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在上海，半小時刷手機五百下，99塊隻買4盒饅頭

在上海，這個全球運轉效率最高的大都市，兩千五百萬人分工精細，協同互補，締結契約，遵守規則。在這裏，人們以為一切都有跡可循，理性足以創造生活。

然而，2022年，上海疫情的“倒春寒”擊碎了都市生活的幻象。生活不全然掌握在我們手中，但我們仍然以一種生活的理想，想方設法維係生活的如常，努力阻止厄運的入侵。

在上海施行全域靜態管理之時，大部分上海市民們至少經曆了半個月努力買菜的日子，為買菜犧牲了睡眠，付出了心力。我們在買菜中重啟了鄰裏關係，重審自身的物質需求，我們也在買菜中真切感受到了何為供需關係，何為分工協同，何又為自助互助。

我生活在浦西，我的家人和朋友們許多都生活在這座城市。自從上海疫情爆發以來，這裏成為全國注目的焦點，除了下樓做核酸，我們足不出戶，身體力行配合封控政策，每日隻能從窗口或者陽台眺望曾經熟悉的街道，一段六秒鍾的全家便利店進店音被封控在家的上海市民反複轉發——“咪哆唆哆來唆來
咪來唆哆”，
被轉發超過3.5萬次，在4月11日的上午，依然有七百人在同時收聽，這是普通日常的回響。如今，我們為網上買菜焦頭爛額，從沒想過，一日三餐，是那麽複雜的一件事。

4月4日晚十九時，上海市政府宣布全程繼續實施封控管理。此後的每一天，網上買菜變得越來越難，眼見著盒馬從三分鍾內都有機會，變成窗口期隻有三十秒，至於美團買菜，app已經提前十分鍾被人們點擊到卡住。

搶菜之前，我以為搶菜是短跑競賽，努力跑起來，都有個成績；搶菜之後，我意識到搶菜是過獨木橋，多數人剛出發就被擠下去了。每天，我都會看著一溜兒彩色的食品圖變成水印色，配著兩個字“失效”。它宣告了我為過上普通生活而付出的努力都隻是：失效。
”失效“為了買菜，我每天有三個鬧鍾：十二點搶山姆或者美菜、六點搶美團、八點搶盒馬。其中，盒馬開放運力的時間從七點調整到八點，堪稱人性化改進。至於由公司創始人親自總結搶菜攻略的叮咚買菜和平價好物奧樂齊，在浦西尚未封控前，就已關閉我家附近的線上平台。

身在紐約的老謝為我在盒馬上搶到了69元4斤的“蔬菜吃好點套餐”，包括三個西紅柿、三個紅薯、三個黃瓜，和一把韭菜、豆苗（爛了大半）和蘆筍。想到這些菜隻夠我家吃兩天，我仍然無法擺脫因為搶菜而混亂的生物鍾、夜不能寐的焦慮，我忍不住詰問，為什麽不買那個59元11斤的“普通蔬菜保供應套餐”。

“給你吃好點。”他說。

“現在主要是買多點！”我說，“我真的不想再搶菜了。”

買菜的第四階段

這二十多天，我在買菜上經曆了四個階段：如平日般挑挑揀揀、放開標準但控製分量、應買盡買和時刻刻都在買，即動態買菜。

動態買菜是桃子告訴我的。我問她如何塞滿冰箱，她說就得早中晚都想著買菜，隨時隨地都刷盒馬和叮咚。聽完這話，我順手刷了下盒馬，真刷出來一塊肉。

桃子已經被封了近40天。3月4日，桃子的小區因陽性感染者而被封控，足不出戶14天。那時候她樂觀地覺得隻有14天，盒馬下單都隻買半周的量，單件數量為1，吃光了再買新。“有一天，我們突然就買不到綠葉菜了”，她看著的盒馬購買記錄對我說，“我有逐漸感覺盒馬的菜越來越少，但我隻是單純地覺得是我打開的太晚了。到了3月13日，我們在叮咚與盒馬上都買不到綠葉菜了。”

鄰居贈予了他們兩把綠葉菜。3月18日，解封後，桃子的第一件事，就是去山姆超市買了超過兩千塊的食物，包括十斤綠葉菜。從山姆回家後，他們小區於3月19日再次被封。她對當時沒再多買點感到後悔，“現在買完菜都會後悔，覺得為什麽不再挑戰一下極限，多買一點。”

