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係作者原創，授權“正義補丁”獨家首發。
作者：堅妮
封麵圖來源：NPR
4月12號紐約地鐵N號線發生槍擊案，持槍者在運行的地鐵中施放煙幕彈之後朝乘客開槍，造成二十幾人中槍傷或因為吸入煙霧需要入院。嫌犯法蘭克．詹姆斯逃離現場後第三天早上居然在唐人街遊蕩，還自己打電話到熱線去報警，最後在下東城被捕。根據警方的調查，此人是個相信陰謀論的精神病人，自稱是真理的先知和末日的先知，一直在自媒體上發表各種謬論。紐約這邊剛抓到槍手，那邊南卡州哥倫比亞市一個購物中心又發生槍擊案，一死十二人傷，槍手在逃。同時期新奧爾良連日來連續發生槍擊事件，6死12傷。今年複活節,耶穌又流下了悲憐美國人眼淚。
紐約地鐵N號線事故現場，圖源：CNN
根據槍支暴力組織的統計，紐約地鐵4月12號事件是美國2022年以來發生的第131次槍擊事件，到４月１２日，今年美國已經有12138人死於槍擊，9666人受傷。美國的惡性槍支暴力事件過去二十年來逐年增長，疫情之後急劇翻篇；美國社會的犯罪率亦隨槍支泛濫上升，這種情況下警察執法傾向於先發製人，造成的誤傷誤殺損害了民眾對警察的信任，政客出於選票的考慮，不是把控槍當燙手熱山芋，就是把持槍變成拉票工具，百姓被無力感無奈感籠罩，美國人就必須在這種困境中生活下去嗎？
以財富和種族分級劃線的社會治安
美國跟很多第三世界國家分享一個共同特點，就是富人和貧民在居住和人身安全上的差別。記得我當年落地紐約留學，比我早一年到岸的同學阿波見麵第一時間就給我介紹紐約市的安全情況，什麽地方白天可以去晚上不能去，什麽地方可以租房什麽地方要避開，然後塞給我10美元（當時的時薪是３.７５元），交代我夜間打工回家必把這張票子放在容易取出來的地方，碰到打劫，隨時拿出來奉上。這美國安全第一課，給我那幾年在紐約四處打工墊了底氣，無論是到曼哈頓上東城的富人家燒飯還是到格林威治村的中餐館做侍應，深夜坐地鐵回家，隻要知道我要去的地方和時間點周圍有人，無非是遇上打劫立即交錢不殺。當我從姨媽家搬出來和幾個留學生分租，我們住的7號地鐵站Jackson
High是個販毒人群夜晚聚集的地方，但是我們半夜1２點從餐館下班坐地鐵回家，因為滿街都是忙著交易的人，反而不必擔心黑暗角落裏有強奸犯或者有人要搶劫我們這種窮學生。我在紐約的華文報紙打工當記者時，春節期間唐人街各個堂和民間組織的春宴都會發請帖給報社，老記者交代，若聽到槍響，第一時間趴桌子下抱頭躺平。那時候華青幫和越青幫經常在唐人街槍戰，社區與警方亦如今日，屢屢上鏡應對民眾和媒體，治安時好時壞，沿續到今天，以致我每次看紐約的治安新聞，總是舊瓶新酒。
我畢業後在長島工作和生活，脫離了城市貧民居住工作的環境，進入中產階級白人聚居的社區，換了一個環境體驗美國的治安現狀，這才切身體會到美國的社區安全基本上是按種族和階級劃分，有點錢都往郊區走，房子越貴，白人越集中的地區，越安全。後來再到加拿大工作了幾年，發現加拿大沒有美國大城市的inner
city（有色貧困人口聚居高犯罪率的內城）問題，再窮的社區也沒有美國大城市裏那種成片的“滋生犯罪森林“，一來因為加拿大沒有美國的奴隸製度帶來的黑白種族曆史問題，二來有高稅收的全民福利製度給底層人口的生活保底，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加拿大沒有美國的憲法”第二修正案“（自由持槍），而且有相當嚴格的持槍法和規定（最近幾年也在被侵蝕）。因為這三個原因，加拿大社會治安不僅相當穩定，而且房價也不像美國那樣因地區安全而存在巨大差異。
帶著這些親身積累的體驗回到美國後，我不能不對美國人無法改變的內城犯罪問題和無法控製的槍支泛濫格外關注起來。
憲法第二修正案
