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在家庭關係中，用法律強迫出賣和揭私，則使人際之間毫無信任的底線。犯罪不過是破壞法律，倫理底線的洞穿，則可能使社會走向毀滅。
有朋友給我發來一篇文章的截圖，讀後感到一股徹骨的寒意。
這是出現在一份名叫《新課程報.語文導刊》的學生報紙高二作文指導版上的一篇文章，題為《紅蓋頭》，作者餘顯斌。
文章大意是，“我”的爺爺隨身攜帶一個小鐵盒，裏麵裝著一個紅蓋頭，那是奶奶和爺爺結婚時戴的，而奶奶是被爺爺親手打死的——當年，爺爺幫遊擊隊員籌集了一筆經費，可貪圖享樂的奶奶想把經費帶走，於是爺爺大義滅親，開槍了。
觸目驚心的兩點信息已經被人標上了紅線。
其一是，文後的“品讀”寫道：“讀過這篇文章的人不能不為這位親手處決自己妻子的革命者的高尚人格、偉大的家國之愛動容。”
其二是，這份報紙的出版日期為2022年4月15日。
對，你沒看錯，它不是曆史文物，就出現在我們身邊。
不知諸位有何感想，有沒有被這種“高尚人格”嚇倒呢？
我也不知道這個故事是不是真實的，既然是文學作品，大概率是是編造的。不管是真的還是編的，向今天的孩子宣揚這樣的價值觀，合適嗎？文中的“奶奶”顯然並非罪大惡極，被枕邊人以正義之名親手處決，生命的尊嚴與價值何在？開槍警告不可以嗎？打傷不可以嗎？天底下是否真有這樣的畸形之愛？
為了某個宏大的理想而將人倫置於如此不堪的境地，太荒謬了。
我想，無論如何，無論世道如何變化，要確保人之為人的人倫底線不被擊穿，否則我們將再度陷入萬劫不複之境地。
二
親親相隱首先是我們的一項文化傳統。孔子雲，“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在梁武帝時代，一個兒子作證母親犯了死罪，法官虞僧虯很是生氣，說，生這樣的兒子有什麽用？判他流放。
人性是相通的，這方麵西方也大抵如此。
孟德斯鳩說過類似的話：“為保存風紀，反而破壞人性；須知人性卻是風紀之源泉。”如果在家庭關係中，用法律強迫出賣和揭私，則使人際之間毫無信任的底線。犯罪不過是破壞法律，倫理底線的洞穿，則可能使社會走向毀滅。
“柏林牆”倒坍後，前東德秘密警察開始銷毀監視情報檔案。4500多萬張A4紙被撕成6億多個碎片，裝在16350個袋子裏，準備運到一個采石場焚毀。這時，民眾衝入了情報機構“斯塔西”的總部，大部分文件被保存下來。人們吃驚地發現，他們的私人空間被肆無忌憚地入侵，每個公民都可能成為假想的“敵對勢力”，這些告密者中，有好友、近鄰，甚至最親近的丈夫、妻子、父母、子女。每天都有曆史創疤在媒體上揭開，人們先是震驚，然後陷入精神崩潰，大量家庭因之解體，還有人因無法麵對被自己出賣的親人而自殺。
三
這樣的底線被洞穿的景象，曆史已經向我們展現過了。
在那個特殊時期，子女揭發父母、妻子揭發丈夫，鄰裏朋友、同事之間互相揭發，導致社會人人自危，親情殆盡信任喪失。
1970年4月11日，安徽固鎮縣，四裏八鄉的人們爭相會聚到縣政府旁的空地上，趕著看一場盛況空前的萬人宣判大會。
人們擁擠著，踮腳翹首望向主席台，上麵正跪著一個五花大綁、短發、白淨的40多歲婦女。掛著大木頭牌子，上麵寫的是現行反革命犯方忠謀，然後是紅筆大叉。抓住她的頭發往下按，要向革命群眾低頭認罪。她脖子一梗，頭一偏，又抬起來了。