再次被封兩天後，桃子給自己下單了睫毛膏和眼線筆：她覺得自己很快就要去上班了。但她後來能做的，依然是在家裏買菜。
空無一人的上海街道
豫廣
作為一名高考優勝選手，桃子以積極迎考的嚴肅態度對待囤菜：在微博、微信公眾號等平台上搜索攻略，逐條檢驗網傳的《買菜戰術手冊》是否靠譜（結論是靠譜）。她總結出多條買菜經驗：比如下單最少兩份起，四分也不嫌多；比如在盒馬開放運力前五分鍾頻繁點擊“結算”，最少點擊十分鍾，最多的一次，她半個小時點了近五百下。

但不是每個人都能鍛煉出超強的手速，後來，又一位買菜失敗的朋友在朋友圈宣稱，下輩子他要投胎做一隻筋膜槍。

在我與桃子認識的11年裏，我從未見過她囤貨。她的眼影隻有一盒，粉底液不用完不換新。她習慣隨手下單：網購的便利製造了物資充盈的幻想，無需儲存，點擊即得。

但日漸危機的買菜形勢改變了這一切：桃子每天都在買菜。為了儲存這些超量物資——必須往一個月囤——她又開始學習各種食物的儲存方法，比如香蕉剝皮放進冷凍室。

4月1日，是桃子本月最好買菜的一天，東西多，下單快。她順利下單了四次盒馬。現在想起來，她都覺得愧疚：她買了一單泡芙和麻薯，對寶貴的運力真是浪費。

現在回看，她所在的嘉定區最早出現病例，該區域的生鮮配送也就最早遭遇疫情難題。4月7日，美團公司副總裁毛方在接受上海新聞廣播采訪時說道，因為疫情封控，一旦倉和前置倉有陽性感染者，就會全部被封，而騎手所處小區一旦被封控，運力也就隨之降低。

但就在買菜變得越來越難的時候，桃子依然堅持每天和家人一起做每頓飯，正餐至少三個菜。

“好好做飯我來說的特別重要，這是我現在唯一可以掌控的東西。這兩年多來，我能掌握生活的多少呢？”她說。

居家辦公模糊了工作與休息，生活裏不再有新行程。隔離久了，桃子逐漸失去了對時間的感知：不知道日期，也不知道星期。“人需要對生活有一些掌控力，有一些逆向的堅持，這樣你才有真實的感覺，否則就會完全變成一個隨波逐流的行屍走肉。”

淨流出

3月27日起，我，一位擁有四天囤貨自由的浦西市民體驗到了每日搶菜失敗和供需關係波動時的市場價格變化。菜場裏的青菜漲到15元一斤，老板喊著“趕緊買趕緊買，等下100塊一斤也買不到了！”；知名生鮮電商實體店裏的肉鋪子，賣出了菜場感：一天一個價，不去櫃台結賬，在肉鋪現結。

3月31日，浦西封控前一夜，朋友圈裏甚至透著一絲歡樂。朋友們如同過年一樣，曬出了各自的晚餐，信心滿滿迎接原定的四天封控。哦不，有一位朋友信心稍顯不足。她囤了不少菜肉，甚至囤了四個馬芬蛋糕，準備一天吃一個，以甜食調節情緒。她在封控前連續下館子，直到最後一刻才居家做飯。然後，她發現，她這個平時不太下廚的人，除了鹽，其他調味料都用光了。看，總有人備考了三天，最後忘記帶準考證。

不過這次考試，很快就超綱了。

封控時間拉長，目睹自己的物資處於“淨流出”狀態，而自己身處買菜失敗的循環，對未來的擔憂，讓我越來越“小氣”。

最後一塊冰鮮肉發臭時，我內心掙紮再三，決定準備通過廚藝來掩蓋臭味。然挽救失敗，必須倒掉，我心生懊惱，覺得自己不僅損失了一塊肉，還浪費了蔥薑蒜；有天晚上餓了，打開櫥櫃發現隻剩一盒酸辣粉，思來想去，還是舍不得吃掉：萬一，這個月我會有更想吃酸辣粉的時候呢？

在不能產生“淨收入”前，1kg排骨解凍後，要一切四，三份放回冷凍櫃；而在團購成功雞蛋的那天，我早餐多吃了一個荷包蛋；日常不太吃主食，現在頓頓一碗大米飯：光靠菜肉吃飽，饒是桃子家的庫存也撐不住。

