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疫情，讓我們知道自己依然生活在“單位”中。
1
昨天看到一則新聞，上海舉行了一個最新的疫情通報會，宣布根據初步篩查結果和風險研判情況，各區劃定了第一批“三區名單”，其中封控區7624個、管控區2460個、防範區7565個……
看到這個新聞之後，我的第一反應倒不是與疫情或目前的措施相關的，而是覺得非常有意思——你看，城市賴以執行“全域靜態化管控”的基本單位是市民所居住的一個個“小區”。
想想也是，在中國城市居住的大部分人，無論你是住在那種老式的“單位大院”當中，還是買了什麽名為“xx豪庭”“xx公館”的商品房。其實嚴格意義上說，你的居住環境都是一個又一個小區。中國小區的特點是無論開放還是封閉，它都有其內部獨立的街道係統和公共用地，隻留出一個或幾個出口與交通幹道相連接。
一個典型的中國式小區結構
可是，如果你在歐美日等西方國家有過生活經驗，你會發現他們市民居住環境與我們是完全不同的。那裏的市民大多數住的不是小區，而是街區。以我還待過一段時間的日本而論，日本的土地因為是私有的，所以很多地方都是遍地的小別墅，門直接朝著公用街道開。相比我們，顯得特別鱗次櫛比，雜亂無章。
而且，“別墅”這詞兒雖然聽上去挺美，但因為日本地狹人稠，土地價格昂貴，很多買不起大地皮的日本平民住宅，內部都十分狹小、局促，居住感覺並不好。日本有通勤需要的中產階級反而喜歡住高層公寓樓，但即便這種高層公寓樓，因為是地產商買了小塊地皮私建的，公寓門也會直接連接公用街道。
當然，日本再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也曾學習蘇聯建築理念，建過一些建築模式統一的集體公寓——“團地”。
但你真去團地走走，又會發現日本人其實還是沒把小區這事兒玩明白——日本大多數團地內部交通網還是依附於城市公共交通的。居民從樓上下來，可能門口就是車水馬龍，有公交車甚至鐵道線經過。跟我們所熟悉的那種外人不能入內的小區根本不是一回事兒。
總之，好像真的很少有國家像我們一樣甚至連聯排別墅都被“小區化”了，四周圍牆一圍，門口站一保安，一口地道的倫敦腔，甭管有事兒沒事兒都問你一句“May
I help you sir.”……說中國是目前世界上城市“小區化”最徹底的國家，應該沒有什麽人有異議。
而在疫情來臨時，這個特點也決定了我們可以采用的一些很特殊的疫情防控方式，是其他國家壓根不可學的。
中國的城市大部分民居結構是小區式的。內部街道係統相對獨立，隻有幾個出口對外聯通，管理者隻要在必要時封閉或者半封閉這些出口，製定不同的查驗措施，小區就可以相應的進入封控、管控等狀態。
但同樣的事情，外國人就是想“抄作業”他也抄不了，因為西方城市大部分民居都是街區式的。出了門可能就是城市交通主幹道，管理者想要完成靜態封控，那就必須挨家挨戶上去堵門，或者用我們一些農村防疫時所采用那種方式，幹脆在村口的主路上設卡，甚至直接挖斷公路，才能做到徹底隔離。
可是城市的交通幹道一旦被隔斷，那就相當於人的動脈血管出現了栓塞，將危及整個城市的生命。所以西方不抄中國城市疫情防控的作業，不是想不想的問題，而是他們街區式民居結構，決定了他們壓根無法這樣做。
那麽，中國這種遍地小區的獨特城市居住模式，究竟是怎樣形成的呢？這背後有段曆史。
2
眾所周知，我國在建國以後，城市的發展模式很大程度上仿照了蘇聯的經驗。而蘇聯的城市民居建設，挺體現“戰鬥民族”的那種憨直感的。
最開始，蘇聯人覺得要啥居住體驗啊？再加一把勁兒，馬上就實現共產主義了，到時候麵包會有的、工廠會有的、小洋樓會有的、一切都會有的。所以苦難是暫時的，大家發揮主觀能動性，忍一忍也就過去了。
所以在整個斯大林時代，蘇聯都沒有怎麽往改善城市居民居住環境的方向上太多的心，頂多就修了極少數供應機關人員和少數勞模的“大院”。再加上期間又發生了二戰，建了點民居也被德國人炸沒了。
老式的蘇聯“住房公社”
