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豐縣八孩母親”事件，從一個地方醜聞演變成民間輿論風暴，徐州當地官方的荒唐表演“功不可沒”。政論家鄧聿文認為，“萬事定於一尊”的中共現行體製無時不刻不在製造這樣的“挖坑”行為。
”雖然中共意識形態號召官員要為人民服務，可實際上威嚴的等級秩序讓它口中的為人民服務變成了官場內部的為領導和上級服務“
（德國之聲中文網）有觀點認為，此次鐵鏈女事件引發的輿論風暴，是中國自有互聯網以來最嚴重的一次。胡溫時代的孫誌剛事件、溫州動車事故和雷洋事件也曾在網絡和線下掀起大風波，但那時是博客時代，而現在是微信和抖音時代，信息的傳播要比過去快得多。鐵鏈女事件從發生到發酵擴散，在半個多月內成為了海內外華人關注的頭等事件，並且看似已有從網上轉向線下的發展趨勢，這是由地方當局擠牙膏式的應付輿論，用移花接木的手段欺騙公眾造成的。
“地方小事”掀起的輿論巨浪
盡管這起事件的性質非常惡劣，對婦女權益的摧殘不能容忍，但它不像彭帥遭性侵等事件那樣涉及高層具有一定敏感性，處理不慎會造成不和，因而對外界呼聲幹脆采取不理不睬態度；鐵鏈女的直接加害者不是公權力，而是“丈夫”對“妻子”的虐待，反映的是中國社會普遍的問題，所以很多人難以理解，為什麽在事情曝光引起輿論反響後地方當局不能及時介入處理，想來董某的家族在當地不會有很大勢力，即使有官員牽涉其中，也上升不到縣級層麵，事情本身看起來“很小”，按說給公眾一個滿意的答複和處理結果並不難，不會對中共的統治或地方當局的維穩造不利後果，但地方當局的鴕鳥心態和對大眾情緒的置若罔聞徹底把人們激怒。
江蘇省委在這把大火燒起來才救場，真實情形外界不得而知，也許是先把責任推給地方尤其基層政府，讓它們在前麵擋著，觀察了解情況再決定下一步，這是當局處理事故的一般做法，不能說這樣做沒有合理性。因為出了事都由上麵先攬著，萬一做砸了就沒有後退之路，而由當地政府處理，做好了上麵有督導之功，做砸了是下麵辦事不力，屆時上級或中央再來收拾局麵，或又能贏得輿論掌聲。不過，把這起事件看成一樁沒什麽大不了的事，壓根沒料到它會在輿論場掀起滔天巨浪，恐是原因之一。
人們對此事“揪著不放”，非要弄個水落石出，當然首先是鐵鏈女的悲劇命運打動了人心。過去的奴隸也沒被主人這樣虐待的。但其實，我們多數人又何嚐不是某種形式、某種程度的“鐵鏈女”呢，被某種看得見或看不見的“鐵鏈”鎖著？當大眾對鐵鏈女有這種感同身受，不能容忍此醜惡的存在也就在情理之中。
可當局不明白這點。對官員們來說，雖然也有一些出身寒門，然而多數官員尤其是那些走向領導崗位有決策權力的官員，基本不是出自平民之家，他們的人生之路比普通百姓要順暢得多，不會理解底層民眾的那種艱辛，或者雖然曾經也有過這種日子，然而隨著官職的升遷，早已遺忘。既然身在官場，人生目標就是一路往上爬，因此他們的眼睛隻盯著權力，誰能提拔或者懲罰他們，他們就侍奉或者害怕誰。中國的這種官場文化和官場生態，幾千年來本質上都是如此，中共的執政沒有改變這個麵相，相反，讓它走到極致。雖然它的意識形態號召官員要為人民服務，可實際上威嚴的等級秩序讓它口中的為人民服務變成了官場內部的為領導和上級服務，現在的一尊體製，更是將中共過去在鄧江胡時期殘存的一點黨內開明氣氛一掃而空，在強調向黨中央向核心看齊的黨內政治生態下，官員唯有效忠才有向上升遷的空間。