但最心痛的是，封控前買來的五斤春筍，想省著點吃。不料在家放了十天，剩下的三斤已經全部發黑發黴。哎，聽說杭州每天十萬斤早筍馳援上海，啥時候我能被援一下。
嚐試拯救依然壞掉的筍我那些已經當媽媽的朋友們，或是批評孩子弄掉了一塊肉，或是以前給孩子煮多了就會倒掉的米線，現在也要留起來再吃一頓。而上海自然博物館的官方微信，在4月8日發布了科普文章《囤的土豆發芽了直接扔？還能挽救一下！》，一位全國馬鈴薯專業委員會委員告訴廣大因為團購蔬菜包和接收社區慰問物資，而家中常備土豆的上海市民:薯皮變綠都不能吃，如果隻是長出細小的白色嫩芽，可以挖掉芽，繼續食用。

朋友

3月29日，我點進阿漢的豆瓣主頁，發現他的簽名被換成了：多發點朋友圈，讓我多看看你們。

我想起他身在浦東，已封十天。

阿漢善良又敏感。每一次我們走到外灘，遇到那些高價給遊客賣花的小妹妹或是阿嬸，他都會買下。他總覺得大家生活不易，掏出幾十元，哪怕被宰也心安。阿漢說，我白天被資本家鞭撻，晚上還要看到可憐的人。他說他覺得最難受的不是有錢人比他有錢多少，而是沒錢人比他沒錢那麽多。

3月30日淩晨，我問阿漢，你吃的咋樣，他說最新的要求是足不出戶，點不到外賣了。我說我幫你買點，他說：“吃的另說，精神比較崩潰。“

“我給你打個電話吧！ ”我說。

“我精神崩潰不是因為沒人說話，純粹是因為對未來的前景不明朗和對周遭環境的過分共情而已。”他說。

阿漢曾經確診重度抑鬱，暫緩過國外學業，但我以為他已經康複許久。

我開始幫阿漢搶菜，如上所述，我屢戰屢敗。我給阿漢發了許多買菜鏈接，毫無疑問，仍是屢戰屢敗。阿漢甚至新買了一張260元的山姆會員卡，但在買完那天，山姆就暫停了他周邊的配送。

外賣已經叫不到了，阿漢隻剩半袋冷凍水餃。他有24個小時沒吃東西了，也感覺不到餓。

“累了，寧願餓著也不想搶東西了。”他說。

“我幫你買！！”我說。

“那也是不用啦。還是有更需要的人。”他說。

“我隻管我身邊的人啊！”

我去找小池，問她儲存的夠不夠，能不能分點給阿漢。我們三個是大學同學。但若不是我想起來去問，阿漢自己斷然不會求助，這似乎是一些抑鬱朋友共性。

小池是位優秀的金融女。有時候我會因為她做事太認真，而感到壓力，但現在，我覺得我想錯了。

小池把自己一半的囤貨都分給了阿漢，裝了五個袋子，共計十公斤，包括紅油抄手、冷凍水餃、包子、蝦滑、豬蹄、醬肉、臘腸等等。她叫了一單閃送，不斷提高加價，直到300元才等來接單。

阿漢開了一下午的電話會——居家工作提高了溝通成本，降低工作效率，但KPI要求不變。他錯過了閃送大哥的電話，在送達一小時、誌願者收工後，才去到小區門口收貨。

可是，這五袋食物並不在門口的桌子上。閃送大哥有拍照為證，自己已經送達目的地；誌願者前來幫助尋找，卻毫無頭緒。

我提出報警，被拒絕。“算了。別找了。我累了。這種時候也沒辦法怪誰，我自認倒黴，大概是我做錯了什麽事情應該受到懲罰。”阿漢說。

我也累了，一種徹頭徹尾的無助油然而生。

“我想加阿漢小區誌願者的微信。”仍有精神氣的隻剩下小池。

此後的發展，稱得上神采奕奕。小池加了誌願者，替阿漢向對方道歉，然後請對方把自己拉入阿漢小區的團購群——阿漢鮮少與鄰居來往，更不知道自己小區有團購群。

“@阿漢，給你團購了牛肉筋頭巴腦2斤 ，肋排2斤 ，黑椒牛仔骨1盒、西冷牛排2盒 。快給我錢！”

“@阿漢，你們小區團購好好！我剛給你團了三盒蛋糕和甜點！”

