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暫停”在上海的農民工:光活著就用盡全力

困在上海浦東一處工地的農民工，日常活動隻能在工棚內

隨著封控，上海數以百萬計農民工的打工生活被按下暫停鍵。他們是摩天大樓和機械零件背後的人，因疫情靜止在工地、廠區和租住的城郊出租屋中。收入暫停，物資告急，但外界很少聽到他們的聲音。有些農民工已經過了
60 歲，不會使用智能機，也不清楚身處的地點，被隔絕在信息之外。有人也怕自己 ” 成為麻煩
“，不敢輕易求助。

除了等待，他們能做的不多。但與此同時，他們中的很多人也是家裏的頂梁柱，擔憂著自己的 ” 暫停 ”
會給家裏帶來問題。

4 月 22
日，上海市人社局出台《關於做好當前農民工服務保障工作的通知》，明確人社部門將加強與方艙醫院、各類保供企業、複工複產企業的對接，協調各方力量幫助農民工就近就地用工。全力維護農民工工作報酬、職業保護等權益，還將進一步暢通農民工維權投訴渠道，及時發布政策信息。

深一度視頻：被困在上海工地上的農民工

桑樹葉不知被誰吃了

無事可做，李向倫決定寫疫情日誌。他喜歡文學，愛寫文章，堅持寫了好幾年，打字不方便，就在智能機上手寫。寫第一篇時，封控已經進入第
19 天，他回憶起封控之初的日子。自 3 月 31
日起，他所在的嘉定區馬陸鎮大宏村開始封控。最初李向倫甚至有點竊喜，他不知道自己要被封控多久，隻是忙碌半生，這是難得一次能夠理所當然休息的日子，除了沒有工資。

連續幾天，他關掉鬧鍾，睡到自然醒。然後開始重複的一天：洗漱，做抗原自測，填表單，向公司上報核酸和抗原結果，然後盤算自己剩餘的食物，給自己做兩餐飯。

今年 61 歲的他在一家廠裏做質檢員，在 8 小時或 12
小時的班上，他要全程站著對三十幾張機床上的零件進行抽檢，每個月收入五六千塊。早在 2004
年他就隻身來到上海打工，那時小兒子還在讀初中，妻子留在老家照顧老人孩子。現在大女兒和小兒子都已成家生子，但李向倫還想在上海繼續漂著，他沒有醫保，想給自己和妻子攢點養老錢，”
不想給孩子添麻煩 “。

多年來，他一直租住在距工廠不到 1 公裏的大宏村。這裏距外灘 30 多公裏，除了為數不多的本地老人，有差不多 600
位在附近工廠打工的人租住在這兒。除了新建的三層別墅，村裏基本上都是八十年代建成的兩層老式民房，房頂蓋著黑瓦。李向倫住的那棟房子有四間房，改造後，租給了五家。

李向倫的房租每個月 600 塊。10
平米的房間內沒有衛生間，要出門去村裏的公廁。廚房也沒有，他在門口的架子上放了一個煤氣灶。他想把日子過得講究點，上一戶走後留下了些舊櫃子，他添置了電視，還有洗衣機。

封控後的第 10
天，李向倫的前後鄰居和住在二樓的原同事核酸檢測呈陽性。他的門口就是樓梯，鄰居上樓必須要經過他家。李向倫一直把門關得緊緊的，直到第二天下午
6 點半，120 救護車將鄰居接走。李向倫記錄下那時的感受，” 一夜之間 …… 我真的恐懼了。”

食物不是他最緊要的問題。前半個月，村裏發放了兩次物資，第一次，一個胡蘿卜一根萵筍，笫二次，一個紫卷心菜，兩個小土豆，兩個小蘋果。村子裏有個好心人為每戶捐贈了一公斤麵條，三個雞蛋，一斤鹽，如果省著吃，可以吃上三天。半月後，他又收到一公斤麵粉，一公斤麵條，五公斤大米，以及一桶
1.8 升的油，隻是沒有蔬菜。

同在上海，在李向倫收到物資的時候，20 公裏外的吳子良和自己的 16 名施工隊員，正在麵臨食物緊缺。

這是 38
歲的吳子良在上海工地上做工的第四年。他的施工隊員來自全國各地，最小的二十歲，年齡大的五十幾歲。封控前，他們的工作是給嘉定區江橋鎮某工地十幾棟樓安裝消防設施。

今年 2 月底來上海後，17 個人分住在工地上的四間臨時宿舍，吃住都在裏麵。距工地 20
分鍾路程有家農貿市場，平時大家就去那買菜，自己在宿舍做飯。3
月底開始，由於疫情封控，施工材料運不進來，工地不得不停工。往日嘈雜的工地，一時大門緊閉。

