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昨天早上起來，就看到一個讀者朋友在微信上給我留言，詢問我關於學英文以及到美國開大貨的事。
這個讀者朋友姓李，暫且叫他李大哥吧。李大哥說，他20多歲到廣東打工，開了二十多年大貨車。疫情爆發以來，特別是今年，幾乎沒有業務，養家糊口的壓力很大。
“有人告訴我到美國開大貨車很掙錢，一年可以掙六七十萬人民幣。我想學好英文後去試試，這邊感覺沒什麽活路了！”
我問了他的年齡，48歲，英文基礎，零。我幫他分析了一二三，坦誠地說，以你目前的條件，可能去美國不是一個比留在中國更好的選擇。
他有點沮喪，同時又釋然了。“我相信你說的，那我就不考慮這個問題了，踏實在國內待著吧。”
和李大哥沒有見過麵，但憑直覺，我覺得他是個好人。他是河南人，和高耀潔先生是老鄉。他一直關注我公號上所有關於高奶奶的文章，經常留言。2020年，他給我轉了幾百元人民幣，讓我轉交給高奶奶。怕我懷疑他的動機，他甚至拍了自己的身份證傳給我。從身份證上的照片看，他是一個樸實憨厚的中原男人。
後來，他因為女兒青春期叛逆的事情很苦惱，和我有過一些交流。看得出來，他是個好父親，願意對自己的女兒付出愛，雖然有時方法未必得當。
就是這麽一個有愛心的男人，因為嚴苛的防疫政策，今年基本入不敷出，生活非常窘迫。我理解他，貨車司機常年跨省行車，受疫情影響最大。目的地去不了，家也回不去，隻好被迫滯留在路上，基本的吃喝拉撒都成了問題。
之前看過一個視頻：一個貨車司機說，他已經好幾天沒有洗澡了，內褲隻能翻麵穿，後來附近小賣店開門了，才買了礦泉水洗內褲。“我已經受不了了，恨不得現在就死去！”他聲嘶力竭地喊。
想著李大哥也是這些大貨車司機中的一員，生活如此艱辛，心裏著實為他難過。難過的同時，也感到震驚——當下中國，不但是富人階層和中產階級，就連李大哥這樣的底層民眾，居然都想“潤（run）”了！
潤，已經成為這片土地上很多人心底的聲音或者準備動作了。它是大眾情緒的一種顯現：沮喪，絕望，同時渴望改變。
二
今年四月以來，海上傳奇碎成一地玻璃渣，輝煌不再，很多平素被掩藏起來的醜陋、拙劣和局促都顯現出來了，一些華麗麗的幻象瞬間被打破了。有點思考能力的人都明白，這個春天是一個分界點，過了這個界，從前的一切再也回不去了。
回不去怎麽辦？兩個選擇：留下，把自己當成河床上的一塊石頭，任海浪衝刷掉棱角，變成一塊光滑、沒脾氣的鵝卵石；潤，以命運為弓，把自己當成一枝箭射出去，能射多遠算多遠。
前天晚上，一個在上海做律師的讀者朋友告訴我，他已經在辦理傑出人才移民，準備“潤”到美國。“我如果單身一人，一定留在這個國家，為它做點什麽。但是我現在有老婆孩子了，我想讓他們生活在一個安全穩定的環境中。”
他對未來的美國生活滿懷憧憬，態度樂觀。他說自己有一定的積蓄，即便短期內不工作，維持基本的物質生活應該不成問題。待生活安定後，可以延續原來的職業，做知識產權方麵的律師業務。
我告訴他，你要謹慎樂觀，因為“潤”了之後，你可能會發現，你去的那個地方未必如你當初所想，它一樣有不完美之處。而且，中美兩國的政治製度和社會管理係統完全不同，你肯定會碰到新問題，需要麵對和解決。
分享一下自己這八年多美國歲月的心路曆程吧。
2014年我辭職離開國內時，雖然滿懷不舍，但還是對新生活充滿了美好想象。之前，我們看過無數關於美國的小說和電影，這個國家如神一般存在。在我們70後的心目中，美國簡直就是一座屹立在山巔的燈塔之城。
記得在武漢上大學時，學校周圍有幾家錄像廳，經常播放美國電影，比如《人鬼情未了》、《聞香識女人》、《死亡詩社》、《卡薩布蘭卡》、《廊橋遺夢》等。我們宿舍裏的幾個女生經常不上晚自習，泡在錄像廳裏，一部接一部地看，對電影中的美國滿了憧憬。
