臨時保安劉熾把守的方艙二號門
對講機一直在響。這裏是上海市浦東北路，一家方艙醫院門口。劉熾在這裏做外圍安保，中介給出的價格是600元24小時。他一次守崗的時間超過了30小時，領導說，一個班不能超過48小時，怕人猝死。
劉熾是在上海流動性最強的一群人之一。他說，做保安的，都是“我們這種人”。在上海他一直在做零工，準確說是“日結”。20多年“工齡”中，他做過餐飲、電競、物流，也進過富士康。近兩年，做得最多的是保安。
上海爆發疫情後，工廠關停，零工們不再流動。一個月來，一天換一個廠的”日結”們一部分成為了保安，製服把他們裹進新的身份，從流動的沙子變為社會管理的末梢。
保安
對講機還是滔滔不絕，每次響起的間隔不到兩分鍾。晚上11點半了，它絲毫沒有停下來的意思。劉熾形容它為“飛屏”，或者說大喇叭。保安間都這麽叫。這種叫法來自網遊，“飛屏”的意思是全服廣播，這是大夥都懂的名詞。
在網遊裏發大喇叭通常得花錢，對講機裏不用，當然，也不能隨便講。“一天到晚都在響。”劉熾說。他已經把它當成白噪音了，隻有聽到“二號門”三個字他才會支棱起來，那是他在這個係統中的名字。
方艙的保安分為三種，內艙、外艙，還有外圍。劉熾是最後一種，離感染者最遠，屬於最安全的，當然工資也最低。劉熾接受這種按照風險係數遞推報酬的安排，畢竟一旦感染，在當下的上海就等於失去勞動機會——尤其對於他這種基層勞動者來說。他得保護好自己來之不易的工作機會，要知道，不知多少人想做這份工但被封在小區出不來呢。
“二號門”這個代號下共有兩人，自由安排工作和休息時間，領導就一條原則，崗位上至少有一個人保持清醒，要睡覺，就墊著旁邊堆著的建方艙剩下的白色木板。這座方艙共有七八個出入口，功能不同，分為物資輸送、轉運患者、救護車、廢棄物等。二號門是運出垃圾的，劉熾說轉運的門最大，六個人在崗。他身後的鐵門內就是垃圾堆，垃圾車隊一天來運兩次，一次拉出十一二車。
路上空空蕩蕩的，基本就是貨車、垃圾車、救護車，還有電動車時不時經過，那是跑腿或者快遞。他也會看到有些貨車趴在路邊，不見有人認領，幾天後，終於有人來開倉清點，然後是垃圾車開到它們旁邊，把壞掉的食物拉走。
劉熾管不了那麽多，他能顧上的隻有眼前，那是他的職責範圍。而眼前的東西也會被扔掉，那是電動車們拉來的物資，幾十個塑料袋裏裝著水果飲料煙酒零食，都是方艙裏的人網上下單買的。按照最新規定，除了藥，任何外來物品不得進入方艙。但還是會有人下單，那些塑料袋一天被清理兩次。
劉熾對規定表示理解：“要是除了藥品之外，其他任何東西都能放進去，這裏麵好幾千人上萬人嘞，每個人都買買買，我們一天到晚其他事啥都別幹了。”看著這麽多吃的被扔掉他也心疼，但從來沒碰過，他得回避感染風險。他聽一個中介說，要是被確診感染，會在隔離期間收到一天三百元的補助，到他們手裏大概一百五到一百八。但實際情況會怎樣，他也不知道。
劉熾從2月底就開始做防疫相關的工作了。從2月21號起，他在王港一所公安局下做聯防隊，類似輔警的工作，他說。在那裏，他和同事們負責疫情管控區的巡邏，“出事”時要拿上鋼叉和防爆盾站一排。工作一個多月，劉熾負責的區域內無事發生，“那片的居民素質都不錯”。
4月初，王港的工作結束後，他到了方艙。此時，他擁有在上海幾乎最寶貴的東西：在街麵活動的自由。他通過一家勞務公司找到了這份工作，比上一份工作待遇還高。做聯勤時，他210元一天，住活動板房，睡六人間上下鋪的木板床，要自己買飯。在方艙外圍，12小時三百，24小時六百，感染風險最低，坐著就行。他覺得自己找到了一份好工作。