吃飯成了最大的問題。封控後的前 14 天裏，他們的全部存貨是 8 個發芽的土豆，3 顆蔫了的包菜，3
根逐漸變黑的萵筍。沒什麽人能求助。” 我們老板也被封控在裏麵，他也一樣沒得吃。”
吳子良說。有天吳子良發現，工地邊上兩棵長出嫩葉的桑樹，葉子全被擼光了，” 不知道被誰摘了吃了 “。

他開始嚐試在網上向社會求助。有誌願者聯係上他，給每個人送去一箱方便麵。他跟誌願者講，其實也可以去工地的大食堂買飯，但 ”
一頓飯要 20 多元，一直在漲價，快一個月沒活幹了，沒有工資，大家吃不上幾頓就沒錢了。”

封控到了第 14 天，吳子良和工友的所有存貨僅剩下包菜、萵筍和發芽的土豆

去哪裏領物資？

不得不向外界求助的還有梁向琴。3 月 1
日，她從老家江西來上海找工作，一直和丈夫住在浦東新區張江鎮的工地宿舍裏。多年來丈夫一直在外務工，她在家裏陪讀，兼職做營業員，每個月能收入一千來塊錢。今年小女兒也考上了大學，梁向琴決定來上海找個工作，陪著丈夫。

年輕時，她曾在上海的電子廠裏工作。可是這次再來，一直碰壁，她年齡超過了很多工廠要求的 45
歲上限。丈夫和工友正在建的路橋項目，再有一個月就完工了，疫情的暴發終止了進度。梁向琴和丈夫以及 60
個工友被封控在工地的工棚裏，兩人一個房間。工友裏沒有年輕人，大部分人都在 60 歲以上。

處在疫情較重的區域，工地周邊村鎮的陽性病例每天都在增長。剛開始他們要到最近的韓蕩村跟村民一起做核酸，後來村裏確診人數越來越多，為了避免交叉感染，梁向琴和工友多次跟負責核酸采集的人爭取，希望讓工作人員進入工地給農民工測核酸。爭取有了成果，工友不用再去村裏排隊。

梁向琴成了這些農民工的臨時 ” 管家
“。有人防護意識不強，她就每天多次叮囑大家要勤洗手，帶好口罩。很多農民工用的都是老年機，隻能接打電話，發短信。每次抗原檢測完成，她得一個個幫他們上傳抗原結果。

韓蕩村是距離工地最近的村莊，這輪疫情開始前，大家的快遞都會寄到村裏。做核酸時，梁向琴和工友了解到村裏已經發了好幾批物資，有牛奶、麵包、鹽，但工友們一直沒有收到這些物資。工頭曾代表工友聯係上村裏的負責人，但是幾次溝通下來，被對方拉黑了。

距離稍遠一點的錢堂村，在為村民分發完物資後，曾給工地送來過一些蔬菜。但工地究竟屬於哪個村管轄，又該去哪裏領取物資，他們自己也不清楚。

很快，沒吃的了。4 月 14
號，梁向琴在短視頻平台上向外求助。第二天，誌願者給每人送來一箱方便麵。那天早上，他們已經斷了糧，沒吃早飯。工地旁的河邊，野草發了嫩芽。有工友說，去挖野菜來吃吧，梁向琴攔下，”
萬一有毒可怎麽辦，我們也分辨不了 “。

接到誌願者的電話時，梁向琴想，起碼不用挨餓了。她把消息告訴工友，” 他們都不相信，說哪有這麽好的人
“。但是方便麵運到，分到每個人手上時， ” 一個個看起來就像過年了一樣 “，梁向琴一陣心酸。

向外求助的決定是她一個人做的，她知道這些農民工不想麻煩任何人，” 他們雖說掙的是辛苦錢，但是他們也是很要麵子的，不願找別人要
“。

李向倫講起，同住在村裏那些獨居的打工人，” 平時就不做飯，家裏肯定也沒啥吃的
“。但大家都不輕易求助，他很少在群裏看到有人說缺什麽。有天群裏有人憋不住了，說想喝酒。他家裏存了家鄉自釀的高粱酒，就裝了一礦泉水瓶，放在外麵的圍欄邊讓工友自取。他自己很久沒吃青菜，有鄰居想給他送點自己存的萵筍，他拒絕了。

3 月 28 號，浦東地區進入封控狀態，早在 24
號，工地因為周邊疫情嚴重，已經開始嚴格管控。梁向琴所在工地在封控前采購時，隻簡單采買了幾天的食材，” 以為最早 4 月 1 號就會解封
“。封控遲遲沒有結束，買來的物資都盡量節省著吃，但最後的 10
個蘿卜全爛了。食堂師傅把爛的部分削掉，用鹽醃起來，早上給大家配米湯吃。