隨著情況好轉，連阿漢也有力氣去關心別人了。他的一位朋友連續三天物資告急，慌亂到在交友軟件詢問附近的人，有沒有團購。

這時的阿漢已經對團購流程撚熟於心。他在網上搜索小區名，然後聯係開團負責人，好家夥，居然有十幾個團購群。就像小池幫助他那樣，他先幫朋友團購了幾單，再將朋友拉入。

一種固定的“自救”程式就這麽產生:求助、被拉入身邊的團購群、團購、重獲生機。

微信群

3月17日，周蘭的小區被封控了。她以為這不過是48小時內兩次核酸檢測，卻不想浦東疫情走勢難料，48小時再加48小時，再加48小時，再加48小時……直至今日，他們已經被封控了二十天。

我翻了翻聊天記錄。3月15日，我倆在楊浦區的韓國烤肉店飽餐一頓。封控前最後一頓外食，吃了不少肉，倒也令人滿意。
封控前看櫻花的上海市民周蘭與丈夫住在張江，都是博士畢業，分別從事醫藥與文學的研究工作。與多數浦東居民一樣，最初他們能叫外賣，也能買到盒馬和叮咚。當盒馬越來越難搶，他們能通過京東、山姆和淘寶下單成功。但對於何時解封，從物業到居委，都沒個說法。

按照上海市的浦東三區封控政策，唯有一整個街鎮都沒有陽性感染者，才能劃為可以自由出入的防範區。而對於當時日增兩千例的浦東來說，沒有任何一個街鎮是零陽性。

4月1日到3日，夫妻倆連續三天五點多起床，沒有搶到任何菜。“那時候大家有點慌了，因為至少還要再封閉14天。肉和菜已經吃完了，米麵還有，活下去沒問題，但是正常吃東西比較難。”周蘭說。

4月3日，黎明前的黑暗。周蘭與鄰居們加上微信，拉了個群。一晚上，群裏進入了將近兩百人，大多是年輕租客。周蘭問臨近小區的朋友要來賣肉大哥的電話，準備團購肉，168塊將近7斤，堪稱商界良心。還有群友聯係了附近的鮮奶屋和水果鋪，對接團購。

“有個鄰居說她買多了雞蛋，可以分我一板，35元30個，放在我家門口。我拿到的時候，眼淚都要出來了。”周蘭說。

她轉發了群聊記錄給我，裏麵的年輕人說自己有蔬菜和肉，但不會做飯，能不能換點水餃湯圓。“水餃湯圓吃光了，但能給你一個湯鍋和鹽，你自己燉肉。”群裏有人回答。

“到上海來為了高薪，結果剛來就隔離，現在二十天了。”又有人說。

買肉大哥也在群裏。“老板能搞到生抽不？”有人問他。

“自己有點，給你了。” 賣肉大哥說。

有通行證的外賣小哥也在群裏。連著兩天，他都幫居民們原價代購。但很快，根據上海市商委製定的電商平台保供細則，他不符合外出跑單要求，4月7日後不可離開小區。

在他跑單的前一夜，群裏不斷有人@他：

“注意安全 @外賣小哥。”

“太感謝了，這麽晚還在為我們奔波。@外賣小哥。”

周蘭發給我一張照片分享快樂：照片上是六瓶果味氣泡水。“還有香油、生抽、洗潔精，外賣小哥跑了很多家，菜給大家買齊，每家隻收了二三十的跑腿費。”

一個略顯誇張的說法是：現在上海各個小區最受尊敬的人，是團長。在許多時刻，是團長發起的團購緩解了居民的物資緊張，比如那位吃醬油拌麵的寶山朋友，在小區團購中，吃上了肉。

但團購的成功率不高。居委會不允許、物流阻礙、平台爆單、人數不夠都可能成為失敗原因。但這並沒有打消上海市民積極團購的意願，相反，大家去聯係了更多的團購，開拓更多的可能性。

於是這樣段子應時而生：“我已不記得我在哪個群，群主是哪位，接了什麽龍，買了什麽東西，付錢沒付錢，轉賬還是現金，送貨不送貨，哪天送貨，自取嗎，哪裏自取……”

