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疫情一線口述:感染100萬人,生與死都要排隊

老人寒風中等待床位，急診室醫生崩潰落淚，殮房爆滿 …… 過去 2 個月，香港第五輪疫情規模史無前例，累計報告 104
萬感染者，逾 5900 人死亡。在 ” 動態清零 ” 的願景之下，香港日新增破萬，一度試推行全民強製核酸檢測。

混亂無序之後，情況終於在 3 月中旬開始好轉，感染者病例有所下降。3 月 21 日，香港特首林鄭月娥宣布暫緩全民核酸檢測，4 月
1 日起取消 9 個國家禁飛令，大部分社交距離措施維持至 4 月 20
日，其後分三階段逐步放寬，逐漸恢複晚市堂食、健身中心等場所。

香港是一麵鏡子，照映著中國本土疫情防控的現在與未來。從香港的經曆出發，我們將如何調整自身的防控體係和診療策略？

我們連線了許多香港普通人的故事，從慌亂無序到自助他助，他們的掙紮是極為寫實的：

一名香港本土公益人為給確診家庭送物資奔走在港島二十多天，在幫助了許多個家庭之後，終被感染；一位單親媽媽不願孩子染疫，在拿到陽性檢測結果的三個小時內，緊急決定讓
15 歲的哥哥帶著 7 歲弟弟過深圳灣。

一個五口之家在兩月內，先後經曆竹篙灣密接檢疫隔離與確診居家抗疫，醫院爆滿令媽媽無奈用 ” 土方法 ”
給三歲孩子治療新冠。一家人站在陽台上，數天空飄過的雲彩，對麵樓房的綠色衣服和上下電梯的人數，也盼望一個共騎單車的春天。

但在醫院，另一種悲歡敘事在上演。一個個真實的人，一個個不幸死亡的感染者被打上編號，大家排著隊去治療，又排著隊去入殮。疫情下，醫院、養老院嚴重人手不足，有人麵臨十七八小時的超長工作，搬運遺體，清潔出院和死亡的床鋪，用笑話去抵抗無力，用
” 豬嘴 ” 去抵抗病毒，不堪重負之下，最真實的想法是希望被感染，然後好好休息 7 天。

在所有香港的普通人中，我們最終決定講述孫坤（化名）的故事。他是香港一家公立醫院的管事，負責醫院的清潔和運輸，每天，他都能看見形形色色的人來到醫院，也送走不幸死亡的人。淩晨四點紫荊花未眠，連線四次采訪後，孫坤講完了他的故事：

生與死都要排隊

結束了長達 20 小時的工作，我暫時離開了我的 ” 戰場 “。

我是一名 ” 搬運工
“，遺體、垃圾、醫療設備、高危病人，都需要經過我的轉運達到指定的地方。回程的士上，司機用異樣的眼光打量我，我突然意識到由於超長工作，自己的便衣早已散發著腐臭。

那是 7 具遺落在醫院各個角落，放置超過三周的遺體。我的任務是用花車將他們暫時運送到殮房冷藏櫃旁，這裏有著常年 2.5°C
的低溫，幹淨、舒適。

殮房告急已久。即便沒有疫情，醫院殮房也不時爆滿。自 3 月 5 日起，香港每日新增新冠死亡超 200 例。

這兩天（3 月 8、9
日），我們每天都搬運四五十具遺體，大部分都是老人。我們把遺體從急診室運到解剖間，從病室運到殮房的冷藏櫃，從離世到火化，需經多方人手轉接，部分食環署員工、靈車司機、殯儀館服務人員因疫情鋪開而中招，所有流程一拖再拖。

負壓病房在大年初三初四的時候已經用完，於是醫院管理層將一座座可以抽出新冠病毒的 HIPER FIFTER
抽風機放在普通病房裏麵，將原本的六人間改造成五人間，以供新冠病人入住。

急診嚴重擠兌。在我們醫院，許多老人在寒風中蓋著鋁紙等待急診室的床位釋放。

2 月 18 日，輿情洶湧迫使醫院作出行動。從中午 1 點到晚上 11
點，我們將露天的臨時營帳裏的病患全部搬到負一樓的急診室走廊。走廊裏的空氣係統也靠抽風機維持著，老人們大多來自養老院，他們不戴口罩，沒打點滴，隻是躺著。

