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克蘭，其實是被俄羅斯“逼”獨立的

從某種程度上，俄羅斯民族主義的崛起，而不是加盟共和國民族意識的覺醒，才是蘇聯最終解體的最核心原因。

冰川思想庫研究員 | 張明揚

1991 年 8 月 1 日，當時任美國總統喬治 · 布什（常被稱為老布什）乘坐空軍一號來到基輔時，39
歲的普京是列寧格勒市的對外聯絡部主任，他的遠大仕途由此起步；13 歲的澤連斯基在烏克蘭克裏沃羅格市第 95
中學讀書，在這裏他對未來妻子葉蓮娜一見鍾情。

01

基輔是喬治 · 布什此次訪問蘇聯的最後一站。在對烏克蘭議會的演講中，老布什意有所指地警告稱：美國不會 ”
助長建立在種族仇恨之上的自殺式民族主義 “。

布什基輔之行的目的遠不是什麽 ” 挑唆分裂
“，相反，他雖然支持波羅的海三國（立陶宛、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獨立，但明確拒絕支持烏克蘭和其他加盟共和國的獨立。

老布什和他的幕僚對蘇聯不可控的解體可能性表現得憂心忡忡，尤其是會一下子多了好幾個擁有核武器的 ” 國家 “。

老布什選擇站在蘇聯總統戈爾巴喬夫這一邊。

但此時無論是老布什，還是戈爾巴喬夫，甚至烏克蘭政治精英們，都無法預料到，僅僅 20 多天之後，烏克蘭就邁向了獨立。

02

1986 年 3 月，戈爾巴喬夫在蘇共第 27 屆代表大會上躊躇滿誌的表示：” 民族問題是曆史遺留問題，在蘇聯已得到了圓滿的解決
“。

一個月後，浩劫降臨。

1986 年 4 月 26 日淩晨 1 點 23 分，距基輔僅 113
公裏的切爾諾貝利核電站發生爆炸，這不僅是人類曆史上最嚴重的核電事故，也成為了烏克蘭與蘇聯關係的一次重大轉折點。

正如《歐洲之門：烏克蘭 2000 年史》所說，” 切爾諾貝利的災難讓烏克蘭覺醒了，讓人們開始思考諸如加盟共和國與中央的關係 ……
這樣的基本問題 “。

戈爾巴喬夫後來回憶稱：”
發生在切爾諾貝利的核災難，或許是蘇聯解體的真正原因，而不是因為我推行了‘改革重建’。事實上，切爾諾貝利的浩劫是一個曆史轉折點：災難之前，是一個時代；災難之後，是另外一個完全不同的時代。”

▲災難發生後的切爾諾貝利（圖 / 圖蟲創意）

切爾諾貝利當然是一個轉折點，但並不是故事的全部，這就像 1930
年代的烏克蘭大饑荒，除了災難記憶，在當時並沒有導致更多的變化。

自戈爾巴喬夫 1985 年確立了最高領導之位後，蘇聯的政治主題本是 ” 改革與新思維 “，但讓這位改革之父不知所措的是，從
1987 年開始，波羅的海三國的獨立運動開始改變潮水的方向。

1989 年 8 月 29 日，三國發起了迄今為止規模最大的遊行：波羅的海之路。在這個可以被視作行為藝術的大型集會中，200
多萬人手拉手，形成了連接三國首都不間斷的人鏈。

示威後六個月（1990 年 3 月 11 日），立陶宛成為首個宣告獨立的蘇聯加盟共和國。8 月 20 日和 21
日，愛沙尼亞和拉脫維亞也宣告獨立。

這顯然激發了烏克蘭的分離主義情緒，首先是思想動員。《歐洲之門》一書寫到，”
烏克蘭知識分子們有許多獨一無二的屬於他們祖國的故事要講 “，這些在此前都是被蘇聯當局刻意掩蓋的。

民族主義故事大約有三個：1932 — 1933 年的烏克蘭大饑荒；烏克蘭民族主義組織和烏克蘭反抗軍戰士們在 40 年代末和 50
年代初進行的武裝抵抗蘇聯運動；甚至哥薩克的曆史神話也重回公眾視野，這一曆史敘事的神奇作用在於，可以將東烏和西烏的曆史記憶連接起來。

如果民族本就是想象的共同體，那麽我們也不必深究這些 ” 祖國的故事 ”
之虛虛實實，重要的是，烏克蘭人被故事感染了。

現實經濟狀況甚至比故事更加黑色。此時蘇聯和烏克蘭的經濟已是沉淪邊緣，烏克蘭商店裏的貨架空空蕩蕩，全蘇聯幾乎所有地方都對肉、糖、油、米，甚至牛奶都實行憑票限額供應體製。

