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兩年前，江西南昌城郊的民辦學校“豫章書院”隨著一篇文章《中國到底有多少個楊永信？》進入公眾視線——紅色大門常年緊閉，學生宿舍的陽台被木條封住，國學教育的外衣之下，校方稱沉迷網絡遊戲、厭學輟學、早戀、暴力、叛逆的“不良青少年”都能在此變成“好孩子”。
事件曝光後，一些年輕人聯合部分學生自發組建了誌願者小組，搜集證據，打算把豫章書院告上法庭。2017年10月末，據南昌警方通報，書院確有罰站、打戒尺、打竹戒鞭等行為和相關製度，並對相關責任人追責。隨後，豫章書院主動申請停辦。
事情還沒結束。學校關停，但仍有人活在它的陰影之下。裹住圍牆的鐵絲網，關禁閉的小黑屋，體罰用的“龍鞭”，藏在內衣鋼圈裏的告密紙條，至今仍是一些學生的噩夢。這兩年，案件一直處在補充偵查階段，誌願者小組持續搜證，盯著書院的一切風吹草動，想推動檢察院立案。
曾在豫章書院就讀的學生羅瑋。圖片來自南風窗
“敵人”無處不在
離開豫章書院六年後，羅瑋再次見到吳軍豹。今年5月的一個下午，他正在辦公室看書，一個穿白襯衣的男人突然闖進來。羅瑋愣了幾秒反應過來，眼前這人正是豫章書院的校長吳軍豹。很久沒見，但這張臉常常出現在他的噩夢裏，“化成灰也認得”。
羅瑋26歲，平頭，帶著眼鏡，在家裏的珠寶鋪子工作。他不知道吳軍豹為什麽突然登門，也不知道自己的地址怎麽泄露的，吳軍豹跟他說，“咱們好好談談。”
在此之前，羅瑋在網上發過一些言論，指控吳軍豹對學生“打戒尺”、“摸屁股”，“威脅學生和誌願者”等。不止一名誌願者懷疑，有人潛進學生群，攻擊他們的電腦，偽裝成學生刺探信息，為此，誌願者還建了2群、3群、核心群，按照可靠程度讓不同的人進不同的群。
吳軍豹和羅瑋見麵時，否認了這些指控，稱其為“無中生有”。羅瑋保存的視頻顯示，吳軍豹走到他跟前，指著手機裏幾張微信聊天截圖問，“你跟我說說，這些是怎麽回事。”
“你離我遠一點！” 羅瑋見他靠近，“噌”地往後退了幾步，像觸電一樣彈開。扯著嗓子喊，“報警！快報警！”
他一隻手拿起電話，另一隻手去夠桌邊的指甲刀——“防身工具”。
從豫章書院出來的前兩年，羅瑋口袋裏時刻揣著一把折疊小刀，床頭擺一把水果刀，否則睡不著。後來他搬去打工的集體宿舍，刀也偷偷藏在枕頭底下。2018年1月，幫他維權的誌願者陸川第一次見到他，注意到他褲子側邊的口袋微微隆起，是把刀。。
那次見麵，走在南昌街頭，羅瑋每過一個路口都回頭看看是否有人跟蹤；擔心住宿地址暴露，讓陸川換了兩次酒店；吃飯堅持走很遠去一家“常去的好店”，陸川去了才發現，是個路邊的鹵菜鋪子。“他必須把人帶去熟悉的環境，鋪子是露天的，比封閉的餐館更有安全感。”
陸川又生氣又心酸。
在網絡世界，羅瑋也覺得“敵人”無處不在：誌願者QQ號多次異常登錄，雲盤的證據資料突然消失，微博被封號，微信群裏的個人信息被泄露……雖然沒有鑿實證據，但他篤信所有的異常都指向豫章書院的人，“不然還能有誰？”
這幾年，他感覺時刻被豫章書院的影子纏繞，“像被詛咒了一樣”。偶爾，他會幻想往書院扔燃燒瓶，在那裏，他曾被暴力包圍。被子沒有疊成有棱有角的方塊要挨打，課堂上坐得不直或扭一下頭也會挨打，到現在，他還記得“龍鞭”——包著鋼筋的黑色塑料棍——揮在空中發出的嗖嗖聲。