除了值守，大部分時間劉熾沒什麽事做，就劃拉手機。他1983年生人，再過一年就四十了。20多年來，他基本一直在社會上“混”著。在上海，他做日結工，住日租房，“這時候做保安的都是我們這種人”。他管自己叫“背包客”。
3月17日，一名55歲的上海小區保安被臨時征調到一處疫情點，通宵值守12小時
流動
劉熾說，自己是四川樂山人，畢業於四川樂山衛校。上中專那陣，他就開始“混社會”了。每天就是打架、喝酒、上網吧。他也是從15歲那年接觸電競，打的第一款遊戲是《紅色警戒》。
在家人眼中，劉熾是個徹徹底底的“網癮少年”。他覺得從來沒有親人理解過他的愛好。劉熾的父母都在他22歲時過世，還在世的親人隻有外婆。
從衛校畢業，他留在樂山幹餐飲，後廚前台都幹過。生活和以前一樣，一個月掙一百二到一百五，下了班就鑽進網吧，通宵打遊戲，現在這個班熬個三十多小時，他覺得不是難事。
日子一天天過，遊戲不停迭代。《紅色警戒》《反恐精英》《穿越火線》。單機，聯機，到網絡平台對戰，世界變大了，劉熾也跟隨網遊離開小城。他自稱參加了第二屆騰訊舉辦的穿越火線“百城聯賽”，到上海參加總決賽，拿了個人賽第二名。隨後，就是簽公司，進戰隊，還去韓國打過比賽。據統計，電競選手平均退役年齡為24歲，劉熾在26歲起步。
但他沒有像中國選手李曉峰一樣，贏得屬於自己的世界冠軍。28歲時，因為戰隊解散，加上年齡增大導致的反應能力下降，劉熾從電競行業退役，回到四川，到成都富士康做了流水線工人。
在富士康工作也需要“手速”，劉熾在流水線上做了六年，從iPhone5做到iPhone13。紋身早都洗掉了，就剩大臂上的一個“忍”字。他不喜歡那裏，感覺流水線做久了人會變傻，“行屍走肉似的”。
2018年，為了照顧奶奶，他回到老家，奶奶過世後再出來已是2020年春天。他先去了福建做了一段，以安保工作為主，因為工資低，幾個月後來到了上海。
劉熾不用行李箱，就背一個包，包裏是充電線、接線板、洗漱用品、毛巾什麽的。在方艙做外圍沒地方洗澡，但隻要保證手機有電，就能活下去。車墩、康橋都有不少日租旅館，一個床位一天三四十塊錢，附近也有不少勞務公司，他在這兩個鎮都住過，幹到哪住到哪。
好活和坑活都有，看運氣，也看經驗。容易“踩坑”的是物流分揀，因為可能被分到那些全是大件商品的倉庫，一個人要扛兩三百斤的麻袋，還有冰箱洗衣機。工資400元，比其他工作能高個100元，但幹一天要歇三天，勻下來不劃算。
也有好工作。劉熾在迪士尼做過內保，上班就是按照路線巡邏。迪士尼裏“全世界的人都有”，他喜歡做這個。
沒事做的時候，劉熾能整天泡在小說裏。他最愛看玄幻題材，關於人逆襲成神。他也喜歡在手機上看日漫，還有大片。外國的就是“漫威”係列，國內的愛看《戰狼》。
他隻在屏幕裏做英雄，在外麵，他現在是一名防疫保安。
陳徽把守的小區崗亭
身份
也有外地人因為無法離滬做了防疫保安。
湖北人陳徽在襄陽開餐飲店，2月25日開車到上海參加品牌方的培訓學習。3月10號，他發現離開上海的高速全封了，而酒店的價錢從一百多漲到四五百。他聽隨行的朋友說上海在招防疫保安，決定去看看。
3月12號上午，陳徽坐車去了康橋，那裏有大量勞務公司的門店。陳徽走進一家門店，登記了信息，便坐上了中介的車。
那是輛白色的皮卡，20多人一會就把車鬥擠滿了。車開了不到20公裏，下午兩點半，把他們放在了花木鎮一處路邊。這裏是勞務公司與用工單位的中轉站，陳徽們能做的隻有等待。不時有車開到這裏，拉上兩三個人，送到上海各地小區的單元門口。
十點半，天已經全黑了，陳徽終於排上了號，坐車來到一家小區。現在，他換上了一身黑色保安服。製服賦予了他新的身份，把他和龐大的管理係統捆在一起。
