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爾頓·邁耶的《他們以為他們是自由的》是一本寫作於1950年代，於1966年再版的老書，作者在書裏記錄了他於二戰後與10位德國納粹“小人物”的交談和交往。讀中譯本，對書中小人物的自我意識有一種似曾相識的感覺，他們以為自己是自由的，便是這種自我意識的一部分。
這10位德國人之所以是“小人物”，不僅因為他們都很平凡，地位低下，見識不高，而且更因為他們時時都覺得自己是小人物，永遠在用小人物的眼光打量他們的生活世界。對身邊周圍發生的事情，他們滿足於小人物的理解，如果他們有所期待，那也是安分守己，與小人物身份相符的期待。他們是憑著小人物“常識”生活的人——什麽安全、什麽危險、什麽對自己有好處、可以或不可以期待什麽好處、該與誰親近或疏遠、如何擺正與元首和黨的關係，等等。他們對納粹統治的認識囿於常識，並不認為納粹極權統治有什麽不好，更不覺得它有什麽邪惡，他們是“活得較為舒服”的小人物。
然而，邁耶的記錄同時又讓我們看到，這些小人物的“常識”其實是分裂的。一方麵，他們滿足於納粹統治帶給他們的物質利益甚至某些自由;另一方麵，他們對身邊的某些事情也會有“不對勁”的感覺。不過，由於他們的自我感覺始終在提醒自己不過是小人物，所以不對勁的感覺並不太攪擾他們。他們反而會疑心是不是自己有什麽不對勁或弄錯了的地方。知足長樂和守住本分使得他們能像他們的小人物鄰居、熟人一樣，安安穩穩地過那種他們認為“還不算太壞”的生活。
一、“自由服從”的小人物
在這10位小人物中，有一位希爾德布蘭特先生，是一位教師，“在社區裏有那麽一點兒重要地位”，他也和那些當裁縫的、做木匠和麵包師的、收賬員、高中生、失業的銀行職員、警察一樣，一再地說“我們是小人物”。在希特勒統治時期，教師享有特殊的社會地位，他們是最配合納粹的職業人群，至少公開的表現是如此。許多教師以前是社會民主黨人，搖身一變就成了納粹黨人，當時流行這樣一個挖苦教師的段子：“什麽是最短的時間單位?答案是，‘教師改變政治忠誠所需要的時間’。”使教師變成納粹黨的人，變成聽從黨使喚並致力於在學校裏從事黨國教育事業的黨民，這是納粹實現黨國主義教育一個重要條件。
這10個人中，教師希爾德布蘭是最有知識的，他是唯一了解非納粹式民主的。但是，他也還是同其他9人一樣無法擺脫納粹的思想影響。邁耶記敘道，“甚至他在那時也相信，而且現在仍然認為納粹主義綱領和實踐的一部分屬於‘民主的一部分’。其他9個人，正派、勤勞、智力平常和誠實的9個人，他們不知道1933年到1945年之間的納粹主義是邪惡的。現在他們也不了解它。他們曾了解到或現在知道的納粹主義，和我們曾經了解到和現在知道的不一樣。他們生活在它的統治之下，服務於它，更確切地說是創造了它。”
小人物是一個自願服從者的社會角色，小人物的心態使他們有了服從精英(“大人物”)領導的充分理由。“當‘大人物們’，比如興登堡(Hindenburg)們、諾伊拉特(Neu-raths)們、沙赫特(Schacht)們，甚至是霍亨索倫(Hohenzollern)們都接受了納粹主義，那麽，小人物們就有了正當和充分的理由接受它。西蒙先生，即那位收賬員說道，‘對他們來說是足夠正當的事物，對我們而言當然也是足夠正當的事物。’”正因為他們的服從是自願的，他們以為自己是自由的。
小人物是憑常識生活的人，“他們思考的不是那些非凡的事物，而是他們日常生活範圍內眼見的事物。”決定他們政治態度的是對衣食住行的平常需求。他們不是不知道納粹和希特勒實行的是一種獨裁統治，可那又怎麽樣呢?“一種獨裁統治?是的，當然是一種獨裁統治，像我們父母知道的那些傳說中‘黃金時代’的統治一樣。……極權統治?那是胡說八道。”麵包師韋德金德說：他相信國家社會主義(納粹)是“因為它承諾解決失業問題。而且它做到了。”他也承認自己從未想象到它會導致的後果，“沒有人會想象得到。”
