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厚辰：抵抗，不能隻靠反對說“羊”和“大白”

文 | 李厚辰，現居上海

這兩天，上海一片初夏的溫熱，天光明媚，草木瘋長。遙遠的鳥鳴聲與近處的風聲應和，久久回蕩在窗外。

據說野貓已經占領了人民廣場，黃鼠狼與零星的騎手並駕齊驅，穿過多風的夜空的寂靜，而更遙遠的爭吵與掙紮聽不到。

“半夜等快遞時，遇到的小區遛狗人” 上海一隅，圖/Portia

這座城市再一次被命令進入“靜默”，當然在他們下達指令前，反複的折磨也早已讓大多數人疲憊，長達40日的驚弓之鳥，也不再為弓箭呼嘯而再有驚顫。

對很多人來說，這是第一次感受到，原來悲傷和憤怒是一件如此消耗的事。我們本以為悲傷和憤怒是一種強烈的爆發性情緒，不去壓抑就會失控。而後才意識到，保持悲傷與憤怒才是真正的本事，就像一場馬拉鬆。

於是大多數人退守到自己的領域，希望維持起碼內心的體麵，一種個人主義式的反抗，寄望於與這些糟心事隔絕，重整自己的生活和精神世界。不過對身處上海（或是其他疫區）的人，想要隔絕卻很不容易，畢竟所有這些令人恐懼的新聞，和大多數人隔著的，不過是一次核酸的距離。

對風險的恐懼幾乎是逼著他們一再睜眼，在無數聊天記錄和視頻的恐嚇下顫動。這種迫身切膚的痛感，已經不再是用一句“毀滅吧，趕緊的，累了”可以消解的。

人們拚命抵抗，又希望找到慰藉。前幾天，一位知名作家提出了她認為保全尊嚴和自我的路徑，大概是埋身於藝術、哲學，遠方，故人，這當然都是令人寬慰的東西。不過麵對隨時響起的陌生號碼，門口激烈的敲門聲，核酸檢測結果的“待上傳”，藝術是否真可以成為我們的救星？

於是我們轉向對“語言”和“語用”的反抗，將此作為我們堅持“自我”的方法，今天的討論就從這裏開始。

01

通過語言反抗大家都應該看過不少對語詞的反思和批判。例如“羊”，即“陽性患者”的某種諧音，對這個詞匯的批判，包括認為這種說法是讓病患“非人化”，導致其“人格喪失”，甚至會阻礙一些人坦白承認自己的抗原自測結果。

這在語義上說得通，使用動物即是“非人”，將導致“人格”的侮辱。但實際想想滿不是這麽回事，我們生活中將人比喻作動物的情況很普遍，忠誠的像狗像馬，勤奮的像牛，狡猾的像蛇像狐狸。愛好登山的自稱為“驢”，人們也願意做測試，自己像貓還是狗。

在更大的語言空間裏，碼農自嘲為資源分配上較低順位的農業人口，他們卻並不真的地位低下，反而多是社會的寵兒；而醫護職業總被稱為天使，麵臨實際矛盾，也不為他們增添額外的威嚴。

所以我很懷疑語言會如此“直接地”在生活中起作用，僅僅因為一個詞匯的某種內涵，就扭轉我們的看法和行為。這也許是根植在我們文化中的某種“正名”的衝動，即對“名正言順”本身額外的重視，因而我們對名諱的尊重與否，詞匯本身附帶是祝福還是詛咒的要素格外看重，這會讓我們高估單一詞匯的作用。

導致鄰裏對陽性病例抵觸和反對的，當然不是大家稱呼他們“羊”而詆毀了他們的人格，而是“連坐”式的隔離製度設計，範圍越來越大，最近甚至在一些地區有了“十字花式”的轉運方式（確診後，同單元與同樓層都要一同轉運）。

一地殘絮中折翼的蝴蝶，躺在封鎖線的街角對麵。 上海一隅，圖/李厚辰

“連坐”式轉運方法若不改變，恐怕換什麽樣客觀或尊重的稱謂，即便用上最有同情心和尊榮的稱謂，都不會改變這種抵觸和敵視。在這裏我們反對一種“薩丕爾-沃夫假說”，即語言結構決定人類思維，我們使用何種語言，我們就會如何思考，進而決定我們的行為。

但我不認為這種自覺抵抗是沒價值的，這更像是一種自我的道德要求，就像很多人選擇不說髒話。我想沒有人認為髒話是社會問題的根源，好像是髒話才引發了“髒思想”，產生了“髒行為”。似乎隻要大家都不說髒話了，社會就會其樂融融。

