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2021年9月,許多人已經預感到這一危險趨勢的來臨——最高法院拒絕對得克薩斯州的“心跳法案”發出臨時禁令(Temporary
Injunction)。在裏程碑式的《羅伊訴韋德案(Roe v.
Wade)》判決五十年後,女性群體已有重重阻礙的墮胎權再次麵臨受到進一步限製的可能。許多女權主義活動家和生殖健康醫學家悲觀地指出,在今天的最高法院自由派式微的背景下,羅伊案判決被推翻幾乎是必然事件,問題僅在於這隻靴子會在什麽時候會落地。
不過對於“神廟”之內的大法官而言,這隻靴子可能已經落地。一名最高法院的法官助理疑似泄露了塞繆爾·阿裏托大法官(Justice
Samuel
Alito)主筆的多數意見,其中不乏對1973年的羅伊案判決的極大不滿乃至不屑。在這份多數意見中,這位由前總統小布什任命的保守派大法官不斷將墮胎問題稱為
“深刻的道德問題” ,並強調在羅伊案判決時有多達30個州禁止墮胎。然而,這一判決 卻
“強行終止了墮胎問題作為政治議程的延續”,因此“從一開始就是一個極其惡劣的錯誤並造成了破壞性的後果”。
“極其惡劣的錯誤(Egregiouslywrong)”這類聳人聽聞的詞匯毫無疑問將羅伊案視為美國曆史上最大的錯誤判決之一,與之為伍的是合法化種族隔離的普萊西案(Plessy
v. Ferguson)和認定黑人不屬於美國公民並因此沒有基本權利的斯科特案(Dred Scott v. Sandford)。
公眾的負麵反應排山倒海,而最高法院對此心如明鏡。在多數意見初稿泄露幾乎同時,最高法院便悄無聲息地把前門的台階用路障圍了起來。然而這並不妨礙越來越多的抗議者聚集在最高法院門口,激烈表達他們對墮胎可能無法繼續作為一種憲法權力存在的憤怒和不滿。
在19世紀下半葉之前,美國政府對墮胎沒有法律限製。據作家萊斯利.裏根(Leslie
Reagan)的《當墮胎非法時》,這種趨勢最初始於1857年,原因與宗教話語並不完全相關。如今已經是美國最大的醫生組織的美國醫學協會,當時是一個新成立的醫生專業團體,對來自順勢療法和助產士等非正規醫療從業者的競爭感到不滿。他們遊說政府禁止墮胎的目的,是要求州政府賦予他們否決所有其他醫療實踐的權利。該運動的一位領導人在1868年寫道:“這些地區應該由我們自己的孩子來統治,還是由外國人的孩子來統治?這是我們的女人必須回答的問題;國家的未來命運取決於她們的雙腿。”
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從一開始,限製墮胎的議程就與家庭價值或生殖健康沒有什麽關係,而是對早期女權主義的反動否定,想通過這些限製讓更多的女性在醫學界的發展,同時依照他們的好惡創造一個關於性行為的道德標準。
到了1873年,一項聯邦法律以“反對淫穢色情”為名禁止郵政係統寄送提供墮胎的藥物,不久之後,全國各個州都陸續通過了禁止實施墮胎手術的法令。從那段時間開始,墮胎在美國接近100年的時間裏都是違法的。這些醫生們利用墮胎作為宣傳話題,成功地遊說政府將醫院護理完全製度化並被他們所控製,從而禁止了助產士和順勢療法的存在。禁止墮胎,隻是他們這項行為的附帶損害。
從1930年代開始,有多名醫生在暗中為女性實施了墮胎手術,不僅包括有能力承擔費用的白人女性,也包括許多貧困而沒有退路的少數族裔女性,有許多是打著沒有被禁止的“治療性流產(一旦不進行墮胎則會對母親的生命構成威脅的情況)”的名義進行的。然而,隨著治療性流產醫生建立了管理委員會,許多實施了手術的醫生失去了執照甚至被逮捕,造成墮胎數量急劇下降,直到《羅伊訴韋德案》的判決出現。
如果羅伊案判決被推翻,那麽作為墮胎工具的鐵絲衣架很可能會又一次出現,創造無數個悲劇。小小的衣架不僅象征著私自墮胎的危險程度,更象征著從性別,宗教,種族,階級的多方麵交錯的不平等。那根扭曲的鐵絲是一種被重新利用的工具,因為正當而安全的手段永遠隻為有能力的人所準備;對於那些特權更少、金錢更少、人脈更少的女性,其中許多是少數族裔來說,她們隻有一個衣架。
被記錄在冊的墮胎數字在2022年之前就已經正在逐漸減少,從2011年的105萬起到2017年的的86.2萬起。在此期間,32個州頒布了394條關於墮胎的限製,導致許多墮胎診所被強製關閉,為患者獲得墮胎服務製造了嚴重的後勤障礙。在墮胎權利被嚴格限製的阿拉巴馬州隻有三家墮胎診所還在運作,而在密西西比州更是僅僅剩下了一所。
對墮胎的法律限製會針對個人獲得墮胎程序的能力,以及墮胎服務者能夠正常提供相關程序的能力。這些限製中的任何一項都可能導致一些人被迫繼續她們本想結束的妊娠,從而達到降低墮胎率的目的。但是,立法限製或者禁止墮胎,所阻擋的隻會是墮胎程序能夠在受到保障的安全環境下實施的能力。由於無法獲得相關保障,許多女性會選擇自主進行墮胎,其中包括自行購買藥物引產,甚至包括使用鐵絲衣架來墮胎。這種危險的手段,往往會導致母親的傷殘甚至殞命。
一個沒有羅伊案判決的美國會迅速讓數千萬女性失去合法尋求墮胎的全部渠道。21個州已經推出法令,隻要羅伊案判決被推翻就自動取締大部分合法墮胎;16個州和哥倫比亞特區製定了相反的政策,保證無論最高法院作出什麽決定墮胎權利都會得到保障。