美國人一提控槍，就說繞不過憲法修正案第二條，這條1791年被通過的人民“擁有自由持槍的權力”法案。真的繞不過嗎？讓我們首先來看看當年立法的原因。美國建國前後，各州製憲的代表對合法持槍的考慮主要基於：1，為獨立就要建立對抗英國軍隊的民兵軍事組織；2，防止奴隸起義；３，州希望擁有組織民兵的州權來對抗萬一聯邦權力過大而出現的暴政；４，美國地廣人稀，個人持槍是一種生存安全必要。
這四項原因，前麵第一和第二項今天都解決和不存在了，第三項其實也已經不成問題，因為建國之初的權力法案製定者們一方麵考慮防範歐洲曆史上出現的暴政，二方麵聯邦為何物還是一個構想，所以給予州更多限製聯邦的權力（人們常說美國三權分立媒體監督，其實漏掉了州權限製聯邦權），州用自己州納稅人的錢供養警察，聯邦的軍事經費用來保衛國家，內外分工有別，剩下隻有第四項對於那些住在鄉下附近沒有鄰居和警察的人持槍還成為理由。所以，盡管兩百年來不斷有對第二修正案的爭議被提交到最高法院解釋仲裁，最高法院在2008年再次核實“個人有自我保護家園的持槍權力”，並且沒有解除一直以來禁止罪犯和精神病人持有槍支和危險武器的權力的法案。
美國各州在2020年因槍支死亡的數量，來源：Pew Research
從常識來看，第二修正案
“個人有自我保護家園的持槍權力“和禁止罪犯和精神病人持槍是合理的，聯邦政府對武器的規模和使用者設立一定的限製也是維持社會正常治安次序的必要，但是二者為什麽會成為激烈對立的矛盾，導致過去二十年來控槍失控，泛濫槍支造成惡性暴力事件和犯罪劇增？
搜集專家們的分析，威脅社會治安的主要犯罪原因是因為貧窮，因為毒品，當為錢為毒品財鋌而走險的罪犯手中有了槍，對受害者的傷害自然升級。要解決問題，自然是消除貧困，阻止毒品流通和對殺傷性武器流入民間實行管製。消除貧困是治本，禁毒和禁槍是治標，我們先來談談治標。
治標的障礙之一：擁槍的曆史情結
美國人熱愛槍支的背後，有一個不便道出的曆史情結。從建國到南北戰爭之後兩百多年裏，為保護白人莊園主對付奴隸造反和擔心黑人報複，白人一直存在對黑人持槍的恐懼，白人持槍是自衛，黑人持槍是犯罪。2020年2月喬治亞州發生的黑人Arbery被三個白人持槍追趕打死的事件，明明是被告持槍在公共的街道上追趕打死對方，出庭時辯護說他們是自衛，其實就是一種曆史造成的恐懼心理。在今天槍支泛濫的美國社會，黑人罪犯普遍使用槍支，更加給白人的恐懼感瓦上加霜，增加了需要持槍的理由。
1990年代德州出現過一個德州共和國，該“共和國“的創始人Rich
McLaren就是一個認為需要用持槍保護種族優勢的白人。對德州出現大量非白人移民不滿，他借南北戰爭南方一些敗軍在德州一度以獨立為名割據頑抗的曆史，以第二修正案為依據，建立地方武裝，宣布代表德州”獨立“，開除當時的德州州長小布什，要求聯邦政府賠償93萬億的”德州內戰損失“，最後因為持槍入屋劫持不願意將有地理戰略優勢的莊園讓給”共和國“的白人屋主，驚動了聯邦軍隊，”德州共和國“首領被逮捕法辦，這一場上演了十年的鬧劇才結束。
這類在美國偏僻地區組織地方武裝申訴政治信念，對抗聯邦政府的白人種族優越主義組織一直以來都存在，但是他們劃地為牢，直到川普總統把他們心中對外部世界的不滿公開宣講之前，都沒有成為氣候，發生的衝突事件都很局部和小規模。但他們是用第二修正案來反槍支控製的最堅定支持者與核心群眾。去年一月響應川普總統號召衝入國會奪取政權的首當其衝者，亦來自這群人。
治標的障礙之二：美國槍支協會NRA
NRA
是1861年內戰前出現的一個民間組織，任務是教人如何使用武器，1871年正式在紐約州注冊，宗旨仍然是訓練人如何使用槍支。尤利西斯總統擔任過該組織的第八屆主席，20世紀初NRA和國防軍和陸軍都在國會建立的步槍練習全國委員會派有代表。1934年美國第一個聯邦控製武器的國家武器法案通過時，NRA表示支持，認為應該嚴格禁止用槍和需要使用許可。
圖源：NPR