4 月 5 號開始，米已經快見底，米飯慢慢變成粥，再變成稀飯米湯，一天兩餐也變成了一天一頓稀飯。” 每天中午 12 點半吃一頓
“，大家這麽堅持了四天。梁向琴覺得自己喝水還能堅持，但那些年齡大的工友，” 已經餓得沒有什麽力氣了，情緒也不高 “。

求助誌願者之前她給政府熱線打電話，有人給送來了一些麵粉和幾個蔬菜包，裏麵有青辣椒、茄子，還有黃瓜。但對 60
個人來說，這些物資堅持不了幾頓。那天中午，食堂師傅炒了茄子，但 ” 誰也不敢多夾
“。方便麵大家也舍不得吃，梁向琴和丈夫餓了就煮一包半，兩個人吃，一天最多吃兩頓。

幫助吳子良和梁向琴的誌願者團隊也同樣被封困在上海。他們的團隊從最初的 3 人，增加到現在的 40 人。在 4 月 23 日和
24 日兩天的總結中，他們從快手、微博、公眾號留言、合作夥伴介紹等途徑導入 358 個求助信息，為 335 人送去 390
箱方便麵。

華東政法大學經濟法學院副教授李淩雲撰文談到，在滬農民工作為特殊群體，因散落在城市各處，麵臨著防疫難、物資少、住宿難、收入少等問題。為了保障他們的權益，需要政府部門和基層組織做好重點群體困難狀況的摸排，動員整合各方資源，加強防控和醫療救治，落實生活物資保障以及加強收入保障和社會救助。

李向倫所在的村子正在進行核酸檢測，封控後這成為村裏的日常

” 頂梁柱 ” 被按下暫停鍵

閑下來，每個人都開始擔憂。停工切斷了收入，這是他們最大的心病。不同於廠裏月結工資，很多工地上的農民工都是工程結束才結款。梁向琴丈夫的工程因為這次疫情暫停，現在兩人花著從家裏帶來的錢。

梁向琴的丈夫是家裏的頂梁柱，供兩個孩子讀書。去年過年前，丈夫還沒回家，梁向琴發現婆婆日漸消瘦，多次檢查後，確診了肺癌。現在，婆婆每個月的靶向藥加上營養費要五千塊錢。丈夫的弟弟也幫著承擔藥費，但是
” 他還年輕，婚還沒有結 “，梁向琴也心疼嫁過來後看著長大的弟弟。

丈夫的憂愁她一眼就能看出來。封控之初，大家都把前幾天當成了難得的假期，幾個人坐一塊打小牌，賭幾支煙。梁向琴也跟著手機跳跳廣場舞，聽聽歌。她還把手機放在桌子上，播放視頻，大家圍成一圈一起看。後來解封遲遲沒有動靜，牌也沒人打了，都安靜地躺著，有的給家裏打電話，還有鬧脾氣說晚上要偷偷溜走的。

一向開朗的丈夫也不愛說話了，人也變得愈發暴躁。提起母親的病，梁向琴都會多說幾句寬慰他的話，但說多了丈夫語氣就變得凶。多年來，丈夫少有時間陪伴家人，原本孩子都上了大學，生活應該是翻到下一頁了，可
” 老人苦了一輩子，還沒過上一天安生日子，就得了這個病，我老公心裏愧疚 “。兩人給老人打去電話，不敢說工地上的情況，隻報喜不報憂，”
婆婆還叫我們暫時不要回家，老家都是老人小孩，讓我們要對他們負責，等疫情平複了再回去 “。

這段時間丈夫吃不下、睡不著，”
隻要疫情早點過去，我們能夠正常工作，我覺得這個也是能負擔得過來的。我們心裏的壓力非常大，很迷茫，現在家也是回不去的。”

在封控期間還能保證收入，是難得而幸運的。3 月 31
號，李向倫的前同事劉勝收到公司的消息，廠裏需要安排一部分人趕幾天工。疫情前，廠裏有意識地儲備了一部分生產材料，他這一去，就被封控在了廠裏，原本以為隻要幾天，”
但現在一封就快一個月了 “。

劉勝已經來上海超過 20
年了，原本妻子跟他一起在上海工作。去年，妻子回老家照顧老人。兩個孩子都讀了大學，正是需要錢的時候。他跟李向倫租住在同一個村裏，一間帶衛生間的屋子，每個月八百多塊錢。

眼下，在廠裏的工作從早上七點半到晚上七點半。廠裏沒有宿舍，劉勝住在臨時騰空的辦公室裏，地上鋪上紙板，上麵放著睡袋。租的房子沒住，但是房租還要交。好在三餐能在廠裏解決，不過食堂儲備的菜也都是蘿卜、洋蔥、土豆這些易儲存的菜，他已經很久沒吃過綠葉菜了。