蘇聯人真正開始對城市居民居住環境上心，是在赫魯曉夫上台以後。
1959年在莫斯科舉行的美國國家博覽會開幕式上，赫魯曉夫與時任美國副總統的尼克鬆發生了著名的“廚房辯論”。
幾乎就是在這場辯論前後，赫魯曉夫開始意識到，也不能老跟全蘇百姓許諾“不遠了”的共產主義，得下點功夫改善居民們眼前的實際困難。再加上同一時期蘇聯城市化進程加快，越來越沒房子住的群眾意見越來越大，所以蘇聯隨後就開始了轟轟烈烈的城建運動。
與蘇聯工業發展高度遵行有一套總體計劃相似，蘇聯的城市民居建設也遵行一個理念先行的概念。這個概念叫做“社會聚合體”。
簡單地說，“社會聚合體”理論相信，城市建設的最優解，是把一個人所有的衣食住行需求和勞動力的發揮，都放到一個“單位”中去。這個“單位”既是生產關係當中的集體，同時最好也是生活中集體。由此推演出來的一個思路，就是“單位辦社會”。
前幾年熱映的電影《你好，李煥英》裏，故事環境就是這種典型的“單位辦社會”體製。
一說“單位辦社會”這詞兒，我相信很多老一代中國人就熟了，至少我父母那一代的很多城市人，他們都是在“單位大院”當中長大。當時的蘇聯以及仿照其模式發展的中國和東歐國家，都在興建各種“單位大院”。
大一點的單位大院當中，除了又成排的居民樓，還會有學校、醫院、幼兒園、公園、警察局、電影院等等一係列設施。一個城市人的所有生活需求，都要力求在這個“單位”當中解決掉。反過來說，“單位”也將管控一個人的衣食住行等方方麵麵。
“你哪個單位的！”——我爺爺，一個特愛打抱不平的老高中物理老師，我小時候記得他遇到“壞人”，最愛訓人家的一句話就是這個。從中你也可以看出他那一代人的思維模式，他們真的覺得“單位”可以把一個人管得死死的，再敢不老實就“找你領導！”不信製不服你。
是的，在單位辦社會的模式下，每個人都是活在單位中的。城市民居興建的最好模式，當然就是一個個以“單位”為界的小區。
小區這個概念，最早是蘇聯城建專家亞普列夫琴科在其著作《城市規劃：技術經濟指標及計算》當中提出的。
在該書當中，亞普列夫琴科（依據當時的居民平均生活需求水平）重新計算了一個人生活所需的空間配比，並提出，分配居住空間的最優解，是將傳統的幾個街區封閉起來，並在其中配給專供其居民使用的公共設施。這樣就可以在節省資源的同時，最大限度的滿足居民的居住需求，多快好省的建設社會主義了。
比如緊靠切爾諾貝利核電站的普裏皮亞季市，就是一座典型的完全按照蘇聯規劃興建的“小區化”城市。
於是我們所熟悉的小區就這樣出現了，由於亞普列夫琴科的這套城建理論對中國影響巨大，建國後前四十年的大學城建課程都是以他的理論為主導來授課的。
這就導致了中國城建中的小區化建設可能比蘇聯-俄羅斯還要徹底，在蘇聯解體，大多數東歐甚至俄羅斯本身都已經拋棄了亞普列夫琴科用小區來高效利用資源的理想的時候，中國依然在興建大量亞式小區——因為主持這些建設的規劃者，當年在大學裏學的就是這一套。
正因如此，無論是現代的商業化小區、還是老小區、單位大院，中國幾乎所有的城市民居，都是蘇聯小區式的，而不是西方街區式的。
那麽，亞普列夫琴科的理想到底對不對呢？
這要看怎麽說了。
3
首先，成批建設的小區在使用壽命到期之後將產生嚴重社會負擔，是蘇聯當年的設計者們始料未及的。
因為赫魯曉夫要的是快速解決當時已經十分嚴重的居住緊張問題。所以修建了大量造價低、用時短、樣子醜、不考慮居民居住感受的“火柴盒”，這些“火柴盒”又被蘇聯人取名叫“赫魯曉夫樓”，後來也被咱們學來，建了很多差不多的房子。
而特別有意思是，蘇聯人在五六十年代興建這批樓的時候，有一個“遠大理想”：他們認為蘇聯的共產主義到了20世紀80年代就會建成了（也不知他們怎麽算的），所以這些“火柴盒”也隻是委屈同誌們“暫住”一下而已。
於是大多數赫魯曉夫樓的設計使用壽命，就是25年到30年，蘇聯設計師們當時覺得：這個使用壽命足夠了。
前蘇聯許多國家麵臨的一個巨大難題就是“赫魯曉夫樓”超期服役，年久失修。而且一來就是一個或者幾個小區的樓宇一起報警，政府根本沒有足夠的資金給這麽多居民安排新的住處，從而產生了一個正在困擾俄羅斯等前蘇聯國家的嚴重的社會、經濟問題。