工作的原則是“隻進不出”。陳徽在居民樓微信群裏，當居民有出門的需求時，首先會提交到他這裏。
保安陳徽會判斷他們的需求，哪些是“合理合規”，哪些是“無理取鬧”。他表示，隻要是能幫到忙的地方，他都會盡力去做。例如拿快遞、到社區蓋章開證明，他都會身體力行或向居委會申請協調。隻要保證“隻進不出”這個原則——“這是我的本職工作”，陳徽說，本職工作是必須要首先做好的。
陳徽吃住都挨著單元樓。他所執行的規定是，樓內若有陽性患者，封閉14天；樓內有密接，封閉7天。封閉期間至少兩天一次核酸。如果測出陽性，就要重新計數。
至於每棟樓具體封到哪天，“這個是由疾控中心來決定的”，陳徽隻是規定的執行者。他總共在七個小區的樓門口值過班，睡覺條件趕上什麽是什麽，最好時會有棚子和床，差點的就隻有一張桌子一把椅子，他坐著睡。
大多數樓內的居民和陳徽處得不錯，他們有時會給他送水，還有人給他送過被子。在現在這個樓門口，他每天會收到兩份早餐，居委會送一份，居民們也給他送一份。
但還是會偶發衝突。
他值班的上一個小區是老小區，3月25日封樓。月末的一天，中午11點多，有位50多歲的居民稱要做化療，但是聯係居委會無法解決，要自己出去上醫院。陳徽和崗上的另一位保安表示，他們的職責是保證所有人留在樓內。為了聯係上社區工作人員，陳徽往居委會跑了三次，終於要到負責人電話，但打過去，對方表示在忙其他工作無暇顧及。“憑什麽不讓我去醫院？”那人堅持離開，陳徽撥打了110。
陳徽說他沒辦法，隻能這樣做：“這是我的職責”。
最後警察帶走了那位居民。下午兩點多，他回到了小區。“最後他也理解了”，陳徽說。
劉熾的職責則是阻止外來的人和物進入二號門。
4月12日晚，一份快遞送到了門口。當然，這是劉熾必須攔下的。快遞員給裏麵的人打去電話，劉熾把電話接了過來。
“你是工作人員嗎？不是工作人員你這個東西拿不進去的。”
“我是昨天上午看到別人買我才買的，這次讓我收一下，我下次不買了行不行？”電話裏的女聲對他說，“我還有兩分鍾就到二號門了。”
禁止除藥品外的物資遞送的規定從4月11日上午開始執行，她看到其他人收到的物資，那一定是采買於規定頒布之前。“我不知道規定”這種理由不能打動劉熾，以及他身後的規則。
“把東西從門上頭扔過去。”旁邊的快遞員支招。“扔過去她也沒法過來拿。”陳熾一口否定了這個提議。她從方艙裏麵到劉熾這兒要過“三關”——先要推開通往樓道的門，再穿過整個方艙的大門，最後到達二號門內，而二號門大門是從裏麵開的，陳熾說了不算。“你就是到了門口，大白也不會給你開門的。”陳熾認為，她連第一道關卡都通不過。他不理解這種買水果的需求：“大白今天應該發了水果呀？”
“是發了，發了橙子，但我沒拿到……”對方說。
“你先聽我說完好不好，”劉熾打斷她的話，“你要是缺物資就和大白講，這次沒發到不代表下次不會發給你，他們也很辛苦的。”“我很理解你，但也理解理解我們好不好。”
那女人說，能送進去的東西她也不一定收到。她說她咳嗽咳到晚上睡不著覺，但買藥買了三次才收到，前兩個訂單外賣員都說有被大白收進方艙，但最後都沒被送到她的床位。第三次，她在騎手送達十分鍾之前就跑到方艙大門等著，在大白把藥帶進大門的那一刻趕緊收下。
“針對你們這個情況，今天我們領導也說過，會增加一批人手加強後勤管理。”
和所有其他快遞一樣，事情最後的解決方法是讓快遞員在袋子上寫下下單人的床位號，這次是21棟202。劉熾和對方確認，如果有人能出來拿，就取給她，如果沒人拿，東西在這兒放壞了，後果自負。對方同意了，但劉熾知道，和所有快遞一樣，它們的歸宿都是被清理。那幾天太陽大，爛掉的水果已經扔過一輪了。