對他們來說，重要的是他們確實從納粹統治得到了“實惠”，“現在，他們回顧過去仍然……把納粹時期視為他們生命中的最好時期;人們活著是為了什麽呢?有工作和保障，孩子們有夏令營。……當家庭的事情變得更好，有穩定工作時，一位丈夫或父親還想知道更多的事情嗎?”隻要日子過好了，他們對外國人怎麽評價德國發生的事情不感興趣，這10位德國人中有9位不曾去過國外遊曆(戰爭期間除外);他們不了解外國人，也沒有閱讀過外國報刊雜誌。“在收聽外國廣播合法時，他們不曾收聽過;當不合法時，他們也沒收聽過。……他們對外部世界沒有興趣。”他們關心的隻是如何過好自己的小日子。
元首和他的黨都需要普通人的小人物意識來集聚自己的政治力量，因此，希特勒總是在貶低或詆毀大人物，造大人物的反，顯示隻有他才是小人物的代表和救星。普通德國人都覺得元首本人也和他們一樣曾經是小人物，10位小人物都同意，“元首在貶低大人物的同時，提升了小人物的地位。為爭取選票而嘩眾取寵的持民主立場的政客和表現得過度親民的人們做著同樣的事，但如果由一位專製的統治者來做，就會更為有效。”因此，他們認為，納粹是“人民的政黨”，而且是“民主的實踐”。這是納粹統治的群眾基礎，“群眾的重要性在於如下事實：上帝……創造了數量龐大的他們。在一個有著7000萬人口的國家中，他們的人數超過了6900萬。他們是納粹分子，他們是小人物。”
希特勒是小人物心目中的當然領袖，這也是他們的政治常識，邁耶記敘說，“甚至在今天，我的10位朋友中也沒人把道德邪惡歸因於希特勒，盡管他們大部分人(事後)都認為他犯了即使他們自己在當時也可能犯的致命的戰略性錯誤。”希特勒的最大錯誤在於用人不當和受壞人蒙騙，“他最大的錯誤是對顧問的挑選——他們都假惺惺地稱頌元首輕信和忠誠的德性”。小人物是用父母和子女的關係來理解希特勒與自己的關係的。邁耶透視了這種常識的本質，“我們把我們的信念確定在一位父親式的人物身上……我們必須確保信念的穩定性，直到有不可寬恕的錯誤(一位父親、母親……的什麽錯誤是不可寬恕的呢?)瞬間且徹底地摧毀了他。”對於小人物來說，摧毀偉大領袖就像摧毀自己的父母一樣不可思議，完全在他們的理解力所能企達的常識之外。這是因為，偉大領袖“這個人物代表了我們自己的最好自我;那是我們自己想成為的樣子，而且通過認同作用，我們自己就成了那個樣子。除了要銷毀不可寬恕之錯誤的證據外，任何對該人物的放棄都是在暗示自我有罪，都是對一個人的最好的和未實現的自我的自我控訴。”
德國哲學家費爾巴哈說，是人出於自己的需要，按自己的本質創造了神，這話更確切地適用於小人物心目中的偉大領袖，即使在領袖給小人物帶來了無窮災難以後，他們仍然會給他建紀念堂、樹雕像或是修供奉的廟宇。不僅是小人物，就連有些學者也對領袖有這樣的心理需要。邁耶的一位德國學者朋友對他說，“獨裁統治和它形成的整個過程，在很大程度上轉移了人們的注意力……生活在這樣一個曆程之中，人們絕對不可能注意到獨裁統治……除非一個人的政治意識和敏銳性比起我們大多數人高出許多。”不幸的是，絕大多數人(包括許多學者)的政治意識和敏銳性都隻是停留在普通人的常識水平上。
二、小人物的選擇性關注
但是，身為小人物的德國人也有因為常識而感到某些地方“不對勁”的時候。他們都知道，到別人的店鋪裏去搶東西，不管是誰開的店鋪，都是不對的，不是因為法律這麽規定，而是因為人們有“人同此心”的常識良心。這就像“文革”時的打砸搶，盡管對象是“壞人”，初幹這種事的人還是會覺得良心不安。邁耶提到了這樣一則報道，一群孩子在從一家店玻璃被砸的猶太人的糖果店中搬運幾大袋糖果，而一群成年人，包括一些孩子的父母(也包括穿著褐色衫圍成了一圈的衝鋒隊隊員)站在一邊看著，“有一位老人，一位‘雅利安’老人走了過來。他看著這些舉動，而後轉向了父母們並對他們說：‘你們以為你們是在損害猶太人。你們不知道你們在幹什麽啊。你們是在教孩子們偷盜。’那位老人走開了，父母們衝入人群，從孩子們的手中拍掉糖果，拖著哭鬧的他們離開了。”不僅搶人店鋪的行為有悖常理，有責任製止卻站在一邊袖手旁觀的也同樣有悖常理，小人物未必有“國家暴力”的觀念，但看到“衝鋒隊隊員隻是站在那兒，沒有進行幹預”，不能不有本能的不安和“不對勁”的感覺。