劉勝說，村裏工友的微信群裏，疫情後總有陌生人進來，聲稱能幫大家低價團購到蔬菜。但收了錢，人就不見了，後來被證明是騙子。能上班，劉勝的心裏負擔小了很多，跟家人提起上海疫情，還安慰家人，”
我在上班，沒事 “。

雖慶幸還能保住收入，但劉勝廠裏備的材料也支撐不了幾天了，” 差不多也就到月底
“。這也意味著，如果生產材料用完還沒等到複工，劉勝的工作和收入也要暫停。

4 月 26
日，工作人員在車站等道口進行相關查驗工作，最大限度減少風險人員輸出，防止疫情外溢

” 不知道老家割麥子時能不能解封 “

丁勇的遭遇跟他們都不同。今年 2 月從河南來到上海，這是他第一次來上海。在這之前他都在老家務農、在工地打零工。

3
月以來，他在嘉定的一處工地上工作。具體位置，他也說不清。這座城市對丁勇來說是完全陌生的，疫情裏的遭遇也一樣，很多時候他的回應都是，”
俺也不清楚 “。對他來說，工作地點在哪兒、在哪兒住都不是緊要的事。他沒上過學，隻想著不要停工，保住收入，能夠按時給家裏寄錢。

用丁勇的話說，到上海 ” 隻幹了 10 多天活，歇了 20 多天了
“。丁勇說，隨著疫情封控，平時一兩塊錢的泡麵，漲到了八塊，幾毛錢一枚的變蛋，漲到兩塊五 ……
他來上海時，身上帶的兩千多塊錢早已經花光了。後來，工友們一起跟老板爭取到了一頓飯 10 塊錢的餐補。

工地停工 20
多天後，工友裏有人核酸陽性，丁勇和工友在一天夜裏被旅遊大巴車轉運到賓館隔離。他不知道這個賓館在哪兒，唯一能確定的是，一棟樓有六層，裏麵住滿了工地上的人。因為手機流量不夠用，他隻在早上打開網絡，看一下消息，然後斷網。

丁勇妻子的外甥在自己的公眾號上，講述了姨夫丁勇來上海前的生活。

前幾年，丁勇和妻子一直在浙江寧波的工廠工作。兩人經常加班，他一個人幹兩三個人的活。直到妻子病倒，無法繼續工作。去年，他在老家的工地上幹活，到年底結算工資時，包工頭扣著錢不給，大年二十九丁勇還在包工頭家要錢。後來，錢要回來，但比當初商定的少了將近一半。今年，他一人來到大城市，想著在這裏掙錢能比老家容易些、多些。

家裏人還不知道丁勇被隔離了，怕家裏擔心，他不敢交代太多。隔離賓館供應一日三餐，不需要自費，丁勇說，這很好了。前些天，丁勇和外甥通了電話，掛電話前丁勇說，”
不知道老家收麥子的時候，能不能解封，等解封了，我可能不會再來了 ……”

” 其實，我們最擔心的並不是轉為陽性，而是生活上是否能堅持到那一天。”
李向倫說。時間久了，他忽然覺得，與其這樣提心吊膽地捱日子，倒不如轉陽算了，進了方艙醫院，起碼就不會為生存而發愁了。想了想，他又覺得羞愧。

吳子良的方便麵也支持不了幾天了。大多數時候隊裏的人都坐著一言不發，坐不住了就睡覺。怕家人擔心，工友們也都不太跟家裏聯係。”
大家都看電視，其實也知道現在的情況。” 吳子良說。

每天都會有工友問他：什麽時候複工？吳子良總答 ” 快了 “。他隻能敷衍，” 我也不知道，我也搞不清楚，我比他們更著急。”

在 4 月 24
日上午的疫情防控新聞發布會上，上海市衛健委副主任趙丹丹表示，從近階段的疫情數據情況來看，新增陽性感染者數量還是比較多，處於高位波動狀態，主要是在部分建設工地、企業等聚集性疫情有所抬頭。

針對建設工地、企業等聚集性情況，市、區兩級防控部門將進一步強化 ” 四方責任
“，加強健康監測和人員篩查，做好有關區域內的環境消毒，嚴格落實個人防護措施。盡快恢複正常生產、生活秩序。

封控近一個月，4 月 27
日，李向倫所在的村莊已經從封控區轉為管控區了。他說，沉寂了許久的村莊，恢複了一些生氣。早上能看見村莊裏有三三兩兩的人在一起聊天說笑，河邊也有人垂釣。他在日誌中寫下，”
我感覺離解封的日子，應該不遠了。這種心情，仿佛是在漫長的黑暗中，看見了一線曙光。”

前一天，梁向琴和丈夫打工的工地也由封控區轉為管控區。雖然還不能走遠，但工友可以走出房門在工地大門口轉悠了。她也終於聯係上一個供貨商，幫大家買了些胡蘿卜、土豆和卷心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