髒話不過像是那個社會疾病導致的一場皮疹，不說髒話的人也不一定就多麽高尚，欺騙、諷刺、諂媚、絕望，這些都不需要髒話。

但不說或少說髒話依然是保持住“自我”的某種方式，不說“小陽人”，而說“陽性病例”，不說“大白”而說“防疫人員”，如同對很多網絡流行語的拒斥，確實是保留住自身語言風格的方法，這本身很有價值。

這裏的關鍵分疏就是，這是一種“個人風格”上的抵抗，而不是對真正“惡”的抵抗，僅僅反對一個詞匯的使用，本身能有什麽魔法式的效果呢？起作用的是背後的一整套語用，和這套語用的使用者以及社會規則和功能，我們不必過於高看語詞和語用的“意謂”。

02

語言難以抵抗語言的抵抗是一種個體化的抵抗，我非常懷疑我們可以通過“倡議”改變語用。因為語言的使用除了價值判斷上的優劣，還具有語言係統本身的特征和韌性。

將陽性病例稱為“羊”，既有當下諧音梗流行的原因，很多也用emoji的替代，這也是一種非常廣泛的語用形式。陽性病例變成“羊”，與其說是有人故意將病例“非人化對待”，不如說是一種方便和流行的符號化策略，順應網絡概念演變一貫的諧音化、emoji化的特征。希望脫離這個整體趨勢路徑，而使用一個較為複雜的詞匯“陽性病例”，這是一個不符合語用係統整體風格和便利性的方案。

上海一隅，圖/李厚辰

同樣的狀況在“大白”這個詞匯上更明顯。我自己其實也抵觸這個詞匯，不接受籠罩在這個詞匯上那種溫情脈脈的保護者的含義，因為在實際世界中，情況甚至完全與此相反。但我也明白，我們幾乎不可能找到任何其他詞匯替代它。

這個詞匯幾乎集合了一切互聯網時代流行概念的特征，來源於文藝作品，極其簡單好記，筆劃甚至在十劃以內，所見即所得，精確描述對象。而可用的替代，“穿防護服的人”太複雜又文謅謅，“防疫人員”其實也不準確，穿著防護服的人不一定都負責防疫，還有可能是誌願者或警察。

現在，“大白”這個詞匯甚至引申到描述防護服本身，產生了“給他拿一套大白”這樣的用法，而這些語用毫無疑問在進一步強化這個詞匯本身的韌性。

舉上麵的兩個例子，是想說明，語詞的產生和使用是一個複雜係統的秩序湧現過程，這個過程的湧現秩序一旦產生，便很難靠倡議或計劃的方式去改變，這是件挺令人無奈的事。對於很多詞匯和係統性的語用，我個人也深深反感。但我也知道語用改變，不像是拿下一幅畫，掛上另一副，語用本身在一個網狀的係統中，一旦形成秩序，本身有很強的韌性。

我們也許不可能在比較短的時間內，整體改變我們的語言。

03

堂吉訶德的抵抗不過這並不會是我們需要太擔憂的，如果我們不堅持語言決定論，即使用何種語言，就會形成何種觀念，進而導致何種行動。不會因為我們不能改變語言習慣，一切就被固化。

其實我更想反過來說，即使我們想辦法改變了用詞，如果一切規則製度都沒有變化，其實也於事無補。對語詞和語用發起的批判和鬥爭，是一種很具有“技術性”的思路，也是一種看上去接近“本質”的思路，因而容易受到知識分子的青睞。

但我卻希望提醒，對語詞和語用發起的衝鋒，更像是一種堂吉訶德式的矛盾行為，這針對的是海潮上絢麗的泡沫，而不是海潮本身。一兩句話、一兩個詞匯，確實帶有某種意涵，指向某種方向，例如戰爭動員式的語言總是昭示著“特殊狀態”。

但你完全可以想象一種脫離戰爭動員的語言，完全換另一套語言的“特殊狀態”的構成方式，使用疾病隱喻也完全可以。讓一個角色變得溫情脈脈的方式，不隻有“大白”一個詞匯，叫他們“棉花”同樣可以實現。

圖/豆瓣@sanguine

帶來問題的不是一兩個詞匯，而是些背後更確鑿的東西，實際的規則設計，路徑選擇，那些甚至不方便今天展開聊下去的東西。

是的，因為各種特別的原因，語言層的反思是現在還比較有空間談論的話題。語用的批判當然有意義。但我們應該提醒自己，這就像兩個劍術高手，他們在拿不了劍的時候，是可以拿腳步手勢比劃比劃，練習練習，但這件事最後依然要回到真刀真槍的搏殺中，而不是手勢的比劃。