小人物對小事遠比對大事敏感，他們可以用經驗常識去感知和把握小事，而對大事卻無法如此。小人物對周圍事件選擇性地關注，柴米油鹽、名人緋聞比公民權利遭受侵犯更受關注，在德國和許多其他國家都是這樣。他們對空氣汙染，物價上漲，食品不安全感到的不安總是大大超過被破壞的法治秩序和被侵犯的公民權利。而且，隻要事情不發生在自己身上，就算他們對某些事情覺得不對勁，也很容易接受政府提供的說法，或者故意裝作沒看見。德國人對“非我族類”的猶太人也是如此。普通人能感覺不對勁的都是局部的“小措施”，“除非一個人從一開始就超然於整個過程，除非一個人能夠從本質上理解整個事態，否則，所有這些愛國的德國人不可能憎惡的‘小措施’，總有一天會發揮主導作用，總有一天它會騎到人們的頭上。”常言道，人沒有前後眼，大事一點一點發生時，一般人是無法察覺的。就算他們有所察覺，他們也會對自己說，“也許事情不會變得那麽糟”。
普通人，包括受過高等教育的普通人，都是沒有前後眼的。邁耶的德國學者朋友對他說，“我多次思考如下這一對格言——‘抗拒開始(Principiis obsta)’和‘考慮結局(Finem respice)’。但是一個人必須要能夠預見到結局，他才能去抗拒開始。但一個普通人，甚至一個非凡之人，他又如何做到這一點呢?在這些事態發展到極端之前，它們沒有發生變化，但它們也許會發生變化。每個人都指望著那個‘也許’。”用“也許”來考慮問題是心存僥幸的小人物習慣的一種選擇。
普通人憑借常識本能，害怕自己與別人在想法或行為上有什麽不同，害怕言行會給自己帶來麻煩。這種害怕來自“不確定性”，“不確定性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而且隨著時間推移，它不是有所減少，而是增加了。在外麵、在街上、在普通的社區裏，‘每個人’都很開心。一個人聽不到抗議聲，顯然也看不到任何抗議。”人們在私下聊天會說，“還不算太壞”，“你都看到了”，或者“你是杞人憂天啊。”盛世景象使人們選擇將害怕隱藏在心裏。
他們並不知道，還有許多別人也像他們一樣，“到處都在宣傳新秩序的所有恩惠，這影響和打動了‘每個人’。也存在著恐怖，但沒有地方公告這些恐怖，它們就沒有影響到‘任何人’。”由於希特勒政權並不像對猶太人那樣迫害雅利安人，所以普通德國人覺得“除了開會和納稅之外，他們沒有被強迫做更多的事;他們認為服兵役、當秘密警察和定量配給是理所當然的(誰不這樣認為呢?)”。既然如此，“服務於專製政權是自然的和非常明智的”，而專製政權對“那些想有一份工作、一所住宅”的人們有一些要求，又有什麽不可以呢?於是，接受專製的現實便似乎成了一種理想的自由選擇。
極權統治的“實惠”(給誰和不給誰)成為操控普通人“自由選擇”的無形之手。即使沒有人威脅他們必須有所選擇，他們也還是自願選擇不做那些會給自己帶來麻煩的選擇。由於這種“自由”的非自由選擇，常識失去了主導選擇的作用。邁耶就此寫道，“進行選擇的的基本要素是常識，但壓力下的人最快失去的恰恰就是常識，因為他們與正常的境況隔絕了。人們受到的擠壓越猛烈，他們就越難進行推斷。事實上，他們往往會變成不講道理的人;因為講道理是屬於這個世界範圍內的理智，而‘皮奧裏亞’處於這個世界之外。”皮奧裏亞成為納粹第三帝國和其他集權專製帝國的象征。
三、常識不能自動對抗專製