喧囂的人群中，16歲的張紅兵也遠遠地望著台上那個等待宣判的女人，那正是她的母親。當宣讀宣判結果的時候，整個萬人會場安靜了下來，張紅兵清晰地聽到“判處死刑、立即執行”。
方忠謀被拉上汽車，背後插著亡命旗，押赴刑場。刑場就在固鎮縣三八河東岸，距離縣城兩公裏，那裏有一塊荒野窪地。人們奔跑著、追趕著刑車，生怕趕不上圍觀槍決的時刻，路上塵土飛揚。張紅兵腳步沉重地裹在人流裏。
這不是某部小說的片段，而是真實的曆史！
方忠謀之墓1970年2月13日，正月初八。
那天晚飯後，像往常一樣，張紅兵刷碗，方忠謀給丈夫和兒子洗著衣服，一家人對文化大革命開展家庭討論。
這時候母親拿起一本赤腳醫生手冊，上麵印了毛澤東的這樣一句話：高貴者最愚蠢，卑賤者最聰明。
她指著這一行字說，這是別人說過的話，毛澤東引用的。
印有毛澤東語錄的手冊聽到母親這樣說，張紅兵勃然作色：
“你這不是在貶低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嗎？毛主席語錄怎麽是別人的？我說方忠謀，你不能用語法問題來攻擊偉大領袖毛主席。”
16歲的張紅兵是大院裏最積極的紅衛兵之一，小學還沒畢業，就加入了毛主席著作學習小隊，對毛主席極為崇拜。
此刻，這個忠誠的紅衛兵憤怒了。
為了捍衛毛澤東思想，張紅兵立即對方忠謀進行了批判。
但一向從不愛與人爭辯的母親，言辭卻越來越激烈。她說：“我就是要為劉少奇翻案”。
這個可不得了。張紅兵就更對母親不能容忍了，大叛徒大內奸大工賊劉少奇，都被關進大牢了，你還在為他翻案。
到後來母親又說出了一句讓張紅兵震驚萬分的話：“毛澤東為什麽搞個人崇拜？到處都是他的像”。
這下就更不得了了，她把矛頭直接指向了毛澤東。
話音一落，一家人驚駭萬分，攻擊誣蔑偉大領袖，這樣的反動行為足以招來最嚴酷的懲罰。
深夜的張家小屋就像是驚濤駭浪裏的小船。
一直看著妻子和兒子爭吵的丈夫張月升，此時再也無法沉默了，他站了起來：“方忠謀，從現在起，你就是階級敵人，我們要和你劃清界限，你把你剛才說的話都給我寫出來”。
母親坐在藤椅上，拿起父親的香煙盒，抽出一支煙點燃了。從小到大，我從沒見過母親抽煙，但是那天晚上她破例地抽起煙來了。她一邊抽煙一邊說：“那還不好寫嗎？我敢說、敢想、敢幹，就敢寫。”
拿到了妻子的“罪證”，張月升立刻走出家門，向軍代表揭發方忠謀的“反革命行徑”。
張紅兵仍然不放心，他怕父親還留戀夫妻之情，不是真的去舉報，自己又匆匆寫了一封檢舉信，並包上平日佩戴的紅衛兵胸章，他也走出家門，把信塞進了縣群眾專政指揮部軍代表的宿舍門縫裏。
張紅兵揭發母親材料 由於父子二人的揭發，“重大反革命”方忠謀被當場緝獲。在長長的揭發材料的結尾，張紅兵和父親都寫上了“槍斃方忠謀”的字樣。
同日，張月升還寫了離婚申請和代表兒子脫離母子關係的申請，方忠謀毫不猶豫簽上了“同意”。
因為“大義滅親”，張紅兵被樹立為革命典型，在母親的批判大會上做演講，他的“革命事跡”還被創作成漫畫在縣展覽館展出。
張家父子一時風光無兩，然而小縣城裏很多百姓，卻對他們出賣親人的行為，暗地裏指指戳戳。
有人說：張月升肯定在外麵有女人了。