同宿舍的一個女孩“中毒”很深，以致後來中文書基本不看，隻看英文書。畢業幾年後，她終於如願去了美國留學，後來成了一名會計師，但是前幾年還是回國了。她說自己英語沒有問題，也嫁給了一個美國人，但是和美國社會依然覺得很隔膜。隻有在讀南懷瑾書籍的時候，才感到一種血脈貫通的自在。
幾年前，她帶著兒子隱居在四川青城山。這是後話了。
和她一樣，過去八年多，我對美國也經曆了從盲目喜歡到客觀審視的過程。以我的個人體會，變化是以2018年為分界點的。
2018年之前，中美交好，經濟貿易交流活躍。最明顯的表現是，紐約第五大道的奢侈品店裏，華人麵孔攢動，到處都能聽到有人在說普通話。會說中文的營業員一看到華人就笑容滿麵地迎上去；兩岸教育和學術交流暢通無阻。我家公寓窄窄的沙發上，睡過好幾撥國內來的訪問學者和留學生；美國人普遍對華人比較友好。有一年夏天，從國內回來入境時，碰到一個心情大好的女性移民官，甚至對我展顏一笑，誇讚我的民族風耳墜好看。
那些年，我產生一種幻覺，覺得中美關係永遠都會這樣延續下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水乳交融。
變化是從2018年開始的。當時中美打起了貿易戰，兩國交惡，美國的社會氣氛不似原來那麽輕鬆了，一些民眾對華人的敵意也慢慢增加了。
從那年夏天開始，連續兩年，在國內過完暑假返美入境時，我和女兒總要被叫進“小黑屋”，工作人員在電腦上一通審查後，才放我們出來。
我去鎮上郵局寄東西時，一個西裔工作人員頭一秒還與一個白人女性開玩笑，笑容燦爛，下一秒到了我，就換成一張冰霜凝結的臉。
我知道，一些東西在慢慢發生變化了。
過去這些年，槍擊案、因種族歧視、墮胎、同性戀等議題引發的抗議不斷，讓我看到了美國社會幽暗的另一麵。特別是疫情以來，民間社會的撕裂、兩黨的不合一、疫苗的政治化都讓我看到了美國政治的醜陋之處。特別是去年一月暴徒衝擊國會事件，更是凸顯了部分美國民眾狂熱無腦的非理性情緒，讓我窺見了這個國家之前不了解的一個側麵。
於是，美國從我青年時期設立的神壇上跌落下來了，我開始對它進行了客觀審視——美國確有美好之處，但是並非完美。就連紐約時報評論員Bret
L.Stephens都說：“在美國，這是一個悲觀的季節——事實上，是一個悲觀的時代。”
他甚至刻薄地說：“即使沒有日常的跡象讓你想到卡特時代的通貨膨脹，這感覺也已經很像另一個卡特式的萎靡時代，再加上一個不受歡迎的總統，他往往會激發更多的同情，而不是信心。”
三
五年前，若是有人征求我移民美國的建議，我會告訴他：移！貧賤也得移。
經曆了過去八年多美國社會的種種變化，現在若有人再問起這個話題，我會勸他慎重考慮：你在國內得到的一切，可能會在美國失去，比如語言運用的自如，在母語文化中的自在，親情的溫暖，等等；但是，你在國內失去的一切，也許在美國會得到，比如某方麵的自Y。
不過，當你疲於謀生的時候，某些自Y對於你來說，可能會像掛在衣櫃裏的晚禮服，看上去很華麗，其實基本沒有穿的機會。
2018年的一天，我去紐約法拉盛的世界書店買完書後，到附近一個美食廣場吃飯。一個坐我旁邊的六十多歲的阿姨看我在吃鴨血粉絲，問我好吃不。然後我們聊起來。阿姨說她來自黑龍江，以前在一家國企工作，後來下崗了，靠領低保度日。後來聽人說美國好掙錢，就拿著旅遊簽證來了，之後滯留不歸。
來了以後，發現不是那麽回事。
由於不會英文，她隻能在一個醫療樓裏幫人打掃衛生，一小時不到十美元。每天工作9個小時。“每天累半死，掙不了幾個錢，吃碗麵都要先瞅瞅價格。”幾年前，她生了一場病，兩個兒子來美國看她，勸她回去。但她覺得自己沒混出什麽名堂，怕鄰居笑話，所以還是留在了美國。
“以前吃完晚飯後就去跳廣場舞，沒什麽錢，但日子過得不辛苦。現在太辛苦了，沒有任何娛樂活動。”阿姨歎氣。
我問她這些年去過紐約哪些地方。阿姨不好意思地說，去過一次中央公園和第五大道，去過一次布魯克林橋，去過幾次唐人街，其它地方都沒去過。我看到她斑白的頭發，想到了自己的母親，心酸了半天。我說，阿姨，今天碰到你也是緣分，我請你吃碗鴨血粉絲吧。