“皮奧裏亞”(Peoria)是一座為了對抗最可怕的紛爭而建立的專製城市，建城者的後代(如“某二代”)為了對抗在他們心目中抹不掉的紛爭和威脅，會把它傳承下去，他們要維護“一個新的皮奧裏亞，一個更偉大的皮奧裏亞，一個千年的皮奧裏亞。世界將會盛傳它那亙古不朽的聲名，會拜倒在它高聳入雲的塔樓前。皮奧裏亞會成為人類的典範。”“皮奧裏亞”成為一個象征，每一個以敵情觀念和築牆方式建立起來的意識形態堡壘都是一個皮奧裏亞，它害怕戰爭，但卻需要敵人。在它精美的高塔中，“理論被設計成最宏大的秩序和最龐大的複雜體，這些理論要求隻承認它們形成於其中的各種非世界性和理念”，結果是，居住在裏麵的人們，他們被政府欺世盜名的陳詞濫調給灌醉，如邁耶所說，他們“總的智力水平下降了”。
邁耶記錄的小人物常識可以幫助我們更好地了解常識是否可以在“皮奧裏亞”之城裏真的提升人們總的智力水平。常識也許是有破除假象、堅持真實和真相的作用，但是。常識也是很容易被政治化和意識形態化的。所謂常識，應該是指那些能夠不證自明，可以不言而喻，直至眾所周知，最終心領神會的日常觀念。觀念是一個學習與接受的過程，觀念無法自動進入人的頭腦和想法中去，需要通過經驗或教育來逐漸形成。如果某些觀念不能從日常生活的直接經驗中習得，那就不妨從他人那裏借用過來，其中的知識越普及，觀念就越可能以“正確看法”的形式變成常識。
常識在中國公共生活中的作用是曖昧而且矛盾的。常識並不一定是推動社會改革的知識力量，因此不宜過分推崇。常識是人的生存環境的產物，是社會文化(包括政治文化)的一部分，不同國家裏普通人的常識內容和作用會有很大的不同。常識不是人天生頭腦裏就有的。一般的常識之所以是常識，是因為那是民眾早就在日常的利害關係中知道了的。常識有時能讓人頭腦清醒，不容易被花哨的說辭欺騙，但常識並不會因此引發反抗的行為。生存環境能決定人選擇怎樣的常識，給哪種常識以優先考量。例如，常識能讓人看到社會裏的許多腐敗和虛假，不相信那些虛偽的歌功頌德之辭。但是，知道跟有錢有勢者的腐敗、虛假過不去，是要吃虧的，這也是常識。這兩種常識是相互抵消的。後一種常識甚至還會更占上風，因為凡是有常識的，都特別清楚自己的生存需要，做人要圓滑識相、要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這樣才能安身立命、左右逢源。為了明哲保身，更不能強出頭或者以卵擊石。美國作家尼文(Larry
Niven)挖苦常識道：“常識就是，A，不要朝持槍者扔大便，B，也不要站在朝持槍者扔大便的人旁邊。”
在1933年以後的德國，普通人的常識一點一點地變成了幫助他們適應而不是不滿和抵製現實的知識。常識具有一般人不易想象的自我調整能力，如果一件事情在一開始的時候就與常識抵牾，那麽常識可能不接受它。但是，如果事情慢慢變化，那麽常識便會忽略細小變化的嚴重性。這在納粹德國和別的地方都是有先例的，“如果這整個政權的最後和最惡劣的行徑是在他們最初和最輕微的行徑之後馬上就發生了的話，是足以令數千人甚至令幾百萬人感到震驚——讓我們假設，1943年用毒氣殺死猶太人這次事件，緊接著發生在1933年那件把‘德國人商鋪’的標簽貼在非猶太人店鋪的窗戶上之後。可是事情當然不是這樣發生的。在這兩件事之間共發生過數百個小步驟，有些根本無從察覺，每個小步驟都讓你做好準備，不會被下一個小步驟震住。步驟C並不比步驟B壞很多，而且，您沒有在發生步驟B的時候進行抵抗，那為什麽要在步驟C的時候這樣做呢?於是接下來是步驟D。”
我們需要有人像邁耶那樣為我們寫一本記錄普通人常識和小人物自我意識變化的微型社會學曆史。這樣的曆史可以讓我們看到，“生活是一個連貫的過程，一個流動的東西，根本不是一係列動作和事件的組合體。生活流到了一個新的層次，裹挾著您，而您這邊完全不費任何力氣。在這個新的層次，您生活著，您每天都活得較為舒服，您有了新的道德觀和新的信條。您已經接受了您五年前或一年前無法接受的那些事情，您已經接受了那些您的父輩——即使是在德國——都無法想象的事情。”在我們“每天都活得較為舒服”的生活裏，不是也已經有了太多我們的前人所無法想象的事情嗎?
華客網:內地熱文：他們以為他們是自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