美國控槍的問題一直到1970年代都沒有被黨爭利用，是1968年通過的GCA-武器控製法案對武器的分類管製和聯邦對推銷商發行許可，觸犯了製造商和推銷商的利益，他們開始花錢建立NRA的遊說部門到國會遊說，經過20年的發展壯大，他們在1994年開始啟動推翻聯邦禁止攻擊武器法案，2004年終於獲得成功。NRA自從1994年以來，從阻止聯邦政府調查槍支對公眾的危害，製定限製武器規定，到保護製造商和經銷商免於訴訟，並且在州的層麵推動用州法抵製聯邦立法，每戰必勝，原因是美國政府的立法機構基本被其控製了。
據統計，2012年美國國會88%的共和黨議員和11%的民主黨議員都接受了NRA的捐款，50%的國會議員在整個政治生涯中不同時期都接受過NRA捐款。NRA2016年的經費籌款達3.66億，化出去4.12億政治獻金。NRA讚助過223個競選的共和黨候選人，9個民主黨候選人。共和黨一直與NRA聯手抵製控槍，原因是擁護自由持槍的多數是非城市居民和傳統鄉村白人，他們分布在各州，對控製州選舉團票也起重要作用，所以共和黨要利用控槍問題獲得他們的選票。NRA在2008年化了1千萬美元專門反對奧巴馬的競選，並且積極介入州選舉和立法，緊盯大城市政府的控槍法案不放，利用第二修正案來起訴地方政府。2005年NRA成功起訴三藩市Preposition
H禁止擁槍和賣槍提案，三藩市政府最後敗訴要賠償NRA38萬元訴訟費；NRA２００９年再次起訴三藩市政府在政府低收入免費公寓禁止擁槍；２００６年新奧爾良水災後發生搶劫，市政府沒收了一些市民的槍支，NRA立即起訴新奧爾良市政府；２００８年美國首都哥倫比亞特區政府通過的控製槍枝進入市區法案，也被NRA起訴推翻。NRA還成功阻止了對芝加哥、紐約和其它地方政府的類似禁槍控槍措施法令。
所以生活在這些大城市飽受治安困擾的華人，當政客的宣傳機器跟你們說，是民主黨給大城市的非裔犯罪提供方便時，你也可以去了解一下共和黨和NRA過去二十年來，是怎麽樣在華盛頓首都、三藩市、芝加哥、紐約、費城、皮茨堡這些大城市成功地阻止了當地政府每一項控製槍支進入市區和市民手中的法案，給犯罪分子製造方便的恰恰是NRA。
以至於三藩市的board of
supervisors無奈之下，通過一個沒有實際操作意義的決議，宣布“NRA是國內恐怖主義組織，要采取每個合理的步驟來”限製商人跟NRA聯合的商人在三藩市做生意“。
NRA在2018年的登記會員是5百萬，但是實際上支持NRA的並不隻是會員，而是背後的製造商和供銷商和需要NRA為其選舉拉選票站台的政客。NRA一言九鼎，讓不論是共和黨還是民主黨的政客都對其十分忌諱。2012年康州
Sandy Hook小學的槍案發生後（
26人被槍殺，最小的才5歲），全國上下群情共憤，政客們也紛紛表態，大家都以為控槍有希望了，結果NRA一開口，說是人而不是槍支的錯誤，建議學校增派武裝警察，於是政客們不是收聲就是改口徑。從1999年科羅拉多州
Columbine高中槍擊造成 15名師生死亡，到2017年內華達州和德州和2018佛州Stoneman Douglas
高中（17死）一連串的中小學惡性槍擊事件發生，控槍問題反複被提到聯邦立法議題上，但是依然被NRA和共和黨立法議員們聯手扼殺。
NRA在2019
年發生內鬥，總裁拉皮爾LaPierre被揭發貪汙，拉皮爾帶著太太用NRA的經費到非洲槍殺大像的錄像流出坊間也大大影響了NRA的形象。2020年紐約和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檢察長對該組織和拉皮爾一應領導人就咋騙和財務問題提出民事訴訟，2021年NRA為逃避訴訟宣布破產，從新到德州重組。控槍派希望今次的內鬥可以消弱NRA的力量，但是目前沒有看到一點鬆懈的跡象。
拉皮爾，圖源：WSJ
拜登總統最近禁止個人自行購買零件組裝幽靈槍，大部分的藍州已經采取法案禁製這一新的無照槍的流行，俄勒岡州今年3月繳獲了68隻幽靈槍，但是這些行動也僅僅是在藍州推動，紅州不見動靜。反對控槍，是美國保守主義陣營意識形態的“原教旨”，大有點“槍杆子裏麵出政權”的味道，有根深蒂固的文化和激烈的群眾，熱度高，容易被點燃，政客們都敬而遠之。