1970年4月11日，在萬人宣判大會之後，方忠謀被槍決，她也是固鎮縣在文革中第一個被處死的“反革命”。
宣傳張紅兵“大義滅親”的漫畫方忠謀死後，張、方兩家也徹底斷絕了往來。
方忠謀娘家遭到了衝擊，二妹憂憤而亡。
張家也並未因“大義滅親”得到眷顧，“反革命家屬“的政治帽子如影隨形。
張紅兵兄弟二人，初中畢業後，沒有獲得進廠、升學或當兵的機會，被安排下鄉插隊勞動。
張月升也在後來的大小運動中，經曆兩次挨整和被免職，日子過得戰戰兢兢。
1976年，十年動蕩歲月結束。
之後的兩年，極左思潮統的統治開始鬆動，對於文革的反思、批判，逐漸蔚然成風。
然而就在全中國的老百姓歡欣鼓舞的時候，張紅兵卻徹底茫然了：自己曾經堅信的革命理想，對偉大領袖的崇拜，難道都錯了嗎？
1978年末，多年未見的方忠謀的弟弟方梅開突然找到張家。
當時文革的平反工作，正從中央到地方陸續展開，方梅開決定給姐姐伸冤。
不久，張紅兵父子在報紙上讀到了張誌新的平反消息後，掩卷長歎，張紅兵也終於明白了，他對父親說：“我們當年真的做錯了”。
右二張紅兵，右三張月升，左二方忠謀母親，是張紅兵生命當中已經消失了近十年的一個詞匯。
方忠謀死後，張月升把和方忠謀有關的照片、字跡全部統統都毀掉了。
而把這個幾乎被抹去的母親，重新“找回來”的過程，強烈地衝擊著張紅兵。
當年他寫的是揭發材料，而這一次寫的，則是申訴和平反的材料。
更重要的是，母親為何在那個黑色的夜晚忽然爆發？這一巨大謎團，也在張紅兵的回顧中，呈現出驚人的答案。
在張紅兵的印象中，母親方忠謀一直都是一個兢兢業業的醫務工作者和一個虔誠的革命者。
她曾為一個大出血的產婦獻血；一個小男孩患上白喉、被濃痰堵住氣管，方忠謀冒著傳染的危險，用嘴吸痰，救了對方一命。
但為什麽在1970年2月13日那個夜晚，她會突然歇斯底裏、舉止癲狂呢？
在仔細翻閱了父親、自己以及其他人的檢舉材料時，那些塵封的瑣碎細節所揭示的真相，令張紅兵五雷轟頂、如夢方醒。
年輕時代的方忠謀1949年，23歲的方忠謀，受地下黨父親方雪吾的影響，加入了解放軍，作為護士參加了渡江戰役，榮立二等功。
但一年後，在家鄉的土改運動中，父親卻被當做”地主分子”和“匪特分子”鎮壓，方忠謀也受到牽連，被當做“特務嫌疑、內控對象”。
為了證明自己的革命忠誠，早日入黨，她也曾向組織檢舉揭發過父親，要求與地主家庭劃清界限，不斷改造思想，工作上更是積極拚命，做到了固鎮縣醫院門診部副主任的職位。
1966年文革伊始，是張家人政治生命中最榮耀的一年：方忠謀的大女兒張芳被選為固鎮縣師生代表，參加了毛澤東第八次接見紅衛兵。
然而從北京回來不到一周，張芳就因為串聯時傳染了流腦而病發身亡。
女兒的死極大地打擊了方忠謀，她就像祥林嫂一樣四處找人傾訴喪女之痛。
據弟弟方梅開回憶，方忠謀曾對他說：“為什麽要搞文革，要讓學生串聯？如果學生們都在學校裏好好地上學，大胖（張芳）也不會得這個病死了。”
然而還沒有從喪女之痛中走出來，夫妻二人又先後遭受衝擊。張月升首當其衝被打倒，作為固鎮縣衛生係統“頭號走資產階級路線當權派”，他被戴上高帽遊行、批鬥。
方忠謀作為“走資當權派的臭老婆”，也經常被拉去陪鬥。
13歲的張紅兵則站在台下，看著父母挨鬥。