為最高領導服務
可以把今天的中國官場看成一個與外界隔絕的自我循環的係統或“圍城”，“圍城”裏每天上演的大小事情很多都同“圍城”外的民眾沒有直接關係。它奉行的是嚴格的等級製和絕對的效忠服從。等級是對各級官員而言，效忠和服從則隻屬於最高領導，別的領導和官員是不能要求下屬效忠和服從自己的，否則就是在搞團團夥夥，立山頭樹幫派，挑戰最高領導的權威，觸犯政治律條。任何人要進入“圍城”，都必須遵循這個規矩。故而對官員來說，這又何嚐不是另一種意義上的“鐵鏈”，也被體製係在他們的脖子上。他們和“鐵鏈女”的區別，就是後者是被迫接受鐵鏈的，而官員們多數是自願被體製套上鐵鏈的。
當然，任何類比都有缺陷，相對董某，鐵鏈女沒有反抗力量，官員對一尊，雖然也沒有反抗力量，但卻能給體製和一尊“挖坑”，在消極的意義上，這種“挖坑”是對一尊體製一種軟性的不滿和反抗。
所謂“挖坑”，指的是官員不積極去為黨解決問題，排憂解難，而用一種躺平的姿態，消極以對，甚至在此過程中放大或製造問題，最後把小問題搞成大問題，弄到必須要最高當局收拾的地步。用一句耳熟能詳的話說，就是官員們都在“坐等出事”。
中共體製任何時候都免不了有官員對統治者的挖坑行為，然而，在一尊體製下這種挖坑行為或現象尤其多，幾乎每個官員和每個人都在扮演某種程度的挖坑者角色，原因就在於，一尊體製讓官員基本喪失了積極進取、主動作為的空間。當大小權力都集中一尊，大小決斷都由一尊拍板時，官員們能夠作為的空間被大大壓縮，每級和每個官員都在等一尊和上級發號施令，生怕做錯了或者做事的方式不合上意，自己的烏紗帽恐難保，甚至有牢獄之災。這就使得他們不敢負責，也不願負責。此外，如今的民眾也不好“伺候”，畢竟社會開化，要想再糊弄和嚇唬民眾，已經不靈。何況旁邊還有一群不懷好意等著看笑話的同僚。故在此種官場生態下，每個官員最好的明哲保身之舉，乃是做效忠之姿，說政治正確的話，但不幹事少幹事，不得不幹事時，幹那些容易出政績特別是領導交辦的事情，盡量少得罪同僚，這樣就不易惹麻煩少犯錯，別人抓不著把柄，即使出了事故，最多是不作為之過。
徐州和豐縣兩級政府對鐵鏈女事件的處置就是現成例子。幾次通報的前後不一，蒙蔽欺騙輿論，一方麵是想撇清地方政府違規為董某和鐵鏈女辦理結婚登記，進而沒有盡到打擊拐賣婦女和保護她們權益的責任；另一方麵更是出於在春節和北京冬奧即將到來的情況下，不想把醜事擴散，變成又一起敏感事件的維穩壓力的考量。彭帥被性侵引發的國際反響包括抵製北京冬奧會的呼籲，已構成對當局的困擾，可想而知，當局定會要求地方守土有責，不能再出現讓外界特別是國際輿論攻擊中共的事情。因此，在冬奧維穩的剛性政治要求下，地方政府的習慣做法就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企圖通過瞞和壓最後讓事情不了了之。
盡管在民意壓力下，徐州方麵已將涉嫌非法拘禁八鐵鏈女的董某以及涉嫌拐賣婦女的桑某和她的丈夫時某拘留，真相似乎要大白於天下，事情看似以地方政府的步步後退收尾，然而，要不是在一些人不屈不饒地深挖之下，特別是兩個前調查記者對亞穀村的深入采訪以及董某和八孩母結婚照的流出，人們差點就被地方當局糊弄了過去。事情到這一步，可說是豐縣和徐州兩級政府親手摧毀了自己殘存的公信力，如果它還有的話。它們給當局挖的這個坑，其所起破壞作用是那些對中共不滿的反對派無法比的。
