的，不管是女性被暴力致死或侵害、限製人身自由的新聞，這些行為偏不偏激？為什麽要指責一首去道出這些故事，訴說這種傷痛的歌曲是偏激，但是卻不說這些新聞裏的行為是過激和偏激？
《小娟》MV
我提供一組數字，是北京為平婦女權益機構做的一個調查。從2016年至2019年，在中國，平均每5天有3位女性死於家暴。這還隻是家暴，也就是說指家庭內部的暴力，還不包括那些當街毆打、性別暴力、拐賣等等廣泛而惡性的傷害事件。
對於這些現實問題，我們不去批判它，不去認真、大規模地集體檢討它，當有一首歌在講述這些事情的時候，卻有人說，這首歌太誇張了，將悲慘擴大了。到底是因為這首歌把悲慘擴大，還是悲慘本來就很巨大？
難得有一首歌去講述這些事情，卻被說在煽動情緒、激化矛盾，仿佛沒有這首歌，就沒有矛盾，仿佛沒有這首歌，大家的情緒就很平穩。這首歌使得這些問題暴露出來了，所以叫做激化矛盾。這種批評暗含的意味是，被侵害的女性，你就繼續啞忍，那些遇害者的家屬，躲在家門裏，自己繼續去哭吧。
其實問題並不止於這一首歌，因為批判她的這些言論路數，太讓人熟悉了。這麽多年來，常常能遇到類似的評論，當我們指出某個社會問題，指出一種很嚴重的現象的時候，總是會有人說，你在激化矛盾和煽動情緒，好像我們不說這些事，矛盾就不存在一樣。就像國王沒有穿衣服，有人把它說了出來這件事，才讓大家覺得很不爽。
另外一種常見的評論路數，也針對像《小娟》這樣，指出社會問題的節目、媒體報道、文化內容。比如，有人指出某種社會現象或問題而受到大家關注，就會被評論說，某某某你就是想出名、你想紅，你想拿一個正義的招牌，其實是要博眼球，換取利益。
這個講法反過來是什麽意思？假如一個人創作一首歌，他不去談社會問題，就講社會很好、歌舞升平，這就不算是拿正義招牌嗎？假如他歌頌這個社會安和樂利，人人都很好，沒有任何女性遇到暴力，那這叫不叫作利用正義招牌？
當然，基本隻有這一類所謂“揭露負麵問題”的內容會被針對。還有一種評論認為，這首歌它實在是太過負麵了，同樣要強調女性應該受到尊重，為什麽不能講一些正麵的事情？
可是想想，在我們談論家暴事件、人身傷害、性暴力時，是與性別之間的權力結構高度相關的，這就是在正視社會上的性別不平等的問題。
而且在這類事情上，到底怎樣才叫正麵地講？難道要去歌頌那些人，他很照顧家庭，在家裏也是男女之間互相平等和尊重，這個男人很好，因為他從來都不打老婆，你會覺得這叫正麵嗎？
最後還有一種評論認為，寫這些東西其實是沒有用的，這麽多關於社會問題的內容，談這麽多社會現象，其實沒有用的，解決不了現實問題。
順著這個講法再推下去，通常還會看到兩種意見，第一種是認為社會問題的存在，是不以這種文字多寡、或者這種作品的受歡迎和關注的程度來決定。你說歸說，唱歸唱，寫歸寫，這些問題它始終是會存在。
當然我完全能夠理解，很多東西不是因為你寫了、說了就會有改變，當然不會。就像《小娟》這首歌出來後，那以後是否就不再有針對女性的暴力，也肯定不是。
但我們要相信一點，這樣的媒體內容和文化產品，或許會引起更多人的關注和更多人的共鳴，而我們應該相信，當更多人產生了共鳴，就很可能會帶來某種潛在的，社會未來將出現的改變。
這種改變可能是透過有關部門更正視這件事情，想出更多的方法，也有可能是讓社會上的女性更加意識到這類問題，她們能怎樣好好地保護自己，也可以團結起來，基於共同的訴求去維護自身權益，同時也讓男性有更多的反省和自覺。
也有一種批判路數是說，這類文字、歌曲和內容，它解決不了現實問題。接著的下一步往往是，你要去做建設性的事情，也就是說批判是沒有用的，你應該要建設。
什麽叫建設呢？比如說譚維維你光寫這麽一首歌是沒有用的，你要投身建設，想辦法去讓這樣的暴力不再發生。好像是說譚維維她不應該唱歌，她應該去當公務員，或者去當社工。
那是不是意味著我們全部人都要去考公務員、去當官，還是都要參與某種隻有他們認定的社會實際工作呢？
《房間》
就算是這樣，假如從來沒有人指出一種問題有多嚴重，從來沒有一首歌或者文化作品、報道內容，去喚起大家對某類社會問題的關注，那些有關當局的人士，又怎麽會感覺到這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需要去應對和去處理？
我們不要忘了，在世界上很多地方，都有許多現實的案例（比如韓國電影《熔爐》），一部流行文化產品，比如電影、音樂或書籍，因為它牽涉到了某個實際的現象跟問題，促使大眾不斷去關注、去監督這個事件和問題的進展，**最終讓相關法律得以修訂或建立，因此導致這個問題的根源最終得到某種程度的舒緩或解決，建設成為一個更好的社會，這難道不是一件我們大家都期盼的事情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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