有部俄羅斯電影叫做《危樓愚夫》，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去看看，講的就是這樣一個故事。
這個電影裏麵的樓宇和社會結構，可能會讓很多來自老工業區的中國人感到特別熟悉。中國大批興建蘇式小區，大約比蘇聯晚了二十年左右，所以也許不久之後，我們很多城市也將麵臨相似的困擾——尤其是那些曾經輝煌，如今卻在過窮日子的老工業城市。
其次，在“單位辦社會”思路的主導下，亞普列夫琴科雖然充分討論了小區化對小區內部資源利用的高效性，但有一個問題是他始料未及的。那就是城市規模發展之後，相對封閉的各個小區，因為無法與外界共享街道，將極大的增加城市的交通擁堵風險。
這個問題其實當下的中國已經注意到了，2015年的時候，國務院曾下發過一份題為《關於進一步加強城市規劃建設管理工作的若幹意見》的文件，裏麵明確提到：“原則上不再建設封閉住宅小區”，“已建成的住宅小區和單位大院要逐步打開”。
很顯然，隨著中國城市發展同步增長的大量“小區”已經開始危及城市本身。
北大的周其仁教授就曾在演講中提到過：一個城市如果每平方公裏有100到120個街口，這樣的城市是宜居的，因為它非常便利，馬路雖然窄窄的，但是路網非常密，商業、服務設施可以到處分布。
像在紐約，由於居民區都是街區化的，1平方公裏往往有120個路口甚至還要多。
但是在我們國家大多數城市，因為居民區都是小區化的，一平方公裏可能隻有十幾個路口，北京因為“大院”多，一平方公裏更是隻有14個路口。這樣的架構，沒人時空空蕩蕩，一旦人口集聚，立馬擁堵：路網不夠密，主幹道修的再寬其實也沒用。
當然，中國的小區式規劃能在蘇聯解體後依然蓬勃發展，也不能說完全怪蘇聯人教的不好，毋寧說，我們在文化可能就更喜歡這種相對封閉的小區。
就像我在《長安，其實從未有你想象中那般繁華》一文中為您解析的，中國唐代的城市規劃就是一種每個“坊”內部獨立，與整個城市連通有限的“坊市製度”。
其實“坊市製度”也可以被看做今天“小區製”的一個前身，它們的共同特點就是以犧牲城市的連通性為代價，換取對城市的控製力與穩定性。
必須承認，古代遵行坊市製度的長安在遭遇瘟疫、火災、叛亂等危機時，“抗造能力”是比同時代的君士坦丁堡或巴格達強很多，因為隻要關閉坊門，就可以對每個坊進行單獨封控和治理。將原本不可遏製的災害區隔開來，分而治之，各個擊破。
當然，這樣做也有代價，那就是讓城市生活顯得不那麽“城市”，城市進一步發展的可能性將會受到製約。所以到了唐代中後期以後，坊市製度就逐漸被打破、廢棄了。
所以亞普列夫琴科的城市規劃理論，可以被視作給了這種我們中國人所熟悉的城市建構模式一個複興的新理由。
3
但今天的人們重新反思亞普列夫琴科的小區理論，會發現這位聰明的“城市工程師”也許精確地量化計算了一切，卻唯獨漏算了城市規劃中最需要考慮的那件事——人性。
人性是有需求的，而這個需求是多樣化的、不滿足的、不斷變化的。
是的，亞普列夫琴科以上世紀五十年代的標準，可以計算出一個人所需的生活空間，並量體裁衣，精細的規劃了小區的規模和架構——廚房該有多大，臥室多少大，客廳多大……
但他卻忘記了，居住在裏麵的人不會滿足，一個人在廚房裏有了燃氣灶以後，可能就想要台冰箱，有了冰箱以後就想要個洗碗機。或者某個人幹脆不做飯，想要把空間省給娛樂活動。
由於居民的需求不斷增長、千差萬別。這些不斷變化的、多樣性的需求，無法用赫魯曉夫樓、勃列日涅夫樓和其組成的小區一步框定，再聰明的規劃師基於這一思路的設計也將是失敗的。
而從公共空間上看，封閉式小區思路的最大失敗也在於沒有考慮人性，它們通過一道圍牆或者欄杆，把具有重要公共和商業價值的設施放到了小區內部，假設居民們的購物、休閑、運動、交往等等訴求都可以通過這些給定的設施來滿足。但實際上根本不可能，誰買個東西還不想“貨比三家”一下呢？
