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居委會的“大禮包”到底是誰出的錢？

最近，免費大禮包出了不少假冒偽劣，但問題不僅僅是執行層麵。

從昨天到今天，我在朋友圈一直在問這樣一個問題：上海居民的大禮包，錢是哪一級出的？我網上找過，沒有答案，也有記者朋友看到了來問我，有答案了嗎，她也想知道。遺憾的是，這個問題一直沒有明確的答案，以我朋友圈的構成來說，這還是很少見的。一個基本問題，都如此模糊，自然滋生出各種問題。

其實，我一直覺得 ” 大禮包 ”
這三個字，不準確、不合適。倒不是說覺得沒有香港美國那樣幾千上萬那麽大，畢竟，從小就接受教育，我們國家底子薄。

關鍵在於一個 ” 禮 ” 字。

最講 ” 禮 ” 的孔子說過：” 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 “，麥克盧漢說過 ” 媒介即訊息
“，我也說一句” 語言即觀念 “。

對這一點，最近我感受頗深，漢語千變萬化，又是由字組合成新詞，獲得新義，這意味著準確性稍差。對某個事物，用什麽詞語，選擇範圍很大，選什麽詞，往往就暗帶了觀點，然後，在傳播中，普及、固化成為觀念。

比如感冒與流感，是完全不一樣的病。普通感冒常見的病毒是鼻病毒、冠狀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或者是腺病毒等等。而流行性感冒常見的病毒是甲、乙、丙型的流感病毒。

在英語中，感冒是 cold，catch a cold，患上感冒 ，bad cold，重感冒；流感是 flu，got
flu，患上流感。此外流感還有醫用名詞，epidemic catarrh、epidemic rheum，都很明確。你說 catch a
cold，還可以上班；但說 got flu，就不會讓你上班了。

在漢語中，流感這個詞，其實也貼切，但由於是組合成新義，就會產生混淆。

奧密克戎是個 ” 大號流感
“，在專業人士那裏，是很明確、很貼切的一個比喻。流感也要死人。根據中國疾控中心的文件，流感在全球每年可導致 29 萬至 65
萬呼吸道疾病相關死亡。2010-11 至 2014-15 季節，全國平均每年有 8.8 萬（95% CI
8.4-9.2）例流感相關呼吸係統疾病超額死亡。

北京市一項針對 2016-2018 年流感住院病例的研究顯示，流感住院患者病死率為 0.5%。所以，奧密克戎是個 ” 大號流感
” 的比喻未必不對，起碼可以作為參考——沒有任何國家會針對流感實施防疫措施。

但是，實際上在中國社會中，流感與感冒被混用了，甚至專家都在混淆。批 ” 奧密克戎是個大號流感 ” 被偷換為了 ”
奧密克戎是個大號感冒 “。到了老百姓那裏，語言就生出了認知，老百姓義憤填膺的質問：”
奧密克戎是大號流感？你放什麽屁！感冒會死人嗎？”

就這樣，一個 ” 語言即觀念 ” 的過程就完成了。

當然，這是一個反例，最初打比喻的人，沒想到漢語之精妙、之模糊，結果，一個本來很好的比喻，被完全搞反了。

好了，言歸正傳，回到 ” 大禮包 ” 上來。

何為禮？在這裏指敬意，” 以禮相待 “。政府對公民，當然可以遵循 ” 禮 ” 的規範。但我們是法治社會，更應遵循 ” 法 ”
的規範。” 禮 ” 強調了某種 ” 私人性 “，私人之間的好意，於是，就帶上隨意性、模糊性，自然就沒人在意誰出的錢了。這，正是一個 ”
語言即觀念 ” 過程。

” 大禮包 ”
更準確的說，應該叫封控補償包、疫情政府補貼包、政府生活保障包等等，那麽，自然不應帶有私人意味，以及隨意性、模糊性，而應遵循政府與公民之間的法治規範、政治倫理。

明確了這一點，正其名了，就可正其所實。我認為，” 大禮包 ” 應該遵循以下幾個規範。

首先，它是政府對封城中的公民犧牲的自由的一種補償。從法律角度來說，根據《傳染病防治法》第 41 條，”
在隔離期間，實施隔離措施的人民政府應當對被隔離人員提供生活保障
“。當然，也可以擴展視為一種謝意。但無論如何，這是居民應得的，而不是恩惠。這是居民監督的邏輯基礎。

其次，既然讓渡自由是一視同仁的，那麽，” 大禮包 ”
也應該是一視同仁的，不分貴賤老少。

考慮到各街道負責采購，東西可以不一樣，但金額應該是一致的。不能說住在金山區的與黃浦區的不同；不能說住老公房的與住別墅的不同；不能說住在
20 萬一平的與 2 萬一平的不同；不能說上海戶籍的與外地人不同。這是大禮包的公平性原則。

第三，既然是政府出錢，那麽，它在財政上應該是明確的。哪一級出錢，每一次多少，都應該明確讓居民知道。居民知道了，自然可以估價，這就能很大程度上杜絕劣質物資。這是居民監督的現實前提。

當然，各街道有自己的資產，這些資產有收益，那麽，有些街道收益多，資金多。但考慮到封城是全市性的，即便街道出錢，更高一級的財政，也應該有一個調整。即便不
” 損有餘 “，也可以做到 ” 補不足 “。

我想，上層製度明晰了，執行層麵的問題，就會變得更少。現在很多城市都有不同程度的封控，上海的大禮包，可為前車之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