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文雄自盡背後，上海的基層太難了！

4 月 12 日，上海虹口區衛健委信息中心主任錢文雄自盡身亡的消息就在網上傳開了，14
日，上海市虹口區官微，確認了這一消息，隨後登上熱搜，引發了網友們廣泛的關注，更刺痛了無數人的心。

不堪重負的居委會幹部，崩潰的誌願者，還有自殺的基層幹部；另一邊，是不滿意的老百姓。那麽，問題到底出在哪裏 ?

記得在 2020
年疫情初期的時候，上海那時也沒有徹底封閉，每天憑出入證可以出入小區，快遞也沒有停。但是，我家裏人都出入得很少，收到快遞後，都要噴酒精消毒。我們還準備了一個大塑料箱，外麵回來衣服都是放在箱子裏。

我還買了一個紫外線燈，不過也沒用上，買這個燈是為了預防更大的感染人數時用的。總體來說，那時市民配合度更高，因為那時的病毒導致重症、死亡的可能性更高。

如今，情況完全不一樣了。一方麵，管控力度在上升：不能出小區門了，隻能依靠政府發的菜，快遞也停了。要是在 2020
年初，這麽嚴格的管控，恐怕家裏有大米、鹽大家也都會配合，但現在顯然不同。

因為，病毒的致病性下降了，人們不那麽恐懼了。而且，經過兩年多，人性也倦怠了。最初是恐懼的，但人性如此，終究會變得麻木。而且，看著方艙醫院裏活蹦亂跳的陽性感染者，看著
15 萬感染，9 例重症其中 8 例都是 70 歲以上的老人，且都是有基礎病的新聞，人們對病毒的恐懼終會降低。

那麽，當政府發的菜遠遠不夠，市民就不會滿足，就會依靠團購，反複與基層拉鋸。

什麽叫生活必需？水果是不是？香煙是不是？可樂是不是？你可以說這些都不是。在 2020
年初，這些都可以滿足。即便那個時候不能滿足，人們也會服從。但如今，情況變了，人們的需求也更多，這都加大了居委會、基層幹部的壓力。

所以，基層不是在與病毒作戰，是在與人性作戰！有人能戰勝人性麽？人性者，天性也。病毒是天然的，人性也是天然的。人定能勝天嗎？

基層做不好，市民不滿意，謠言就會出現，宣泄情緒。

有人說，他幫著倒賣了 20 萬箱物資。造謠的人對物資數量沒概念。一箱算 10 公斤，20 萬箱，就是 200 萬公斤，2000
噸，5 噸大貨車，400 車。一箱 10 斤，200 車。

這是個什麽規模呢？蘇州最大的菜籃子南環橋市場，日供 2000
噸。這麽大一批蔬菜，需要經過太多人的手、經過無數手續，怎麽可能能一人或幾人就能倒賣的 ?
但老百姓不管，這個謠言迎合了不滿的情緒。

任何組織都不可能為峰值情況而設計，巨大的壓力之下一定會崩潰。這就像火車不可能按春運的需求來設計運力一樣。

政府的基層組織，本來就不是設計來保障 2500 萬人的生活的。根據 2018
年全國第四次經濟普查的數據，上海日常從事批發、零售、交通、物流、餐飲等各類商業和生活服務的人員，有 389.9 萬人。正是這
389.9 萬人，為城市的物流體係提供了保障。

上海 60 歲以上老人的數量是 530 萬，此外，還有未成年人。上海 15-59 歲年齡段人口總量 1661
萬人。這裏麵還有中學生大學生。也就是說，上海真正的勞動人口，估計也就 1500 萬左右。

這當中，有 400
萬人在從事批發、零售、交通、物流、餐飲。城市的第一功能、最大職能，不是什麽經濟中心、航運中心、金融中心，科創中心，而是生活中心！

在短時間內，不做長期的準備，就把這個功能整體切斷、停止。那麽，任何其他係統，都不可能在短時間內完成替補的。這就對基層形成了過大的壓力，基層也會崩潰。基層也是上海市民，他們也很無奈。

網上流傳一段 ” 上海徐匯區永康街道市民求救電話 ” 的音頻，是一位 82
歲的老人打給居委會幹部的，訴說自己糧食也已經消耗完，生病發燒，身體很不舒服，請求居委會把自己送到醫院。居委會的幹部說，自己早就已經把情況報到街道辦了，但是街道卻沒有回複。

居委會幹部也很委屈，他激動地說：

於老師，你現在隻是一個人的情況，而我看到了太多的，老人，孕婦，全都報上去了，可是都沒有結果。我也不知道怎麽辦，我是一點辦法也沒有。他們就是不處置。我也不知道他們到底在考慮什麽事情。我看到的是無數個家庭。我也不知道，上海為什麽會變成這個樣子。

最後，他歎了一口氣，說，再見。接電話的人，是永康居民區黨總支書記張臻。那天，他剛剛處理完一個孕婦的轉運，和一位老人去世的後事料理。

在上海這段時間中，我看到了很多 ” 活生生的人 “。他們是基層幹部、是誌願者。

前陣子，網上熱傳一位上海市民與浦東疾控中心專家的對話、這位專家說了很多 ” 不那麽正確的話
“，說反複提意見，沒人聽。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當這市民告知專家 ” 我正在錄音 ” 時，專家說，要想推動一點什麽改變，”
那你把錄音放到網上去 “，而且，她說完還笑了。

這些基層幹部是鮮活的人。他們把自己從一個抽象的係統中脫離出來。有憤怒、有委屈、有抱怨。他們想問題的角度，不再僅僅是從自己的係統角色去考慮，不再從自己身處的一係列厲害關係去考慮。而是從一個活生生的人，從一個普通市民的角度去考慮，從中國社會那些基本的、純粹的道德觀、價值觀去考慮、去憤怒。

反過來說，每一個基層幹部，誌願者都有義務從一個人的角度去思考問題，舍身處地地為陷在困難中的人著想。麵對一個快呼吸不了的哮喘病人，麵對一個高燒
40 度的孩子，每個人都有義務從人的基本道德角度去思考、去行為。

老百姓通常都指責基層，是下麵的和尚把經念歪了，這往往把壓力不公正地指向了基層。但很多時候，並不是基層出了問題，而是他們力有不逮，指責他們於事無補。其實，很多時候，人們也知道這一點，隻是把基層幹部當作了情緒宣泄的對象。

錢文雄走了，帶著他的無奈，某種程度上，他就是上海基層的一個縮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