“這是一個逼人拿起刀的地方。” 羅瑋說。
離開書院後，他總想跟人打架，轉念意識到自己被暴力侵蝕，怨氣堵在胸口，喘不過氣。與吳軍豹的見麵以鬧到公安局收場，羅瑋不知道還會不會有下次，“隻有告垮吳軍豹和豫章書院，一切才能回歸正常。”
2019年5月17日，豫章書院創始人吳軍豹找到羅瑋的工作地，與其當麵對峙。受訪者提供的視頻截圖。
“完美”解決
拿到立案通知書後，羅瑋一度想開始新生活——花6000塊錢報了托福培訓班，每天背200個單詞，申請去美國留學，離開這個地方。
2017年10月26日，知乎作者溫柔（ID）發布文章《中國到底有多少個楊永信？》後，很多豫章的學生講出了自己的經曆，網友自發組建了誌願者小組，有上百人加入，建立了“豫章集中營揭發報案群”。在群友的鼓勵下，羅瑋向南昌警方遞交了書麵材料，一個月後警方立案，他成為通過法律手段控告豫章書院非法拘禁的第一個學生。
2014年元旦，走出豫章書院的紅色大門時，他沒有回頭看，心裏想著，將來要摧毀這個“人間地獄”。接下來幾年，羅瑋形容自己像“死”了一樣，直到加入誌願者小組，才“重新活過來”。
他成為小組裏最活躍的一個。外婆覺得他“換了個人”，每天忙著出門調查取證，在網上聯係其他學生和記者，“眼睛能聚焦了，開始跟人說話了”。
遊戲行業的陸川是最早入群的誌願者之一。他33歲，禿頂，是個煙鬼，一天三包煙，說話說到激動處，經常猛吸一口，伴著劇烈的咳嗽。群主子沐是一名女大學生，陸川經常和她打語音電話，先開始隻聊豫章書院，後來聊起自己的少年往事。
因為愛玩遊戲和不聽話，陸川曾被父母送到一所武校，經曆過和羅瑋類似的辱罵和體罰，直到今天，陸川身上還留著大大小小的傷疤，也把刀片塞在過鞋墊底下自保，他告訴子沐，“看著羅瑋，就像看到十幾年前的自己。”
在群裏，他算懂電腦的，經常查IP地址搜集證據。剛開始每天下班花四五個小時做這些事，後來幹脆辭去工作，整個人粘在家裏書房的辦公椅上，困了靠著椅背打個盹，醒了繼續查資料。
誌願小組目標一致，事情也很快有了進展。
2017年11月3日，央視發布報道《“問題少年”怎能交給“問題學校”？》，媒體跟進引起輿論關注；11月8日，豫章書院主動申請停辦；12月7日，在多名學生的聯合報案下，書院被正式立案調查，成為戒網癮學校的第一案。《中國到底有多少個楊永信？》的文章作者溫柔以為事情“完美解決”。
2017年12月8日，羅瑋被非法拘禁案在公安局正式立案。（受訪者供圖）
“算了”
幾個月後，南昌青山湖區檢察院以“證據不足”為由，對吳軍豹作出不予批捕的決定，案件被退回補充偵查，兩年沒有進展。羅瑋去公安局的頻率從一天一次逐漸減少到一個月一次，每次都是做足心理建設踏進大門，沒一會又悻悻地出來，在門口的台階上呆坐到天黑。
誌願者的壓力來自線上。他們麵臨著個人信息被曝光的困境，真實姓名，手機電話，學校單位家庭被挖得幹幹淨淨。
兩年裏，陸川失去過四份工作。其中一家公司頻繁接到騷擾電話，老板猜測跟豫章有關，找他談話。陸川不在乎，跟老板說：“你馬上寫一封解雇信，再有人來騷擾就說我已經不在這裏了。”