當天，香港天文台和廣東氣象台都通報了寒潮天氣，風吹得刺骨，還有帶著嬰兒的媽媽找不到熱水。我們從醫院職工宿舍和辦公樓裏麵偷拿了一些暖爐和飲水機。那天我拆了三個臨時營帳，搬了
30 張病床。整個過程就像打仗一樣，混亂、慌張、疲憊。

香港混亂的原因在於，一開始堅持清零政策，大量輕症患者湧入公立醫院，私立醫院也沒辦法承接。症狀較輕的病人仍需排上十多個小時的隊才能看醫生，查房則是在三天之後。

十多年來，香港沒有大型醫院落成，床位一向不夠，過往公立醫院看病排隊需花上大概四五個小時，擇期手術常常需要等待數年。除了公立醫療係統，香港還有
13 家私家醫院和一定數量的私家診所，但他們不收新冠病人。

地方政府尚未提供一套有效的機製讓這些醫院運行起來：有沒有係統的治療指引手冊、職員感染了是否需要隔離、隔離的費用由誰來承擔
……

醫院開始逐步適應疫情的節奏。頭一個月，醫院的出院標準仍維持很高，令有需要的人不能入住，現在已改成兩次自測陰性就能出院了，CT
值標準也在降低，因為病床不夠。像我要做的遺體搬運，早上還說放在殮房，上午就通知轉移到尚在裝修的病室，因為停屍位不夠。

生死兩重天，生的人在急診室裏麵等著床位去躺著，死的人睡在床上等著殮房去放著。

我也好想被感染休息 7 天

與病人一同倒下的還有各個部門的人手，有的因為被感染隔離，有的因為怕感染辭工，有的因為工作量大累倒。

以我所在的支援服務部為例，原本有 252 個職員，其中 151
人因為在社會上的流動被列為確診或密接，需要居家或集中隔離。我的工作時長也由原本的 8
個多小時陡然翻倍，一個人上兩人的班。照護人員也在減少，3 個護士、3 個護工照顧 80 多位病人，同樣的任務在往常是由 8 個護士、5
個護工來完成。

我也希望被感染，這樣就有正當理由休息 7 天。

我每天靠喝三杯咖啡與特濃普洱茶續命，部門裏麵掛著 ” 生意淡薄 ”
的對聯。瘋狂的電鈴總是縈繞在耳邊。部門電腦裏不斷湧入的訂單，令人應接不暇。小清 / 大清、藍牌 / 紅牌 /
高風險、工程後清理、特別服務（運送遺體）…… 高危病床清理數量是最為直觀的，去年 11 月，我們每班隻需清理 20
多張高危（病床），而在今年三月這個數字超過 100。

每次穿著藍色隔離衣、戴著 N95 口罩與麵罩清理一個又一個病房時，我常聽到病人的哀嚎、咳嗽與各種醫療儀器的聲響。”
醫生幫個忙讓我早點死，我很痛啊 “，但我知道，能夠感知疼痛、發出聲音就還代表著希望。

我們需要給那些靜默者力量。有一次，我給一位 85
歲確診新冠的老婆婆運送氧氣機，她看上去很消沉。我問婆婆身體還好嗎？婆婆說自己很愁，這麽大年紀進來了，怕是捱不過這一關了。我安慰她說，你還可以很清楚地講話，現在享受政府的福利不是很好嗎？護士護工都很好的，有什麽需求就按鍾，我也住在九龍，可能哪天有緣分在酒樓上見到你，婆婆聽完很開心。

需求太多，能做的又太少。很多時候我會強迫自己建立起一道情感的屏障，裝出冷漠的假象，還會開一些神經質的玩笑輕鬆氛圍，”
我喜歡搬遺體，因為我會法術，我讓他們給我按摩。”

所有的笑話都在生命麵前脆弱不堪。我又恢複到了往日那種忙碌、辛勞的生活。不要讓自己細枝末節的情緒、猶豫、感受去減慢係統的運轉，讓等待醫療服務的人早些進入醫院接受治療，讓死的人早些安身，是我作為幸存者對於不幸者的愧怍。