市場價格

這些天，為了被絞殺的自由與時間，我身邊很多女生都哭過。我的朋友小白無緣由地哭，哭著衝窗外大喊，把空蕩道路上熄滅的聲控路燈給喊亮了。

“你還記得我們天天討論冬奧會的那段日子嗎？像他媽的上輩子。”小白同我說。

“我們這些倒黴蛋心態已經崩了。我現在看到誰曬公司發的物資我都恨不得拉黑。”小白說。從她第一次在朋友圈看到有人曬物資，她就覺得殘忍：她是個沒有歸屬的自由職業者。

“我們每天給公司當牛做馬的也沒收到物資呢。”我與朋友小劉齊聲道。

“現在秀啥不殘忍。”小劉補充道，“我們在這裏搶菜失敗，那邊說團購了兩萬多塊Shake
Shack；老小區測個核酸，名單都捋不清楚，那邊已經是彭於晏測核酸的照片漫天飛；老小區裏的鄰居一天打好幾個電話催居委會拉走陽性患者，那邊是業主立約居家隔離，被認為是上海的理性之光。”

我們清楚地知道，這個城市本就是多空間折疊。隻是多數時候，各空間互不相通，我們隻在同溫層裏生活，也隻在同溫層裏比較。從未有一刻，像現在這樣，每個空間在同層攤開。

在某些時刻，全城封控彰顯了一種表麵的“平等”。比如老破小裏的老人與浦江高樓的年輕中產，都在微博上求助；比如年入十萬的我與年入千萬的基金經理，都在盒馬搶菜。

而對於有些人，全城封控會是小賺一筆的機會。

一個普遍現象是，你在團購中往往隻能選擇貴價商品，比如99元四盒饅頭。

盡管光明乳業發布的成團價格是三千元，但我們小區的送奶工要求我們必須團滿六千元。牛奶團購經曆了兩次失敗，第一次因為團不到六千元；第二次是團上了六千元，卻被送奶工突然提價至九千元。鄰居們好言相勸，送奶工不為所動。

我突然就在家委屈地掉下了眼淚。送奶工大哥，你看看我們小區的房價，就知道我們也就是普通老百姓。時事維艱，為啥要割我們韭菜呢。

但很快，我的眼淚就被目瞪口呆而取代：原本的98元的物資盲盒，被以增加品類——比如餃子皮和食用鹽——為由，加價到118元、再到138元，最後變成218元。最終，98元套餐裏的那隻雞不翼而飛，赫然登場的，是218元套餐裏的兩盒午餐肉。
價值207元的蔬菜水果大禮包頻繁的漲價並沒有的影響成交量。20%的居民退款後，立刻又有20%的居民補單：隻要能送到就行，他們說。

盡管上海市物價局對連鎖賣場嚴控售價，但隻要供需關係不平等，就有縫隙。在徐匯區的一個跑腿群裏，跑腿小哥發出了自有渠道的禮包價格：2.5斤排骨、蹄髈4斤和一包蔬菜，合計400元。跑腿費另算，基礎費100元，多戶拚單則再加10元/戶。
群內聊天記錄400元成為跑腿代購的常見價格，朋友小白買了四十袋泡麵、四十個雞蛋、一瓶可樂，加上跑腿費一共400元；小芸則幸運得多，她買了一隻雞、一打雞蛋、一盒1.4升的光明優倍和3kg的光明酸奶，再加上三袋青菜，加上跑腿費才收她400元。

“我的閃送為什麽沒人接單？”朋友老楚問我。

“你開了多少價？”

“38元/8公裏。我導師很久沒吃到綠葉菜了。”

“你先加到100元試試。”我保守地回答。

“我特麽送的菜都不值100塊。”老楚驚了。

原有的市場規則被破壞了，你不能按照合理的價格進行購買。在當下上海，
閃送的價格直接50元起，我的朋友叮叮為步行十分鍾的距離支付了200元，小池為相距十公裏支付了300元。

可樂

我想喝可樂，特別想喝可樂。我不是每天吃主食，但我每天都要喝一罐可樂，隻喝可口可樂，無糖也可以。

沒有可樂的我，就像沒有陽光的喇叭花，耷拉成一坨。饒是我對封控時長早有預期，也沒有儲備足夠的可樂：誰知道封控起來後，一天能喝這麽多罐。

因為工作，朋友從北京來上海。他拎著給我的可樂補給坐上高鐵，我也信心滿滿地喝掉了最後一罐可樂。誰知，他並不被允許在上海自由活動，我也收不到可樂。他說可樂我給你留著，我說這是硬通貨，一罐解千愁，你省著點，留著可以換煙。

沒開玩笑。在我朋友的小區，有鄰居用一包軟中華，換了一瓶可樂，在另一個小區，紅酒與伏特加都試圖交換可樂，最終紅酒勝出。而最劃算的，是一位豆瓣用戶，用一瓶麻油換了四瓶可樂。