但願意站出來報案的學生越來越少，好容易有一個答應講出自己的故事，但因為怕被報複又突然反悔：“我已經私下解決了，你們不要再來煩我。”
說完把誌願者拉黑。
很多誌願者默默退群，有的人離開前會說一句，“我也沒什麽可做的了”，有的人勸他“都過去了，算了”，羅瑋從不回複。最初的20多個誌願者減少到5個左右，核心誌願者裏除了羅瑋，就剩陸川和子沐。
加入誌願者小組，陸川起初是想找回缺失的記憶。他的腦海裏裏經常閃現曾經就讀武校的零碎記憶——被一群人圍在角落打，透過縫隙，看見一個女孩被幾個男生按住拚命地哭。一旦觸碰此事，陸川就會陷入情緒崩潰，“這對我很重要，可怎麽也想不起來。”有時哭到暈過去，子沐會安慰他。
2018年初，兩人成了男女朋友，日常聊天還是圍繞著豫章書院。“之前的女朋友都像聽不相關的悲慘故事一樣，隻有她是真正關心。”
陸川說，為了見子沐，他經常熬夜加班，把假期攢到一起去外地看她。不過難得的見麵，大部分時間也就兩件事：聯係報案學生、整理資料。
那幾個月精力都放在調查上，專業成績第一的子沐出現五門掛科。她想好好複習，但手機整天響個不停。有些是真的豫章學生，有些是冒充的，反複套子沐的信息，還說“小姐姐聲音真好聽”。
即便是真學生，聽到有人說，“誌願者隻會要求報案”，“不顧報案人死活”，子沐忍不住哭出來，“我們到底是在幫人？還是在害人？”
陸川安慰她，“不怪你也不怪他們，要怪就怪豫章。” 但他心裏也開始動搖，“每一次講述都是在揭過去的傷疤啊。”
另一位誌願者把這種想法視作“軟弱的善良”，他認為就該一門心思搜證立案，為此和陸川經常爭執，最後退出小組，“除了善良，他們（陸川和子沐）一無所有。”
2018年5月，子沐坐在學校天台上，一邊喝酒吞服藥片，一邊在電話裏跟陸川道別，“反正結果都是這樣，沒有意義了。”
聽到耳機那邊呼呼的風聲和斷斷續續的嗚咽，陸川急得跳腳，趕緊聯係人把子沐救下來。第二天早上，陸川穿著拖鞋趕到子沐所在的城市，學校老師見他的第一句話就是，“你是不是把子沐帶進了什麽邪教組織？”
出院後，子沐不再參與誌願者小組的事，按照父親和老師的要求，徹底跟豫章割離。她逐漸不回陸川的QQ，幾乎不登微信，知乎動態不再更新。陸川找了她很多次，但子沐拒絕見麵。
“我也不知道做這些追責、維權的事情，到底是為了什麽？”
陸川沒了調查的動力。2019年春節後，他重新開始上班，誌願小組的工作因此停滯。
下班路上的間隙裏，陸川左手把著方向盤，右手不受控製地給子沐的QQ留言，說幾句自己，說幾句豫章的近況，始終沒有回複。“說到底，我們都是在和自己對抗。”
陸川說。
《中國到底有多少個楊永信？》文章作者溫柔發布關於子沐的文章。（微博截圖）
“把父母一起告了”
仍在活躍的誌願者，隻剩羅瑋。
這兩年，有過幾個“中間人”來家裏調解，羅瑋堅持要走司法程序。2019年1月31日晚上，很久沒跟他說話的父親說，接到了吳軍豹的電話，給他連著發來8
條語音：
“他（吳軍豹）在黑白兩道都有人，你掂量掂量自己的分量，憑什麽跟他抗衡。”
“我雖然討厭你，但也不想你被他搞死。”
“你愛怎麽搞就怎麽搞，別搞到我店裏影響到生意，否則我們斷絕父子關係。”
“……”
羅瑋沒有回複，心裏暗罵“這個神經病”。父親的暴戾讓他們之間沒了信任，羅瑋記得很小的時候就被父親用皮帶抽、用鞋子打。2013年9月，父親配合穿製服的“假警察”把羅瑋騙進豫章書院後，他們的關係降至冰點。
