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至正文

不敢相信,徐州曾經有過如此給力的媒體!

懷念那時候的媒體記者

原創 曉看君  

2022-02-20 19:58

豐縣“八孩鎖鏈母”事件,官方四次通報,均未能“一錘定音”,四錘落下,四次都遇到強大的質疑而落了個空。

而在此次輿論風暴中,拿胡錫進的話來說,傳統媒體“幹幹淨淨”,基本沒有參與報道,整個輿情始終由網友自發推動。因此有人感慨,這是媒體的集體淪喪。一位媒體界前輩大聲疾呼,要警惕“媒體監督曲線下滑”的危險。

媒體以其社會功能而成為媒體,其社會功能包括關心熱點事件,澄清事實真相,監督批評社會不良現象,鼓舞發動人民群眾,傳承文化遺產,提供精神產品等等。“你關心的,才是頭條”,而現在,老百姓關心的重大事件,媒體就有義務站出來走兩步。

也有朋友翻出了最近的《徐州日報》,發現哪怕已經鬧得沸反盈天,物議洶洶,這家當地排名第一的主流媒體,依舊我自巋然不動,沒有一絲一毫的消息。哪怕是江蘇省級層麵要成立調查組的重大新聞,也在版麵上沒有痕跡。

這是非常奇怪的景象,當媒體主動放棄了自己的社會職責的時候,實際上就已經放棄了自己存在的價值。不是媒體的媒體,人民要他何用?

然而,這兩天讀到一個叫“冰雪不聰明”的公號(瞧,還是自媒體)轉發的兩篇文章,卻令我大為震撼。這兩篇文章一篇叫“獨家:《黑色漩渦》——34年前的一篇調查報告文學,就已揭開瘋縣拐賣婦女之罪”,另一篇叫“獨家2:《黑色漩渦》作者講述當年調查報告出籠背後不為人知的故事”,均來自一個叫唐冬梅的前徐州日報記者。

看了這兩篇文章,我才知道,原來,34年前的徐州日報記者唐冬梅和她的同事徐寧,就已經報道了當地存在的拐賣婦女現象,用大量令人震驚的真實材料,揭示了當地的罪惡產業鏈。在報道之後,還與當地一把手的正麵硬剛,維護了一個記者的尊嚴。

這樣的故事,在當時其實是比較普遍的。不僅僅是那些著名的報紙,那些“頂流”的大報,就是在徐州這樣的二三線城市,一個普通的媒體記者,也發生著這樣驚心動魄的故事。這就是當時的媒體生態。

唐冬梅現年64歲已經退休,早年就離開了徐州日報。她和徐寧根據當地公安的辦案卷宗,經過大量采訪,撰寫了報告文學《黑色漩渦》,發表在江蘇省作家協會主辦的雜誌《雨花》第十期(總二0八期)上。

這篇文章反響巨大,如晴天響雷一般。雜誌問世不久,全國就有四十多家報刊轉載,台港媒體、海外媒體都紛紛摘要報道。一時間,洛陽紙貴。

徐州一把手震怒!在一次市委擴大會上,點名批評了徐州新聞界的三件事:

一是徐州電視台的“沛縣打狗”——當電視台拍攝到縣人大主任拒絕將自己家的狗拴起來,回答記者時口出狂言:“群眾算什麽東西!”電視一經播出,全市民眾一片嘩然。

二是電視台做的一期“企業家話‘官^倒’”。

第三個就是唐冬梅和徐寧的關於拐賣婦女的《黑色漩渦》。

僅僅從這三件事,就可以看到當時徐州的媒體生態到底是怎樣的。

書記親自約談唐、徐二位記者,兩位記者沒有怯場,並在現場進行了錄音。書記再次大怒,要求交出錄音,並罵兩位記者是“無賴記者”。兩位記者死死咬住,這是你書記的個人意見,不代表市委決定。磨蹭了多日,錄音始終沒有上交。

其實,不能怪今天的媒體不給力,我們曾經擁有過如此給力的媒體。那麽,這樣的媒體環境是如何形成的?兩個小記者,一個剛三十歲,一個才二十來歲剛剛從部隊轉業的記者,就能夠在當地一把手的雷霆震怒中毫不怯場,當麵硬剛,周旋得有來有回,不落下風,靠的是什麽?

媒體記者要發揮作用,需要:

第一,首先是氛圍。唐冬梅回憶說,那是一個八十年代的最好的時期,是那個寬鬆的時代給了我們勇敢,麵對權力,我們沒有認輸。

第二,報社領導力挺。徐州日報當時的總編輯保護了兩位記者。當地官方調查組入駐報社,調查之後,兩位記者沒有受到任何影響。唐冬梅依然做副刊編輯,主編當時的“放鶴亭”文學副刊。徐寧依然在采訪部當記者。

第三,媒體共同體強烈支持。徐州官方派人去了南京,找《雨花》編輯部要全部買下那一期刊載《黑色漩渦》的雜誌。當時的主編葉至誠(葉聖陶的次子)先生對來人說:“你們買得完嗎?隻要有紙我們會不停地印!”

第四,記者的良心。雖然後來唐冬梅受到打壓,但也是無可奈何,不過,從報社層麵依然是一種保護。她被調到了“新聞研究室”,不許發文,不許報道,不許接受采訪。但是她並不後悔,“我慶幸自己在石頭和雞蛋麵前,選擇站在了弱勢的這一邊。”

良好的氛圍、強有力的領導、媒體共同體的維護、記者個人的良心,四者缺一不可,才構成了完整媒體生態環境。現在,這四者都受到各種方向的衝擊,以至於媒體生態環境受到嚴重衝擊。所以,批評媒體是簡單的,但有深度的批評是膚淺的,應該細究其中的原因。

別的不說,所謂央媒記者孫魯威撰寫的文章,抨擊網絡大V在八孩女事件中“雞一嘴,鴨一嘴”,給當地官方帶來了“很大的壓力”。還說自己“沒去過豐縣,但是對豐縣很熟悉”,這樣荒誕的表達,很難令人相信出自央媒編委之口。

孫魯威身上,集中體現了生態的墮落程度。她即是一個老媒體人,也是媒體的領導,是所在媒體的編委,同時也屬於媒體共同體的一員,自己也是記者。所以,她代表了媒體所處的社會氛圍,代表了對權力諂媚的媒體領導,代表了蕩然無存的媒體共同體,代表了崩壞的良心。

唐冬梅後來也離開了報社,因為她不想躺平。所以,老兵不死,隻是凋零。許多有能力、有情懷、有良心的媒體人並沒有離場。正如在此次豐縣“八孩鎖鏈母”事件中一樣,前媒體人事實上推動了整個輿論的進展。不管他們有沒有媒體的身份,他們都是媒體人。而有的媒體盡管還有著媒體的身份,但實際上已經不是媒體。

唐冬梅說自己很懷念“那個有著一群勇敢無畏的記者的徐州”。我們何嚐不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