再說隨著時代的演進，人的公共需求也是在不斷擴容、進步的，比如當年苦心為蘇聯人民設計小區的亞普列夫琴科，肯定不會想到附近有個超市會是今天居民區的必需品——因為那年頭，超市甚至在美國都才剛剛被發明呢。
說到底，亞普列夫琴科之敗，不在於想的不夠精細，而是他使用了計劃經濟的思維模式。
計劃經濟的至高理想是通過計算達成“按需分配”，但人類的需求到底是什麽？這事兒恰恰是你計算不出來的，因為需求者自己也不知道。
喬布斯有句名言，叫“用戶根本不知道他們想要什麽，直到你把產品擺在他們麵前。”
這話是至理名言，一個沒有見過汽車的人在被問及他想要什麽代步工具時充其量隻會要求“你給我匹好馬吧！”就像一個農民想象皇帝的生活，充其量隻能說“白麵饅頭想吃多少就多少，全國的糞坑都歸他，想怎麽用肥怎麽用。”
是的，計劃思維所犯的錯誤，就在於它人為的框定了原本無法計算和想象的需求，而人類需求的多樣與發展，恰恰是社會發展的動力所在。而城市的魅力，恰在於它無限發展的可能性。
4
當然，有人會說：雖然你說了這麽多，但我還是覺得小區利大於弊。你看，疫情一來，西方的街區根本管不住，而咱能夠很方便的執行靜態封控、管理，就能管住。
這一點我承認，利弊這個東西從來是很難說清的，任何事情，都需要時間去比較、驗證。
這就讓我想起了前文提到的那場“廚房辯論”：
當尼克鬆指著一個一座美式別墅的樣板間，說這是一所典型的美國住宅，幾乎任何美國工人都能住得起這樣的或類似的房屋時。赫魯曉夫昂起頭來表示蔑視：
“你以為我們會被這個展覽驚得目瞪口呆。可是事實是所有新建的蘇聯住宅（指赫魯曉夫樓）都將有這種設備。而且，在美國要得到這所房屋要有錢才行，但在我們這裏，你隻要生為蘇聯的公民就行了。如果美國公民沒有錢，那就隻有權在人行道睡覺！”他嗆聲到。
而尼克鬆則解釋說：“我們並不認為這個展覽會使蘇聯人民驚訝，但是它會使他們感興趣，就像你們的展覽會使我們感到興趣一樣……對我們來說，重要的是多樣化和選擇權。我們有上千個不同的營造商的事實，這些就是生活的情趣。我們不願由一個政府官員在上頭作出決定說，我們隻要一種式樣的房屋。這就是差別。”
從這短短的兩句話中，我們可以看到美蘇兩國當時不同的思維路徑——
赫魯曉夫強調的是：我們有信心能滿足所有人的需求。
而尼克鬆反駁說：需求這玩意兒，是多樣化的，不能被定義的。不被框定的選擇權，恰恰是人的最大需求。你不可能通過把人封閉起來，然後問他們要什麽的方式，讓他們過的幸福。
這是兩種完全不同的思維模式，所以這兩個人其實是在不同的頻道上講話，全程都在跨服聊天。
好在赫魯曉夫作為主人還算厚道，他及時轉換話題，避免了這場尷尬的爭論——他走到放著加利福尼亞名酒的桌子旁，提議為“和平幹杯”。
旁邊的蘇聯隨員們立刻拍馬屁道：“祝赫魯曉夫同誌長命百歲！”
尼克鬆的回答是：“嗯，我也要為這個幹杯。我盡管不同意你的想法，但是我願你健康，祝你長命百歲。”
赫魯曉夫說：“是啊，到九十九歲的時候，我們再來進一步討論這些問題，這難道不好嗎？到時一切自見分曉，我們現在著什麽急呢？”
尼克鬆這時幽了一默：“唉，可惜我是個律師，估計活不了這麽久啦！”——美國的律師常被人罵麽。
倆人於是哈哈大笑，共飲杯中酒。
赫魯曉夫死於1971年，享年77歲，他沒有機會再跟尼克鬆繼續廚房辯論的話題。不過尼克鬆倒是活到了1994年，享年81歲。
他臨終前接受記者采訪時回憶此事時，很感慨的說了一句話：
“當時，我知道赫魯曉夫那樣想肯定是錯的，但我其實也不知道自己想的到底對不對，最終，是時間驗證了一切。”
……
是的，就像房子隻有住久了才能驗證好不好一樣，我們在這個世界上生活，其實都不知道自己想的對不對，時間會驗證一切。
那就讓我們先放下爭論，為彼此的健康幹杯，而把爭論留給時間去驗證好了。
幹杯！不管您的小區有沒有被封，合適能解封，我都祝您健康。
願疫情早點過去，願我們早日享受自由而幸福的城市生活。
全文完
探索更多來自 華客 的內容
訂閱即可透過電子郵件收到最新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