自從羅瑋開始報案維權，開珠寶店的父母就不止一次說要和他斷絕關係。
陸川見過一次。他們正坐在賓館床上討論報案計劃，一通電話打進來，剛剛還有說有笑的羅瑋，突然變得像“喝醉酒的瘋子”。電話裏，母親囑咐他“早點回家”，“不要摻和太多豫章書院的事”，羅瑋從床上跳起來，對著話筒喊，“不要你們管……斷絕關係就斷絕！”
羅瑋幾乎不跟父親說話，偶爾幾通電話也被他錄音，像保留證據一樣。父親覺得檢察院“有了定論”，不明白羅瑋為什麽“揪著不放”，協助他的誌願者也被父親統稱為“狐朋狗友”，“你們再做這些瘋狂的事，遲早要遭報應”。
夜裏三點睡不著覺，羅瑋會盯著父母的房間發呆。鏡子裏偶爾出現幻象，他看見自己拿刀指著父親，晃過神來，發覺鏡中的自己“目露凶光，像個殺人犯”。
像羅瑋這樣無法原諒父母的豫章學生不在少數。書院關停後，不止一個學生對媒體講述噩夢醒來在房間大喊大叫的經曆，“我恨，不叫出來自己會炸掉。”
據《三聯生活周刊》報道，一些家長不相信孩子的話，質問媒體，“我孩子在這（豫章）過得挺好的，現在突然要說關門，我的孩子送到哪裏去，堆到你家裏去啊？”
羅瑋想過，把父母跟豫章書院一起告了，“他們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2017年末，豫章書院開放日現場，有家長拉橫幅支持書院。（圖源自網絡）
“希望”與“背叛”
今年6月，羅瑋告訴陸川，警方更換了對接人，新的民警聯係不上了，案件可能石沉大海。
“如果是這樣，不就真的像子沐說的一樣沒有意義了嗎？”再次聽到豫章書院的消息，陸川還是很激動。他第四次辭職，決定重啟調查，“這件事還沒結束。”
陸川聯係了曾在豫章書院待過一年半的女生趙琦，勸說她盡快到南昌報案，為警方提供新的報案人。
兩年前，趙琦在微博上曝光書院原因很簡單：告垮豫章，撈出還在裏麵的朋友。羅瑋對她抱有很高的期待，因為她待得久，“是我們之中留有證據最全的人。”
趙琦第一次去南昌報案，羅瑋很激動，幾次說要去找她。
趙琦沒有和他見麵，跟朋友去了已經關停的豫章書院。站在紅色大門前，她忍不住抹了幾滴眼淚，“好像一分鍾能想起幾十件事”。
留下心理陰影最多的是學生互相舉報，“像宮心計”。窩在被子裏的一句悄悄話，隔半個月就會被教官知道。趙琦編了一些假秘密試探同伴，結果一試一個準。剛開始，她隻在夜裏偷偷地哭，後來“學會反擊”，從室友衣服口袋、床墊夾縫和內衣的鋼圈裏搜出小紙條，“無意間”丟到地上，讓教官發現。
站在豫章書院門口，趙琦感覺後背發涼，心裏嘀咕，“終於回來了，這次要告死你。”
但第二天，她沒有報案，而是去見了幾個在書院結交的朋友，這裏有“特權”學生，來自社會地位較高的家庭或校方關係戶。他們沒有繼續追責的意思，也勸趙琦“放下”，“往好處想，沒有豫章，就沒有這些朋友。”
趙琦動搖了，她刪掉上百條相關的微博，離開南昌。
“牆頭草！” 得知趙琦放棄報案，羅瑋罵她“無腦”，覺得遭到了“背叛”。
趙琦跟羅瑋解釋，不是所有人都會像他一告到底，“各有各的想法”。如今，很多學生都開始了新的生活：有人在朋友的店裏當收銀員，有人繼承家業，有人在房地產公司做銷售，還有人被送去國外留學……他們和羅瑋沒有太多共鳴，也不想再追責。