父親被打，母親護著父親，拳腳都落在了母親身上。挨完批鬥，方忠謀默默地陪著丈夫，在夜色中蹣跚著走回家。
“從我記事，從來沒有看過父親和母親這樣親密過。他們走得很近，幾乎是肩膀靠肩膀，我現在想起來，還曆曆在目。他回家以後就覺得腎髒疼痛，然後就尿血了。父親開始流眼淚啊，母親就在旁邊安慰他：你要想開一點，你算什麽呀，彭德懷元帥那麽大的功勞，不也是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嗎？就從家裏麵找來一塊布、一些棉花，一針一線的縫了厚厚的兩隻護膝。再罰跪的時候墊上，可能好受一些。”
被批鬥的張月升（右下角戴高帽者）不久之後，方忠謀也在劫難逃：受父親方雪吾的牽連，她被縣醫院隔離審查。
每天一早一晚，方忠謀都要站在醫院門前的大路邊低頭請罪，其餘的時間就是在掃廁所、給醫療器械消毒，雙腳脹得連鞋都穿不下。
隔離一年之後，組織上終於允許她回家吃飯睡覺，這次回來之後，方忠謀的言行日漸怪異。
1970年2月7日以來，思想上、精神上、情緒上不正常，如：經常睡不著覺；幾次提起已死的女兒張芳，哭哭啼啼；做家務時拿東忘西；她每天睡覺前有洗臉的習慣，有兩晚洗了臉之後又洗一次；說話有些顛三倒四……
炙熱信仰的幻滅和殘酷生活的雙重打擊，最終壓垮了方忠謀。
事發當晚，在討論文革時，方忠謀和丈夫兒子爭執起來，她激烈反常的言行，被驚駭不已的父子倆完全當作了“猖狂的反動行徑”加以舉報、揭發，他們不明白，當時的方忠謀精神上已經不是一個正常人。
然而，在文革當中，一個“惡毒攻擊偉大領袖”的瘋子，就真的會被放過嗎？
張紅兵當年寫下的一切，把母親釘上了十字架，而如今，每一個曾經釘子一樣砸在母親身上的詞句都反彈回來，讓他錐心徹骨。
張紅兵痛哭著寫了近一個月，61頁。他把申訴材料初稿讀給父親聽，父親沉思了半餉說：“我們當年的做法，也有點不講人道了”。
張紅兵文革後參加高考的準考證1980年代，張紅兵考上了當地電大中文係。
一天，在上古代文學課的時候，他讀到了明代散文家宋濂寫的《猿說》，如遭雷擊。
“有一種猿猴，獵人把母猴捉到了，扒了皮，小猴子看到它母親這樣下場，抓、撞、反抗，最後這個小猴子也死了”。
文章最後說，猿猴尚且如此，何況人呢？
“我看到這些的時候，就在自己心裏麵痛罵自己：張紅兵啊張紅兵，你畜生不如啊，動物還有親情，還有母子之情，你呢，你有嗎？”
“有一天，母親突然又出現在我的夢裏，我擔心她會馬上消失，我就拉著母親的手，哭著說：媽媽，你別走，兒子對不起你，真的對不起你啊。可是媽媽不說話，一句話都沒有說，就消失了。”
2013年，張紅兵寫下了一篇名為《一個文革“逆子”的懺悔》的文章。
在文中，他像當年做“大義滅親”報告一樣，詳細描述了1970年那個殘酷夜晚所發生的一切。
四
今天，越來越多的人已經意識到，站在人性的立場來看，社會應該盡量避免讓無辜的罪犯家屬站上“大義滅親”的尷尬地位，避免讓他們在“親”與“法”之間做出痛苦的抉擇。
我國新修訂的《刑事訴訟法》中，就免除了被告人的近親屬必須出庭作證的義務。
但是，類似這樣的人倫之痛，並未從我們的世界消失。它隻是蟄伏，一有合適的土壤，就會呼啦啦長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