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蕩蕩的上海街道和兩名身穿防護服的人。（2022年4月16日）
他們是上海最接近西方的一群人。受過高等教育，基本上都在西方短暫生活過，擁有超出中國普通大眾多得多的收入。他們的身份不同：大學教授、企業精英、科技新貴和有閑有錢的家庭主婦，然而，在封控的上海，他們都在忙著同樣的事情，為滿足馬斯洛提出的第一階段的食物需求而努力，以及每隔一天做一次核酸檢測。在嚴格的封控中，他們到底如何生活？他們又是怎麽看待上海的封控措施?
“這次大家也都懵了。”
陳秋雅女 53歲
大學教授
給陳秋雅打電話時是上海的晚上12點，陳秋雅剛剛從網上搶購完食品。她聽上去有點激動：“我搶到一個199元的蔬菜包。這個店24點開始搶”。
今年53歲的陳秋雅是上海一所高校的教授。她所在的居民區從4月1日起開始實施封控，至今也沒有解封。麵對上海的封控措施造成的各種次生災難–食品短缺、醫療擠兌以及額外的死亡，陳秋雅說：“這次大家也都懵了，所以批評的很厲害，一天一個熱點
。”
她說，對大部分老百姓來說，封控造成的最大的問題是“買菜難”和“就醫難”。陳秋雅疫情期間的微信朋友圈有很多條都是關於如何弄到食物的。有一條是封控初期，熱心的鄰裏進行“物物交換”，另外一條是所在社區居委會給他們發的“全素”菜包，然後就是如何在網上搶菜的。
四月中旬，在被封控在家差不多半個月後，她發過一個帖子感謝她所在的學校在疫情期間給員工弄到了一隻雞和蔥、薑、蒜。她說：“我愛‘XX’(學校名，因采訪者的隱私，略去)。一隻雞已經全部下鍋了。紅燒了。一個月都沒有蔥，本打算靠洋蔥長出葉子來，突然間有了寶貝–蔥、薑、蒜。”
陳秋雅的另一些帖子是轉發專家和學者發表的如何能更好地實施封控，減少次生災難的意見的。十幾天前，陳秋雅在微信上轉發過上海新冠肺炎救治專家組組長張文宏的一段講話，在其中，張文宏說，“不盡快複工，人口死亡率將高於新冠肺炎死亡率”。目前這個帖子已經看不到。
一個星期前，陳秋雅還轉發過中國全國人大代表劉小兵提出的“關於防疫工作的幾點建議”。在這個帖子中，這位同時擔任上海財經大學公共經濟與管理學院院長的人大代表總結了目前上海防疫工作上的種種問題，他特別提到大規模“封閉管理”的弊端。
劉小兵寫道：“這種做法加劇了大家的恐懼心理以及人際間的相互防範意識，引發了大量人道主義災難。”劉小兵呼籲“提高防疫工作的科學性”，“減少次生災害與人道主義災難”。目前，這個帖子因“內容違反《互聯網用戶公眾帳號信息服務管理規定》”也被刪除。
陳秋雅說，她每天都會看到有關封城造成的問題的帖子，有些帖子會很快被刪除，但是，她相信在被刪之前很多人已經看到。在被刪的帖子中，最廣為流傳的應該是《四月之聲》。
《四月之聲》是一部不到6分鍾的視頻，將多段上海民眾的聲音片段編輯在一起，反映上海封城後，普通居民遇到的各種生活困難和不公，包括物資短缺、捐贈食物遭販賣、幼兒和家長被強迫分開隔離、寵物被打死、病人得不到及時醫療救助、方艙醫院環境惡劣等。
與剛剛封鎖時不同，
陳秋雅已經不懷疑這些帖子的真實性了。陳秋雅對封控之初網上出現的上海一對“陰性”夫妻被弄錯為“陽性”，被強行要求隔離的帖子的真實性表示過懷疑。
陳秋雅認為，所有這些都應該是因為上海市政府根本沒有想到疫情會大規模爆發造成的。陳秋雅說，疫情爆發兩年多以來，上海一直在進行“精準防控”，而且“一直進行的不錯”。“精準防控”指的是對管控的區域和人能夠做到比較精準，最大程度減少對大部分沒有感染的人的影響。
上海新冠肺炎救治專家組組長張文宏應該是這項措施的倡導者和領導者。陳秋雅說，她和她的朋友們都信任張文宏這樣的專家。但是，現在上海執行的是來自中共中央政府的“全麵清零”政策。
陳秋雅的小區現在依然處於“封控區”，按照上海防疫的三區劃分–“封控區”、“管控區”、“防範區”，“封控區”實施“7天封閉管理+7天居家健康監測”，7天封閉管理期間，實行“區域封閉、足不出戶、服務上門”。