事件持續延燒，官方調查組稱要“全麵徹查”，並於2月23日發布通報
地方政府和官媒的角色
不隻如此，在信用破產後，地方當局還在繼續給體製和一尊挖坑。在江蘇決定成立調查組的同一天，媒體廣泛報道了徐州市委召開常委會的消息。一個局級政府的常委會，原本上不了媒體版麵。而媒體報道這則新聞，顯然不是關注它的內容，是要看看處於輿論漩渦的徐州當局在做什麽。從報道來看，徐州市委常委會對鐵鏈女事件壓根沒議，討論的是徐州將要召開的兩會工作籌備情況。但報道中的最後一句話“會議還研究了其他事項”，或許泄露會議的真正主題是討論該事件，然而報道不能這麽說，它讓外界看到的必須是捍衛“兩個確立”、做到“兩個維護”之類當下流行的標準的表態式政治語言。換言之，在地方政府看來，哪怕火燒眉毛之時，緊跟中央、緊跟一尊依然是最重要的。這則報道刻意透露的政治訊息，同時也意味是對體製和一尊的挖坑，因為它讓人們看到，一級政府對被損害的底層民眾絲毫不關心，雖然或許地方當局實際上對此很緊張。而它們對鐵鏈女事件的處置方式，也正是這種政治體製的標準表現。
在鐵鏈女事件中，對體製和一尊挖坑的還有官媒。比起明星失德官媒群起批判來，人們驚訝地發現，沒有一家官媒報道此事，集體失聲，唯一的例外是已經退休的《環球時報》前總編胡錫進。但現在他是以個人身份發言。人們曾哀歎火紅一時的調查記者的死亡讓中國失去了一個重要的輿論監督工具，可官媒對這起似乎不涉政治的個體悲劇不著一筆，的確超出了多數人的預料。這裏必須一提《中國婦女報》和它的主管機構全國婦聯，作為號稱以維護婦女兒童權益為己任的媒體和組織，竟然對這種嚴重侵害婦女權益的行為視而不見，充耳不聞，默不作聲，墮落到如此地步，也難怪人民要生氣。
回溯鐵鏈女的演化過程，假如豐縣方麵從一開始就坦誠告訴公眾，由於此事橫跨20多年，調查起來有一定難度，需要時間，同時對涉嫌虐待的鐵鏈女丈夫董某采取刑事措施，對違規給董某辦理結婚登記證的工作人員嚴肅處理，承諾嚴厲打擊拐賣婦女兒童行為，事情本可化解，說不定還會像當局常講的壞事變好事。但兩級地方政府把事情搞砸，做到了中共的反對者做不到的，這是隻有在一尊體製下才會出現的現象。這些年來外界確實看到了包括官員在內的許多人，都在主動或被動，積極或消極地給體製和一尊挖坑。例如，鐵鏈女的丈夫董某，如果不是他為博流量用她來“賣慘”，事情根本就不會發生，從而不自覺地充當了挖坑人的角色。
江蘇省委省政府終於決定對豐縣八孩母事件成立調查組，盡管這個決定作出的有點晚，但總算對大眾的不滿有個交代。或許當局最終能把民憤壓製下去，然而，躲得過初一，躲不過十五，一尊體製無時無刻不在製造挖坑行為，而越來越多挖坑的行為無疑會將體製的基石掏空，因此很有可能，下一個看似不經意的舉動引發的民怒，會將看似堅不可摧的一尊體製摧毀。
鄧聿文為政治評論員，獨立學者，中國戰略分析智庫研究員兼中國戰略分析雜誌共同主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