京東超市和天貓超市可以買可樂，我已經分別下單三箱，但送達日期一延再延。可樂能團購，50箱成團，單價是盒馬日常價的1.5倍。但可口可樂不是基礎物資，社區不建議團購。想到誌願者要把五十箱可樂從小區大門送到各個單元樓門口，自己的購買變成他人的負擔，我心裏立刻湧起愧疚。

淩晨三點，小區群裏冒出一句：“有人想喝可樂麽？”兩個鄰居緊隨其後高呼“要可樂！要可樂！”，我則貼上了可樂的團購信息。

僅此而已。幾個小時後，四個晚睡年輕人對可樂的需求，被家庭主婦們購買菜肉蛋奶、尿布奶粉的討論淹沒了。團長再次重申：零食、可樂暫緩。

徐匯田林的一個小區團購了可樂雪碧，負責運輸的誌願者看到堆積成山的貨物後，氣得罷工。在上海的可口可樂公司，4月8日累積了超過四百個團購訂單，他們暫停接收新的訂單。而掌握了世界上最多商業數據的彭博社，在發給駐上海員工的保障物資中，赫然加入了兩瓶可樂。

這款誕生於1886年飲料，是全世界最普通的飲料。兩塊五一罐，在過去隨手可得。但如今在這座兩千五百萬人口的超級城市裏，可樂變得稀缺，就像最普通的日常生活變成一種期盼。

失控感

現代社會的幻境之一，就是個體能夠掌握自己的生活。你所擁有的一切是你個人努力所得，你可以通過消費建造自己的生活，你所求的生活，總有路徑可以抵達。

小劉還有菜，但補給困難。附近的線上平台暫時關閉，團購又全部被退單。每天都在嚐試新的購買途徑，每天都以失敗告終，反反複複的預期落空讓人身心疲憊。她的父母安慰她，沒事的。父親說自己真的不焦慮，醬油拌飯過日子也可以，母親說小時候窮，食堂隻能幾分錢打碗涮鍋水配飯吃，現在怎麽都比過去好。

這沒有安慰到她，反而讓她更加難過。她唯一慶幸的是，父母與她同住。“否則他們不僅不會線上搶菜，他們進了社區團購群，根本都看不懂裏麵發生了什麽。”

按照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思·韋伯的說法，現代社會是由穩定的、有秩序的、分工合作且運作協調的組織體製來高效運轉。也就是說，我們的現代生活，是仰仗無數陌生人遵守規則、互相協作。

但在此刻的上海，高效的社會運轉，變得格外艱難。
夜晚的上海街頭空空蕩蕩
豫廣4月4日之後，桃子對的生活的掌控感一點點變弱消失。“因為越來越難在線上平台買到菜，團購的質量也很不穩定。”她說。

有朋友住在老小區裏，小區裏老人多，難以開展團購，周圍配送平台又全部關閉。而她，要操心家裏四位九十歲老人——爺爺奶奶外公外婆——以及她六十歲父母的買菜問題的。”我每天操心得都心律不齊的“，她說。

前些天，一位外地朋友問我，你們為什麽不叫肯德基？難道肯德基也關了麽？又一位外地朋友在友人群裏分享了自己的炸豆腐食譜，“搶點豆腐”，她好心地對我們說。

“上海，沒有的搶。”上海市民燕子回答。

“外地的朋友還活在我曾經很熟悉的世界裏。”燕子同我說。

但對於有的外地朋友，有些想法或許改變了：普通生活難得且脆弱，他們說。

4月9日前，幾位身在外地的朋友已是著急忙慌地囤物資，一位甚至購買了冷凍櫃。還有位朋友這樣對我說：“我下單了十幾斤肉，冰箱已經塞不下了，昨天還買了兩百塊幹糧，甚至買了帶魚，三大袋咖啡豆，貓的三十個罐頭，可以吃到夏天了。”末了，又對我進行一記暴擊：“你家物資如何？”

4月9日淩晨，廣州開展了全市十一區全員核酸檢測。到了白天，廣州多個線上平台被搶購一空。朋友在盒馬實體店拍了張幾乎全空的貨架給我，我發現唯一被剩下的，是幾盒香椿頭。

“快去買香椿頭！那是春天的味道啊！”在陽台上聽著鳥叫的我，不由得叫了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