治本的困難1：貧富懸殊
當年美國憲法製定者們確認美國要防止貴族和皇權與暴君統治，但是他們沒有預料到經濟財富集中帶來的貧富分化也可以造成權力的集中與腐敗，會走到今天金錢成為背後推動美國的政權運作的決定因素。過去幾十年來，共和黨的理念代表資本和上層權貴階層的利益，民主黨代表勞工和中下層民眾尤其是非裔和少數族裔的利益，兩黨圍繞經濟發展，就業機會，社會福利、全民醫保、社會治安的平衡與需要拉鋸扯皮，本來是一種良性的平衡。但是過去二十年來發生的經濟全球化打亂了美國經濟的結構布局，美國貧富懸殊加劇，最富有的20個人的財富總和等於1.52億美國人的財富總和，大批原來的藍領中產階級因為失業社會地位下降，社會福利和教育經費大幅度裁減惡化了社會最底層人的生活狀態，堵塞了下層社會青年擺脫貧困的上升渠道，將更多的青少年推到吸毒和犯罪的下坡道路上。新興科技財富資本出現也致使兩黨背後的金主力量發生了變化，各自都得向金主妥協，兩黨都忙著尋找新的理念來爭取選民，黨爭產生的消極作用大於積極作用，致使政令不行，國運阻滯。
民主黨出現的新左派力量急於推動社會主義改良，但是拿不出解決就業問題的殺手鐧，也忽視了保守人群的意識形態訴求，被共和黨捏中要害，反過來從控槍、墮胎、文化保守觀念入手，將原來民主黨的下層白人和宗教保守主義的選民拉入到共和黨陣營。政治素人川普看透美國兩黨尾大不掉的現狀，從商人的本能出發，一方麵用幫助共和黨奪取三權之中的立法權和司法權的交易換取共和黨對他的支持和放縱，另方麵抓住保守主義人群對美國出現的多元文化的不滿，非常聰明地使用“陰謀論”來挑起選民對知識精英、傳統媒體和聯邦政府的不信任感和對少數族裔和新移民的仇恨，給白人種族主義者站台，利用自媒體平台和極右派傳播媒介隨意造謠說謊，所作所為並不是解決民生問題，而是為連任拉票，結果是激化了美國的種族矛盾。BLM（黑人的命也是命）的爆發其實就是對川普上台後美國白人種族主義甚囂塵上的複活的一種反彈，也是美國長期無法治理的社會犯罪問題這座火山的必然爆發。
治本的困難2：犯罪與槍支和警察的關係
BLM運動暴露出來的警民對立問題，其實是美國城市治安問題長期無法根治的表象。就在紐約地鐵這個精神病人持槍掃蕩地鐵前不久，Bloomberg剛剛在紐約花了２百萬美元將３３個不同的社區分成１５０個小組，對６萬居民作過一個問卷調查。結果是低於年薪３萬５千美元的居民更希望派出更多警察，高於年薪３萬５千的認為對精神病人的處理和持槍控製更重要；亞裔多數認為更多警察上街巡邏可以改變社區治安，而非裔和其他族裔的則認為改善貧民生活條件和對精神病人管理更重要；三分之一的紐約人要求改善公交係統安全，四分之一的紐約人認為警察的問責製度很重要。
這些問題，我八十年代在紐約唐人街的報社當記者時就每日麵對，那些從低收入家庭、吸毒家庭、新移民家庭和貧民窟裏長大而沒有在早期得到家庭和社區照顧、引導、關注的青少年，每年給城市犯罪輸入新血。政府如果不在社區投入資金，徹底改變滋生犯罪的土壤，消滅貧民窟，並且任由槍枝流動，就無法阻止犯罪問題惡性的循環。所以民主黨針對這些問題提出來的政策，和極右派們攻擊的“搞社會主義”沒有關係。我們這些從社會主義國家出來的人，難道不知道什麽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是計劃經濟吃大鍋飯，將極權國家的社會主義概念套到資本主義製度下的民主國家改善民生維持治安的措施，根本就是一種有政治目的的誤導。
民主黨的極左派在疫情兩年後犯罪率飆升的情況下，也放棄了要求裁減警察經費的要求。華盛頓市市長鮑色其實從一開始就反對市議會砍警察預算；拜登最近說是時候增加警察預算；兩年前費城的市議會拒絕市長增加1900萬警察經費的要求，今年卻給了2400萬；連洛杉磯的市長競選候選人也是以1.5億警察經費和增加1500名警員各自叫盤。但是我們說，你總不能在每條街都安放一個警察，不能把這個社會弄成是人人持槍的警察國家。不解決產生犯罪的根源，自由持槍和增加警察隻會帶來更多的槍擊案件，更惡性的群體槍殺，更隨意普遍的槍擊，難道你要生活在一個這樣恐怖的社會裏嗎？
