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我都不知道｜“電車難題”不是防疫一刀切的借口
作者：我知道我都不知道（Weixin ID：gh_229c11e64226）
圖/公有領域
電車難題，或許是知名度最高的思想實驗之一：電車失控了，有兩條軌道，一條軌上有五個孩子，另一條軌上有兩個孩子，因為種種原因，他們都躲不開，如果你是司機，你會開往哪一邊？
由於新冠疫情，電車難題在社交網絡上被更頻繁的引用，引用的目的，大多不是為了進行什麽更嚴肅的倫理學討論，而是為了說明：當下的防疫政策確實很嚴格，但已經是最好的解決辦法了，犧牲一小部分人的權益，保障大多數人的生命，是我們必須接受的現實。
持這種觀點的人，好像陷入了一種非此即彼的漩渦裏，麵對疫情，好像我們除了嚴防死守，就隻能徹底躺平，好像總要有人犧牲，否則都得完蛋。
但電車難題真的可以這麽簡單粗暴的引用嗎？這樣無節製無思考的引用，會導致什麽問題？
首先，思想實驗和實際問題的區別在於，為了激發不同觀念的碰撞，思想實驗會刻意營造極端情況，而現實問題卻很少如此極端。
用一個極端問情況，為一個還有轉折餘地的現實問題辯護，是為“懶政”和“暴政”尋找借口。
以很多地方為了防疫“無害化處理”寵物為例，寵物和人，真的已經被置於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境地了嗎？除了殺死寵物，難道就沒有更好的解決辦法嗎？
回答這些問題，需要證明，要處理的動物，是否真的感染了病毒？寵物感染病毒，是不是真的會傳染給人類？寵物感染後，是不是完全沒有治愈的可能？對比其他省市地區，他們有沒有用過更好的處理辦法？
一旦問題放回實際，我們就會看到很多轉折，比如，從過往案例看，寵物被確診新冠的其實非常少，大多都是呈弱陽性，而且也沒有充足的證據證明，寵物感染新冠後，會傳染給人類。
而近年來，也有不少城市在社區出現感染者時，他們的寵物都會得到善待。比如在征得業主同意後，有關部門會在上門采集檢測後把寵物轉運至第三方專業機構寄養，並製定了無人照料寵物的轉運流程和管理方案。
為什麽有的地方可以進行更好的處理，而有的地方就隻能“無害化處理”？上級政府是不是可以出台一個相對統一的標準，讓寵物和寵物主人從“鐵軌”上解綁，避開“你死我活”的命運？
把複雜的現實問題簡化為極端的電車難題，一方麵可以享受充當正義裁判的快感，另一方麵好像又能站在立論的不敗之地，但實際上，這是對自己生為人的權利的漠視和無知。
疫情至今兩年有餘，我們很明顯感受到，一切都是那麽混亂，沒有統一標準，隻有一句“上麵的規定”，但無論是寵物該怎麽被對待，還是什麽時候需要封城，封閉後的保障等等，本應有一套較為通用的、人性化的標準。
在複雜問題中，我們首先要問不是“我們選這些人犧牲還是那些人犧牲”，而是——生為人，生為公民，那些法律規定的，不可被剝奪的基本權利，是不是應該盡可能被保障？
我們對“人可以怎樣”的想象力常常被限製，這裏說的不是人的什麽潛力，而是人可以被如何對待。
一旦這種想象力被限製，我們就會懶惰又輕鬆的，把所有的複雜問題都歸於電車難題，歸於犧牲小我和成就大我。
對於有的人而言，想象寵物可以被核酸檢測，想象寵物可以由政府有關部門代養，都好像科幻片的場景……他們一是不敢想象，二是不敢相信。
正如魯迅先生在《燈下漫筆》中寫道：百姓就希望有一個一定的主子，拿他們去做百姓，——不敢，是拿他們去做牛馬，情願自己尋草吃，隻求他決定他們怎樣跑。
人可以決定自己怎麽跑嗎？人可以不做牛馬而做百姓嗎？人可以做為自己做主的百姓嗎？——不敢。
一旦“人可以怎樣”的想象被限製，先是不會想，後是不能想，再是不敢想，最後，隻能就當做自己尋草吃，隻求主人劃定它們該怎麽跑的牛馬了。
回到電車難題上，即便有一天，我們真的麵對一個毫無轉折餘地，隻能“你死我活”的極端場景，那我們也需要追問，到底是什麽出了問題，導致我們不得不麵對這樣的情況？以後我們該如何避免，如何反思，對於因此犧牲的人，我們要如何紀念，如何哀悼。對於他們還在世的親友，要如何安撫，如何照顧。
如果僅僅是犧牲了，那生命就隻是被當做了手段，而不是被當做目的。一旦我們輕易允許少數人被當做工具，我們也會隨時被當做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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