與社交媒體中傳出的不太一樣，陳秋雅所居住的小區也還沒有被鐵柵欄封鎖。這個做法在陳秋雅看來是“違法的”。陳秋雅現在仍然每隔一天要進行核酸和抗原檢查。她說，現在的檢測比最初的時候有序，一個樓層一個樓層的進行檢測。以前是全居民樓的人擠在一起集中檢測。
4月27日，陳秋雅的帖子是期待結束封控，“實現小區內自由行的”。她說，她的朋友們都盼著能早點結束封鎖，可以出去。她說，作為中國最西化的城市，上海可能是中國最能接受“與病毒共存”的城市。
陳秋雅認為，封控的確暴露了上海的各種問題。比如，她之前並不知道還有些上海人沒有抽水馬桶；上海現在的房價太高；上海的醫療資源太過集中等等。
“最先進、最開放的上海怎麽弄成了這樣！”
石喬 男 27歲
名企科技研發
兩年多前，石喬從外地的一所名牌大學來到了上海一家知名企業從事科技研發工作。從3月12日到現在，石喬和他的兩個同事已經被封控在家，“居家辦公”，已經40多天了。他們居住在上海和蘇州交界的地方，起初，因為蘇州的疫情，他們被隔離，後來，上海的疫情爆發，他們被繼續隔離。
在談到封控在家的日子，
石喬突然說了一句：“我已經兩天沒肉吃了。”他還說，他最高的記錄是一個星期沒肉吃。石喬所在的小區，現在也屬於封控區，購物的主要方式是“團購”。兩天前，他們團購肉類失敗。因為團購的份量必須達到50份，而他們隻是組了20份，所以就成團失敗。
石喬說，他們目前還有30斤大米左右，是所在社區發的。他說，社區隻是保障他們有主食吃。他說，據他所知，社區不同，分發的食物也不同。他們也團購了一些胡蘿卜、土豆等蔬菜。
4月中旬，中國工業和信息化部設立首批保運轉重點企業“白名單”，覆蓋集成電路、汽車製造、裝備製造、生物醫藥等重點行業，石喬所在的企業也在其中之列，石喬被通知去單位上班，但是同時被告知，複工期間不能回家，單位會給每位“複工複產”的員工發睡袋，晚上要睡在水泥地板上。
石喬說，他對封城起初並沒有什麽感覺，對各種食物的缺乏也能湊合過，對各種“通鼻孔”的要求也予以配合，直到自己被通知複工，並被要求睡在水泥地板上後，才覺得這樣的管理“太可怕了”，“哪怕提供一張行軍床也行啊”。
石喬的工廠與特斯拉上海超級工廠差不多同一時間複工。據報道，特斯拉的員工返崗後也要睡地板。但是，石喬說，據說特斯拉員工每天有400元補貼，而他們沒有。
他感覺這次疫情後，上海在全中國的地位會下降，可能不會再像當初吸引他那樣，再吸引新的畢業生。他感歎道：“最先進、最開放的上海怎麽弄成了這個樣子。”
彭博通訊社4月25日的一篇文章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是為石喬的擔憂添加了備注。報道說，上海的封城中出現的各種問題可能會損害到上海作為中國乃至亞洲的一個經濟樞紐的地位。
上海美國商會在封鎖初期對其會員進行了調查，發現 81%
的新冠疫情措施阻礙了他們吸引或留住熟練外國員工的能力。超過三分之一的受訪企業認為，這樣的影響是“大”或“嚴重的”。
報道援引上海美國商會會長鄭藝(Eric
Zheng)的話說，在最近的這場危機之前，相對於中國其他地方，上海已經建立了良好的聲譽，是一個有吸引力的經商之地。這次的危機“對上海市政府來說顯然是一個巨大的考驗：如何恢複到原來的樣子？”
“我的朋友都想‘歸海’了。”
胡曄 男 35歲
科技公司創始人
胡曄在美國拿到了工科博士學位，也獲得了美國的永久居民身份。六年前，他離開美國回到上海附近的一個城市開創了自己的高科技企業。現在他的公司做得不錯，與上海有不少的業務聯係。胡曄是唯一一個接受采訪卻不住在上海的人。但是，他已經幾次想方設法幫助他在上海的朋友快遞蔬菜和食物，並得到他們由衷的感謝。
他說：“我打電話給好多(企業的)高層領導，都在搶菜。我在上海的同學們，很多沒有蔬菜，或者說蔬菜和肉的供給很少。這應該是‘人禍’了……在21世紀居然還有這樣的事情發生。”