那位快遞員離開了。臨走時，他操著山東口音向劉熾打聽起來：“你看看能不能讓我上裏麵工作算了，我看這（手機）上說裏麵一千多塊錢一天。”
阿星睡在居民樓一樓的門廳
離開
最近，上海高薪招聘防疫保安的消息在社交網絡上流傳。陳熾的工作變成了“令人羨慕”的，雖然他自己完全不這麽想。
在他看來，這份工作要麵臨感染的風險，而感染，就會給自己的生活帶來巨大的不確定。“要不是必須得出來掙錢吃飯，誰會願意出來？”
劉熾想把話和那位快遞員講明白，一千多是內艙安保可能拿到的工資，要承擔直接接觸病人的風險。“如果你願意承擔風險，那就做。”
確實有些人願意做，並且不惜從外地趕來。
雲南昭通人阿星23歲，4月12號經一家義烏中介的介紹抵達上海，此前，他在橫店做群演。他說，中介向他承諾每天工資最低450元。
到達虹橋站後，他被一名上海的勞務老板用大巴接到了靠近迪士尼樂園的一家方艙醫院。工作是在剛完工的方艙做保潔。在去程的大巴車上，老板表示，前兩天的工資隻有三百，來都來了，阿星決定先做。4月14日，他再次向老板問起工資金額，對方稱不能確定之後會不會漲到450，但有一點明確，若被感染隻結清工資，沒有補貼。
阿星認定這中介不靠譜。4月15日中午，他給手機充了會兒電，夾著箱老壇酸菜牛肉麵，背上包走了。
他沒來過上海，在浦東亂走，一邊走一邊在地圖軟件上搜索勞務公司，然後一家家打電話。他那天一直走到了晚上12點，打了幾十個電話後，終於找到一個小區的防疫保安工作，離得近，又正好要人，24小時在崗，400元。
晚上，阿星找了個公廁睡下了。上海很大，半天他走走停停也沒走出浦東，隻是從迪士尼到了三林。要過江，還遠著呢。
李空是四川人，之前在重慶一家電子廠上班。企業裁員後，他在重慶呆了半個月，看到有微信群轉發來自上海的招工信息，日薪能達到八九百甚至千餘元。李空聯係了那家勞務，於4月11飛抵杭州，又轉高鐵到達上海虹橋站。
到了虹橋站，勞務的車遲遲不來接。對方和他們約了三次時間，最後一次是晚上十二點，但這次，車還是沒來。
李空和找了同家勞務公司的人等不下去了。在虹橋站呆不住，隻能幹耗錢。李空稱，虹橋站裏，一份盒飯售價40元，一瓶礦泉水17元。據他所見，在虹橋站內等待勞務接出的外來者有百餘人，打車進城價格太過高昂，而且離開了車站，不但無處投宿，還等於離開了電源。如果手機在外麵斷了電，李空不知道會麵臨怎樣的後果，至少意味著再也沒法聯係中介，無法查看地圖，無法購買食物。
他迫切需要一份工作，但他仍會提防中介。在虹橋站住了五晚，他們聯係到一家能接他們的勞務公司，工作是去方艙醫院做保潔和消殺。但等到他們被拉過去後才發現，他們要居住在未建成的方艙裏，睡地上。李空決定回去。
打車要花一百塊錢。16日晚，他和同伴走路23公裏回了虹橋站。他們必須回去，為了給手機充電。
4月18日，李空第二次進城，還是方艙。“來上海支援，明天準備進方艙了，加油上海。”那天上午，他在抖音上這麽說。住的也是單人賓館，李空挺滿意。但在錢的問題上，他們和勞務又爭執起來，因為對方稱每天的工作時間不固定，工作8小時是800元，12小時是900元。
多做4小時隻能掙900，李空覺得遇上了坑。4月19日，李空和同伴們跟管理方談崩了，對方稱，你們不做就再招一批人來。30多人離開了賓館，他們在街邊給勞務公司一家家打去電話，但他在靜安區，而勞務公司很多都在江那邊，太遠了，走不過去。
李空 想從上海離開，又擔心去別處還要被隔離。
劉熾則至少要在這兒做到解封的那天。他沒想好之後要不要離開上海。他最迫切的想法是，等工作結束那天，他得去洗個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