如果沒有聯邦製度對選擇權的保護,推測美國此後政治格局會是什麽樣子並不容易。民意調查顯示,大多數受訪者支持為婦女提供墮胎的機會,特別是在早孕期,而且並不支持將進行墮胎的醫生或女性定罪。此外,隨著拜登時期的聯邦政府結束了對郵寄流產藥物的一些限製,通過在線遠程醫療服務提供藥物流產的服務正在增加,也更難以被法律所阻止。
可是,對於那些沒有對郵寄避孕藥具提供法律保護並可能將墮胎定為非法的州,尤其是素來保守的南方,家庭條件困難的婦女將遭受最嚴重的後果。由於缺乏資源和資金,她們可能無法搬到另一個墮胎合法的州去進行墮胎。即使在這種情況下被迫生育,這些州的福利法律也不足以讓這些女性將孩子正常地撫養成人,從而進一步加劇和延續了社會上的不平等。在共和黨政治家的眼中,這樣的問題非但不是他們推出的限製造成的惡性循環,反而是民主黨支持“社會主義”的惡劣後果。
早在今天的爆料之前,最高法院就已經遭受了嚴重的合法性危機。目前,最高法院的政治力量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強大;由於總統和國會在通過推行改革或製定政策方麵經常陷入僵局,變化往往是由最高法院的決定推動的。理論上說,最高法院的決定是非常謹慎的;它每年收到7000至8000份請願書,但通常隻會對約80個案件進行庭前辯論。最高法院對所審理的案件幾乎有完全的自由裁量權,它們的最終裁決會成為對下級法院和法官本身具有約束力的先例。
如此巨大的裁量權為大法官創造了政治優勢,因為他們是無需競選的。出任大法官需要來自通常屬於同一黨派的總統的政治任命,並由參議院批準,而且他們不能被投票罷免。最高法院大法官直接或間接地討論他們的政治而非司法觀點的例子有很多,比如前任大法官魯斯.巴德.金斯伯格(Ruth
Bader
Ginsburg)曾稱抗議國歌的運動員“表現出對一個使他們的父母和祖父母能夠過上體麵生活的政府的蔑視”,而阿裏托曾對保守的法律團體聯邦主義者協會公開表示信仰和公民自由受到了民主黨人的威脅。
然而,沒有人比被老布什提名的克拉倫斯.托馬斯(Clarence
Thomas)更進一步破壞了法院的合法性。他是一個嚴格的原始主義者,他認為憲法在通過時應該有同樣的解釋,盡管這份憲法是在奴隸製合法和婦女不被允許投票的時代通過的。他還認為,隻有在存在與當前案件類似的法律先例時才應做出決定,否則就不應進行改革,同時還稱第二修正案是“美國公民的特權”。他對於憲法的原始性理解成為了最高法院政治改革的最大阻力,而他的書記員許多後來都被參議院提名到各地成為了地區法官,延續他的政治思想。他的夫人吉妮.托馬斯(Ginni
Thomas)是一名保守派政治活動家,曾大肆支持汙蔑民主黨成員為“戀童癖”的QAnon陰謀論,並公開參與了對2020年大選結果的法律挑戰和1月6日的國會暴動。因為這層關係,拜登曾經要求托馬斯回避關於國會暴動方麵的最高法院案例,但是沒有得到回音。和阿裏托一樣,托馬斯不認為憲法的原文討論了墮胎的事物,所以這一決定應該由各州的政府做出。
在這個時候選擇做出推翻法律先例這樣出格的舉動,可能會讓原本躊躇的民主黨人可能終於有了下決心改革最高法院的合法理由。他們以墮胎權利被最高法院剝奪為引,就此推出包括限製大法官任期、用更強的道德審查約束大法官,甚至擴大最高法院的規模等措施。可是這些改革手段都不可能在本屆國會通過,因為他們沒有足夠的票數來廢除冗長議案,該規定要求一旦有參議員對法案提出不同意見就需要60票才能得到通過,而這對於一向對半分的國會來說十分困難。
約翰.羅伯茨(John
Roberts),這位不讚成墮胎但不喜歡否定法律先例的首席大法官,可能並不了解羅伊案判決的倒下將是怎樣的一場災難。即使他明白這一點,由於五位大法官的司法理念比他更保守,他的意見也不怎麽重要。如今的美國政治早已不是一團和氣,而是你死我活;對民主製度並無尊重而對權力眷戀不舍的共和黨政治集體們,可以用包括暴力在內的一切手段來對抗他們的政治觀點並不符合主流民意的事實,而選擇在此時此刻剝奪女性的墮胎權利就是最昭然若揭的一個寫照。
人權專家和全球社會十分擔憂美國對婦女基本權利的限製。自2000年以來,有31個國家擴大了墮胎的權利,而美國是其中的三個國家在這一方麵開倒車的之一,另外兩個是尼加拉瓜和波蘭。這三個國家,近些年不約而同地出現了公眾意見的兩極化和專製政治領導的崛起導致民主基礎的衰退的情況。
合法墮胎權利的保障,仍然是一場全球性的鬥爭。如果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冷酷無情地決定終止對這一問題的保障,這不僅是本國人民基本權利的巨大倒退,而且將產生全球性的惡劣影響。墮胎被非法化的現實一旦產生潛移默化的作用被廣泛接受,那麽也許它就很難再有重新得到聯邦保障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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