到 1990 年年底，西方輿論都在討論蘇聯經濟崩潰的可能性。

03

但甚至直到此刻，獨立仍然不是烏克蘭人的首要選擇。

1991 年 3 月 17 日，蘇聯舉行了一次針對 ” 是否保留蘇聯 ” 的全民公決，參加的公民數量占法定人數的
80%。公決結果應證了最樂觀的預測，支持保留蘇聯的選民達到了 80%，即使在被認為分離主義情緒高漲的烏克蘭也到了 70％之多。

而在此時的烏克蘭議會內，反對獨立的議員也占主流。

似乎，烏克蘭絕無獨立的可能性。烏克蘭的訴求可能還是更多的自治權，至於聯合國，烏克蘭一開始就是創始會員國。烏克蘭人的真實態度很可能是將自己當作一個與俄羅斯人截然不同的獨立民族，但在政治上願意維持蘇聯的現狀。

我想，喬治 · 布什之所以在當時會采取反對烏克蘭分離主義的政治立場，一定程度上也與此次投票的民意有關。

但為何短短幾個月後，烏克蘭精英層的態度和民意就發生了大逆轉？

我翻了手頭上一些與此相關的書，很多解釋都缺乏充分的證據鏈。

《蘇聯的最後一年》將原因歸咎於 ” 自由落體般的國民經濟 “，蘇聯前總理雷日科夫在《大國悲劇》中的解釋是烏克蘭民族主義的 ”
可恥 “。

《歐洲之門》一書則認為：” 促使烏克蘭議會中的保守派代表改變想法，乃至在後來讓整個世界改變想法的，是 1991 年 8 月 19
日強硬派在莫斯科發動的反對米哈伊爾 · 戈爾巴喬夫的政變。”

這一說法多少有些曖昧。以克拉夫丘克為首的烏克蘭領導在 ” 八一九事件 ”
中自然是站在了蘇聯保守派的對立麵，但真的是政變者促使了烏克蘭的轉變呢？

畢竟，這是一場不到 72 小時就結束的政變，作為失敗者的蘇聯保守派又能讓烏克蘭人產生什麽仇恨與懼怕情緒呢？

更有說服力的說法可能是，” 八一九事件 ” 後，戈爾巴喬夫被邊緣化，以葉利欽為首的俄羅斯聯邦實際控製了蘇聯。

戈爾巴喬夫和蘇共固然不是什麽烏克蘭的 ” 盟友 “，但至少在名義上，他們是蘇聯中央政府 ” 中立 ” 和 ” 統一 ”
的象征，而一旦俄羅斯和俄羅斯人成為聯盟的實際控製者，烏克蘭保留在蘇聯內還有什麽意義呢？

對於克拉夫丘克與其他加盟共和國的領袖而言，” 八一九事件 ”
後，蘇聯在實質上已經結束了。他們為何要聽命俄羅斯人呢？在他們看來，俄羅斯帝國比蘇聯的意識形態可能更為可惡。

從某種程度上，俄羅斯民族主義的崛起，而不是加盟共和國民族意識的覺醒，才是蘇聯最終解體的最核心原因。

1991 年 8 月 24 日，也就是葉利欽接管聯盟政府之後一天，烏克蘭議會就獨立問題舉行了投票。投票結果出乎所有人意料：346
名代表讚成獨立，5 人棄權，隻有 2 人反對。

烏克蘭議會起草的《獨立宣言》寫道，” 鑒於 1991 年 8 月 19
日的政變為烏克蘭帶來的致命威脅，也鑒於烏克蘭千年以來的國家建構傳統 “。

此時能造成致命威脅的恐怕隻有大俄羅斯民族主義了。

1991 年 12 月 1 日，烏克蘭又舉行了一次全民公投，以確認或推翻議會選擇獨立的投票結果。投票率高達
84%，其中支持獨立的選民超過 90%，而九個月前是 30%，《歐洲之門》說，”
麵對投票結果，哪怕是最樂觀的獨立派也感到難以置信 “。

▲ 1994 年 3 月 27 日，在克裏米亞半島的一個黑海港口城市雅爾塔，婦女們正準備為議會選舉投票（圖 / 法新社）

在東部的頓涅茨克州，獨立支持率達到 83%，哪怕是克裏米亞，支持獨立的選民也超過了半數——
54%，要知道，當時克裏米亞人口中俄羅斯人占 66%。

在全民公決前幾個月，葉利欽吩咐他的新聞秘書發出一份 ” 預防式警告
“：如果烏克蘭和其他加盟共和國宣布獨立，俄羅斯將有權對這些共和國與俄羅斯之間的邊界提出質疑。

有理由相信，這也成為了全民公決結果的一個催化劑：葉利欽的威脅更加證實了烏克蘭人對俄羅斯民族主義的警覺。

這也是一種預言的自我實現吧。

* 題圖為 1991 年 8 月 28
日，數千名支持獨立的示威者在基輔市中心的集會上用三根手指示意叉子，這是烏克蘭的象征。圖片來源於法新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