解決之路
1972年洛克菲勒委員會發表過一篇“人口和美國前途”的文章，裏麵引用了一份瑞士1966年對188名婦女做的調查，認為被拒絕墮胎而被迫生下來的孩子，因為生長環境的不利，更容易走上反社會和犯罪道路。
2001年芝加哥大學的教授John DonohueIII 和耶魯大學的教授Steven
Levitt也發表了合法墮胎對社會治安影響的文章，他們指出，青年男性在18歲到24歲之間最容易走上犯罪道路，他們對美國從1991到1997年間犯罪率整體下跌17.5%，暴力和搶劫下降50%的原因作了各種比較和調查，認為是因為1973年羅訴韋德在美國最高法院勝訴，大量社會底層婦女免於生下無法承擔撫養的孩子，到1991-1997年，正好是這些沒有生出來的孩子進入18-24歲年齡段，貧困階級年輕人數的下降與犯罪率下跌成正比。他們還對羅訴韋德之前就可以合法墮胎的幾個州的犯罪率下降作了比較，也得出同樣的結論。類似的調查在加拿大和澳洲都進行過，也得出類似的結果。
Donohue 與 Levitt 發布的文章
其實，貧困是犯罪的根源是一個老生常談，狄更斯的《霧都孤兒》和維克多雨果的《悲慘世界》早就揭示過這個道理，資本主義工業革命之後歐洲不斷進行社會改良，改善勞工人群的生活狀況，推出各種福利製度，縮小貧富差距。美國羅斯福總統的新政，也是解決老弱殘保底的民生福利。民主國家文明進步的體現，就是通過科學進步發明提高生產力，照顧老弱病殘和施行人道主義。世界上那些被暴力暴政統治的民不聊生的國家，哪個不是因為貧困哺育了大量鋌而走險的暴徒和恐怖主義分子？在美國，無論是民主黨左派想推動的高稅收全民福利的社會主義理念，還是共和黨的小政府低稅收的自由資本主義，雙方誰也沒有絕對的道德優勢，更無所謂誰掌握真理，民主製度的運作就是各方勢力妥協共存。如果生活在貧困線上的人口比例太高，社會治安自然就不會好，你雇再多的警察讓再多的人擁有槍支武器，也隻能是讓社會矛盾激化升級。普及和提高受教育程度決定著就業人口的素質和生產力的進步，所以還是要從改善內城和貧困階層少年兒童的生活和教育環境著手，不做這筆社會投資，美國就永遠走不出目前的惡性循環。
太陽底下無新事。那些喜歡弄槍持槍的美國人，隻要他們不是精神病人，不是有犯罪前科或者動機嫌疑，能夠保證隻在自己家中使用來保護家人財產，遵守監管和持槍規定，他們愛買多少槍都是他們的第二修正案權力，但是如果他們不願意接受監管約束遵守法律規定，要用手中的槍來宣泄自我,幹涉危害他人自由，他們就應該到那些無法無天的叢林國家去生活，那些地方信奉無政府主義，很適合用槍杆子說話的人的口味；對於那些收受商家遊說團體金錢利益的政客，就是需要媒體和NGO組織的揭發和法律監督，已經被蠶食的政治獻金法案就是需要修改。
我到首都華盛頓工作的第一年，注意到美國政府每年預算總是在軍費和社會福利之間拉鋸扯皮，當民主黨政府上台，就要增加社會福利，而共和黨上台，就是增加軍費。小布什總統上台的八年，軍費從GDP的百分之三點幾左右上升到五點幾，兩場仗消耗的是足足可以消滅幾個大城市貧民窟的投入。我向一位在國會做立法谘詢的律師鄰居感慨，說如何把這些打仗的錢拿來解決美國的販毒和城市貧民窟問題，一勞永逸，十年裏燒的就不是武器，而是為十年後節省下福利經費和警察經費，改善社會治安，提高生產力，增加稅收，那麽國防也一樣可以有錢維護。哪怕用來給沒有醫療保險的人提供醫保，也比拿去戰場燒掉要好啊。
鄰居說你以後在DC生活下去，就會知道美國的政治沒有那麽簡單，各種利益集團左右著選舉和立法，常識通得過，現實通不過去的事情多得是了。我已經在DC生活了23年，這位鄰居的話時時在我耳邊響起，控槍和持槍的問題，不過是這潭深水裏不時泛起的一道波漣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