凡是猶豫不決的、不敢報案的，在羅瑋眼裏不分彼此，一概被視作“收了錢的”、“臥底”。
今年9月，趙琦在陸川的勸說下，第二次前往南昌。她剛一下火車，一個朋友就趕過來了。
四個人在一家餐館見麵。羅瑋和陸川反複講述自己的遭遇，想激起趙琦心底的恨。而她的朋友提出被報複的風險，拒絕讓她當“出頭鳥”。
趙琦埋頭吃飯，不吭聲。
“你就是我們告吳軍豹的一步棋。” 情急之下，陸川嘀咕著說。
趙琦的朋友“啪”一拍桌子，站起來衝他吼，“我TMD拿命交來的朋友，你把她當成棋子？” 轉身衝出餐館，趙琦也跟著跑出去。
趙琦再次放棄報案。她在微信上質問陸川，“你們做這些到底是為了什麽？”在趙琦看來，他們根本不顧及豫章學生現在的生活，“就是為了實現自己心中所謂的正義！”
兩年後，被改造為寄宿製美術學校的豫章書院。（受訪者供圖）
“最後”一搏
位於南昌羅家鎮濡溪村的豫章書院，現在變成了一所寄宿製的美術學校。朱紅色鐵門依然緊閉，校園布局沒變，隻是關禁閉的“小黑屋”刷上新漆，成了畫室，往日痕跡全無。
今年10月，溫柔得知子沐的遭遇很難過，“兩年前還是一副欣欣向榮的樣子，為什麽現在變得破爛不堪？”
跟陸川商量後，他決定把子沐的經曆告訴更多人。時隔兩年，文章熱度不及當年六分之一，“豫章書院”淡出輿論，漸漸被公眾遺忘。
不過，一個自稱“吳軍豹”的微博用戶發貼回應了，說誌願者“以自殺為賣點，裝弱勢造謠炒作”，“為了鬧騰而鬧騰”，稱“已經報警”，還發了一張接處警大廳的照片。陸川把圖片無損放大，通過搜索識別發現，這是一張發生在雲南的新聞圖片。“唬誰呢？笑死我了！”，他給好幾個人發去對比圖，像拆穿了一個大陰謀。
10月21日，《未成年人保護法修訂草案》新增“網絡保護”章節，初次提出“對網癮防治作出規範”。溫柔很快發文章說，“絕地逆轉”，“與戒網癮學校的戰爭終於要贏了”。
對這些說法，羅瑋並不抱希望。離開豫章這六年，除了搜證，對任何事情提不起興趣，也隻做了這一件事。隻有挨著外婆坐著，聽她絮絮叨叨地罵吳軍豹，罵父親，才暫時感覺到一絲輕鬆。他不相信自己能重新開始。
陸川說，豫章的事總會有個了結，至於之後怎麽辦他不知道，“我不敢嚐試開始新生活，我怕忘了我們做的這一切。”
醫院檢查出他的腸胃、胸腔和精神狀態都有問題，但他不在意，煙抽得更凶，經常熬夜，有時一天隻吃一頓。
10月19日淩晨，羅瑋給幾家媒體發消息，“有兩個新的線索，如果是真的，可以搞個大新聞！”
他從陸川那裏得知，吳軍豹的手機號出現在另兩家學校的廣告信息中，他打算實地核實，期待捕捉豫章書院重開的蛛絲馬跡。第二天沒有新發現，羅瑋發了條朋友圈——“統一回複：今日行程踏空，按原計劃執行”。
原計劃的意思是，羅瑋和陸川繼續說服更多人報案，溫柔持續發文章引起輿論關注。他們約好，如果這次仍沒有結果就各自散去，開始新的生活。這次行動被他們稱為“最後一搏”。
（文中陸川、趙琦為化名）
疑似為吳軍豹的微博用戶回應誌願者文章。微博截圖
華客網:暴力陰影、司法困局與自我救贖 丨豫章書院曝光兩年後(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