瀕死之人、已死之人。躺著的人，坐著的人。尖叫、哭泣、哀嚎。我常用阿 Q 精神來自我解嘲，” 點火，一聲巨響整個世界都清淨了
“。

” 嘟———— “，平靜又被 BP 機（血壓監測儀器）的一聲強響打斷。” 急救了 “，護工大叫道。又是一窩蜂的人衝上去，這是
9a 病房 15 號床的一個切片。當時我站在對麵的病床旁收拾遺體，準備開始搬運，對床的醫生叫住了我，” 師傅不好意思，這邊還有一個
“，前後不超過 5 分鍾。

死去的病人躺在病床上就好像睡著了一樣。我走過去，對他微微一鞠躬，說道，” 仙人朋友，我來幫你，一路走好，有什麽需要報夢給我
“。

大疫年代的哀愁與希望

我是 2019 年 12 月進入醫院做管事的。

入職前我需要在網上上一個感染課程的培訓，包括防護清潔，如何穿 pp
衣（隔離衣）、個人防護裝備等。疫情暴發前，我的工作主要是處理很多清潔訂單，” 小清 ” 就是更換床布，再用漂水把所有地方都抹一遍，”
大清 ” 多了一道換床簾的程序。除開高風險病房的其他地方，我們唯一的防護設備就是一級保護的外科口罩。

在醫院，每一件物品被打上不同的標簽、顏色，預示著不同的風險等級。紅色代表高危，最近我們每天都會產生超過 7
噸的醫療廢物。銀灰色代表感染，新冠死亡病人往往會裝在這樣的袋子裏麵。綠色和透明則代表安全，用來裝普通死亡患者。藍色代表著防護，我們穿藍色綁帶隔離衣去高危病房、運送遺體，而不是白色拉鏈防護服。盡管在我看來，後者的防護等級更高。

更早的 2003 年，我是一名警察，還在 SARS 暴發時戴著 ” 豬嘴
“（一種能夠過濾毒氣和粉塵的防毒口罩）去圍封了感染重災區淘大花園 E 座。

我希望戴 ” 豬嘴
“，因為我覺得它的安全等級更高，給人一種可信賴的踏實。前年疫情剛發生的時候，我也戴上了豬嘴來醫院。但經理說，不要戴這個嚇死人了，會引起不必要的恐慌。於是，我把它摘下了。

現在，我每天工作 18 小時，然後再回到我那 18
平的房子裏。我獨居，不會將病毒傳染給家人，比起其他同事，我已足夠幸運，他們中有很多一家人都感染了。

也羨慕過內地的醫護閉環管理，可以住隔離酒店。但香港沒有這麽多土地空間，很多香港家庭的居住條件並不適合居家隔離。

好一點的家庭，還能有個 40、50
平的兩室一廳一衛。還有一些人住在公屋和劏房裏，有些就像小倉庫一樣，擁擠蔽塞。一些感染的同事依靠鄰裏和社工的幫助領取生活物資與藥品，沒有在地的隔離清潔指引，他們隻能靠口耳相傳和網上搜集到的辦法自救：酒精、消毒水、紫外線燈、N95
口罩 ……

我不怕感染，也不怕搬運，但我常問，這樣的日子什麽時候是個頭。

我已經將近三年沒有回家，盡管家人就在香港，但是一輪又一輪的疫情讓我沒有辦法放心去見他們。我爸媽六十多歲，父親有高血壓和心髒病，母親患過紅斑狼瘡，免疫係統低下，婆婆與姥姥也八九十歲。他們有打三針疫苗，但都屬於高危人群，我不想將感染的風險轉嫁給他們。

疫情前，我的工作運轉順利，人手充足，病人的容貌和時間日期一樣，沒什麽特別。每天工作八小時零四十八分鍾，每月還能收獲八天的假期。如果休一天我就睡覺；休兩天，我就睡覺、運動和學習正骨課程；休三天的話，那簡直高興慘了，我會跟痛症診所的師傅說，”
嗨！我又來了 “，然後全天用來實習。可是，從上月 18 號開始，我就沒有休假了。

成為複位整脊治療師是我多年的心願，在這一輪疫情前我已經考完了 2 個科目，還有 6 個等待完成。聽說 2025
年香港將建一家中醫院，我想申請去做一名骨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