語用反思和批判，或許並未觸及真正有效的領域。

04

我們確實依賴語言，不過是換個談法我們確實麵對嚴密、成體係的語言和語用，以及這套談法背後的行動模式。我們希望瓦解和替換這套模式，因而開始分析起語用的特點，我們認為問題出在用錯了詞匯，詞匯本身營造出緊張和不由分說的氣氛，換了詞匯，一切就會放鬆下來，這恐怕既沒有抓住事情的關鍵，也是個不可行的方法。

而另一種語言的方法（當然是語言的方法，我們難道有別的方法麽？），就像最近能看到的，許多使用法律進行說理與捍衛權利的視頻，當對方談“緊急”時，你可以談法律，用另一套語言體係，與他們的語言體係碰撞，這是當下最合理的方法。

當對方談“緊急”的時候，你可以談科學；當對方談“緊急”的時候，你可以談法律；當對方談“緊急”的時候，你可以談民生；當對方談“緊急”的時候，你可以談“經濟”。

這看上去比較抽象，可以想象，在一個小區群中，如果你的鄰居操著那套“緊急”的語言，希望鄰裏要更加加強彼此的監督和舉報，希望對陽性病例和從方艙回來的鄰居施行高壓。你現在說服他的好方法，是指出他這套用詞背後暗含一種特殊的意識形態，並希望他改變用詞和說法，還是從各種角度打消他的顧慮，幫助他理解真正問題的來源？

此處在提醒著我們自己的匱乏，當我們關注語詞和語用的批判的時候，有時可能恰恰說明其他視角的缺乏。這讓我們覺得，這裏隻有一種語言遊戲，而我們唯一的方法就是瓦解這個語言遊戲。

但新的討論方法不在於舊方法的瓦解，而是用新遊戲替代當前的遊戲，從各個領域和角度討論解釋一個問題。不過，學會一個新語言遊戲，便不僅僅是學會一些詞匯而已，而是進入一個新領域，獲得新事實，積累新知識，這當然比語用的批判要複雜。

這看上去又是個“能力越大，責任越大”，因而得專業人士負責，和普通人無關的事情。這裏我想說回到我們對自我的“保全”，人當然有百般方式保全自我，像木心，在監獄中，也可以靠書寫來保全自我，物理空間極端壓縮，精神天地無限廣闊。

“被封前一天，上海植物園看到的的河津櫻” 攝於3月12日，圖/宇宙

不過總的來說，自我當然不是在自言自語的絮語中得到保全的。自我在社會空間中得到保全，而社會空間明顯地呈現為我們與他人的共識，呈現為語言。

正如我們靠拒斥他們的這一套“非人化”語言保存自我，保有我們自己的語言風格，與一些語詞和語用劃清界限，這種風格的保全是有意義的。不過不應該將這些語用的差異看作思想和根本的差異，我們可以操著他們的語用，說出完全不同的內容，他們用我們的語用，照樣可以構造高壓和恐懼。

語言究竟是溝通的工具，是一個凝結共識的場所，在碰撞，對話和言說中，我們獲得空間而自我得以保全。所以如果有一種和語言相關的方式，那就是對話，在無法對話的地方創造對話的可能。在小區中，在和權力部分的碰撞中，談科學，談法律，談民生，談經濟，談人的感受，談常識。越是有一種甚囂塵上的聲音，我們越不是針對它進行分析，而是豐富我們談論的可能性。

所以巨大的矛盾也是機遇，我們終於有足夠的緊迫性去學習和了解不同的東西，前幾天有法律的文章發出，有人轉發朋友圈就說“全文背誦”，這雖然是玩笑話，不過卻指出了要去學習法律條文等我們真正迫切需要的“新語言”。

尾聲

自我保全將連接成為社會在之前的文章中，我們已經談到了各種市民連接的方式，通過團購，通過互助。現在他們將通過知識與視野的共通達成，每個人學習這些新的領域，都是為了規避風險和保全自己，而這些相似的東西連接起來，就是社會。

我們額外需要連接，當事態一再給予我們難以言喻和承受的恐懼。

好讓我們明白，我們最終退守的那個地方，依然並不孤單，在新的視野中，人們重新連接。

也在這個視野中，我們不必忍受悲傷與憤怒的馬拉鬆，一個方式不行，就換個方式再談，這個話題不能談了，就換個話題談論，這次談論失敗了，就下次繼續。如果有必要，就用他們熟悉的詞匯談，用他們熟悉的語用作為橋梁，嫁接到我們的視野中。

上海一隅，圖/李厚辰

隻有這樣我們才會重新保有希望，並從中獲得勇氣。這不會是，也不該是個喪誌的夏天，我們不選擇靜默而是不斷言說，在我們的生活被壓縮為方寸之地後，是時候讓其如窗外的草木一樣瘋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