胡曄說，上海政府的“高壓和專製”令他很震驚，也令他想起自己當初決定回中國發展時，一個在美國的比他年長的朋友的告誡：“在中國，當你是旁觀者時，你覺得無所謂，但一旦你成了高壓和專製的對象時，你就會覺得這個事情是多麽的難受。”他說，當時，他的朋友讓他的考慮中國瞬息萬變的政治環境，他記得當時告訴他的朋友，“我隻是去做生意，並不打算碰政治，應該沒什麽吧？”
他說，上海朋友們的經曆讓他感同身受了。“
這個城市應該聚集的都是中國的精英了，居然也發生這樣的事情。令人歎為觀止。”他說，中國的精英們生活尚且如此，那些遍布在城市各個角落的農民工和打工者的狀況應該更慘吧。他聽說，一些住在“方艙”的農民工不願離開“方艙”，因為這裏至少還有地方住。
胡曄說，通過他和朋友們的交談，上海的封城影響是巨大的，不僅對身在上海的人，對那些生活在中國別的城市的人也一樣。他說，像他一樣的一批回到中國的“海歸”(從國外回到中國)朋友都有心生“歸海”(離開中國回到海外)之意。他說，有些人已經離開了，有些人在買機票，也有些人可能會等到疫情結束後離開。他本人也打算最近一兩年逐漸減少自己在中國的業務，向國外轉移。
胡曄擔心上海封城對整個中國經濟的影響。他說：“封城會嚴重影響整個長三角的製造業，威脅中國在世界工場的地位。東南亞已經恢複了，
其他國家也恢複了。這會對中國造成巨大影響。”
胡曄提到的已經離開中國的人當中應該包括了中國名企阿裏巴巴的技術副總裁賈揚清，雖然胡曄與賈並不認識。賈揚清在上海封控中通過“關係”逃離上海，回到了美國，並在Facebook上記錄自己逃離的過程，引發網絡聲討。
不僅是“海歸”人才希望再次“歸海”，中國的一些富人們也想離開了。4月17日，英國《金融時報》的報道稱，根據中國政府的“清零政策”，上海封城轉為長期化，以富人為中心的中國人的移民谘詢大幅增加。報道援引移民谘詢公司員工的話說，上海封城後，移民谘詢大幅增加。報道說，在社交媒體微信上，“移民”的搜索量大幅增加。
“沒有更好的辦法”
張亞男 女 48歲
家庭主婦
在上海，也有人認為，這是沒有辦法的辦法。4月25日，張亞男在自己的微信朋友圈轉發了一個帖子：“現在有三個上海。一是電視報道裏的上海。雖然疫情嚴重，但是上海依然春景依然，遍地英雄下夕陽。另外一個是短視頻中的上海，亂象叢生，好像已經是最危險的時候。還有一個就是自家門口的上海，日升日落，車熄鳥鳴，張嘴做核酸，
閉門通鼻孔。隻要不斷食，日子照樣過。”
張亞男認為這個帖子描述的情況“太真實了”，這就是眼下真實的上海。自己屬於第三種上海，而且大都數上海人都屬於第三種。
張亞男屬於上海的“有閑有錢”一族，不用去上班，住在上海比較高檔的社區。張亞男家的小區四月初被封，雖然沒有忍饑挨餓的經曆，但是，她在朋友圈也曬過兩次“特殊時期的水果”
–
一次是切片的西紅柿，另一次是切成段的胡蘿卜。一個星期前，她發了一個朋友圈，感謝朋友給她送的價值堪比“愛馬仕”的蔬菜和肉類。在此之前，她還“哀歎”過自己斷了“可以續命”的咖啡。
在談到封控中的日子時，張亞男說，除了“有點疲憊，看不到頭”之外，並沒有什麽特別的不適應，反正自己本來也“比較宅”。她目前唯一的消遣是在網上追劇。
中國的新冠“清零”政策讓上海許多市民無法獲得醫療服務，因防疫強製措施導致的次生災難和死亡案例也層出不窮。張亞男認為，對上海這麽一個人口眾多的城市來說，封控是不得已的管理方法。
她說：“沒有更好的辦法。”她說，考慮到中國的人均醫療資源，“如果‘躺平’，會死很多人的。”對於疫情中出現的非人性的極端措施，張亞男說：“任何國家都一樣，總會有那麽幾顆老鼠屎，壞了一鍋粥。”
對社交媒體中傳出了上海一些名人和一些本來被看作有特權的人在封控期間也因無法獲得及時治療而死亡的人，
張亞男比較“憤世嫉俗”，她說：“這不正好展示人人平等嗎？”
（為了受訪者的安全，文中人物皆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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