她的眼睛一亮，但隨即擺擺手，“你們年輕人掙錢也不容易。”然後就離開了。
我看到她走到旁邊的包子鋪，買了一個包子，然後上了電梯，消失在一群膚色各異的人群中。
我知道，對於阿姨這些艱難謀生的社會底層來說，她擁有某些自Y，比如安心待在自己的家中，不用擔心有人破門消sha；上街時不用擔心警察把她拉到郊區篩沙子；生病時被拉到醫院，醫生不會因為她沒錢而拒絕醫治……但是，她也有很多不自Y，比如買碗鴨血粉絲的不自Y，遠離親人的孤獨的不自Y，不會英文的不自Y，了解和參與美國社會運作的不自Y，等等。
自Y這塊”餅”很大，但由於自身條件的缺失，以及少數族裔在美國社會政治地位較低的現狀，她能享受到的，其實隻有那麽一小角。
那麽，有錢，英文好是否就意味著可以享受一切的自Y？未必。
我所在的小鎮因為學區好，這幾年搬進了很多華人。他們大多是留學後留在美國的，有著體麵的收入，或者是國內來的新移民。對於前者來說，語言不是問題；對於後者來說，錢不是問題。可是，我在幾個微信群裏發現，他們平時的聊的話題無非是孩子爬藤和吃喝玩樂，幾乎沒有什麽讓我眼睛一亮的社會公共話題。
去年12月，我把慶祝高耀潔先生生日活動的通知發在一個群裏，竟然被一個群友“教育”：高是有爭議的ZZ性人物，這是生活群，不要把此類和ZZ有關的信息發在這裏！
一個隻關心眼前那點現實利益、不關注社會公共議題、沒有大格局的族裔，不管“潤”到哪裏，其實能享受到的自Y並不多。因為他們拒絕去拓展更廣闊的天地，爭取更多的自Y和權利。
四
四月以來，由於海上發生的林林總總，很多人都在熱議1952年從滬上出走的張愛玲。她對時勢見微知著的敏銳洞察以及當機立斷的果敢讓人佩服。唐雲教授在他的文章《滬上再無張愛玲》裏說，張愛玲出走後，從此滬上沒有了穿旗袍、抹口紅的張愛玲，隻有霓虹燈下的哨兵。
沒錯，張愛玲“潤”的時候非常瀟灑，甚至書稿都沒帶，就跑到了香港，後來輾轉到了美國。可是，她“潤”了以後的美國歲月，似乎不是那麽美好。
張愛玲在美國時最信任的朋友，哥倫比亞大學東亞係教授夏誌清先生在多年前一次接受采訪時回憶，“張愛玲剛到美國時，到麥克道威慈善文藝營免費吃住寫作，但期限很快就到，她的英文小說《粉淚》也失敗了。後來胡適介紹她去哈得福特文藝營，我再介紹她去麻州賴氏女子學院研究所專心翻譯清代小說《海上花》，時間都不長。我後來推薦張愛玲到加州伯克萊大學當了短期住校作家。但是都沒有解決她的經濟困境。“
還好命運出現了一點轉機。1961年，夏誌清的英文著作《中國現代文學史》出版了，他把張愛玲放在一個很高的位置，稱張的小說《金鎖記》是“中國自古以來最偉大的中篇小說”，並作出了與陀思妥耶夫斯基齊平的評價。此後，在海外沉寂多年的張愛玲重新回到人們的視野中。
之後，夏誌清和台灣《皇冠》出版集團平鑫濤、香港作家宋淇一起協力，陸續再版她四十年代的小說。雖然版稅有限，但總算可以維持生活，不需四處顛沛流離了。
但是，張愛玲後來出現幻想症，總是認為跳蚤到處跟著她，前後搬了180多次家。她根本沒有家具，拖著一大堆紙袋不斷四處搬家，結果把自己翻譯了十幾年的《海上花》手稿弄丟了。
1995年9月8日，適逢中秋，張愛玲在洛杉磯的公寓裏去世，幾天後才被發現。走時家徒四壁，屋裏連一張寫字台也沒有，隻有一個舊床墊。麵容清瘦的她躺在地板上，身上蓋著一條薄薄的毯子。
一代民國才女，就這樣在異國的土地上走完了薄涼一生的最後一程，讓人唏噓不已。她留下了那句著名的“人生就像一襲華美的袍，裏麵爬滿了虱子”，多年後我才明白，那其實就是她本人一生最真實的寫照。
夏誌清說，張愛玲原來有一個夢想，那就是定居紐約市，東山再起。“但是她太窮了，又不肯做寫作之外的事，怎麽可能在紐約生存呢？我有時想，如果她生活在紐約，可以寫寫第五大道，時代廣場，林肯中心這些有血有肉真實的美國大都市生活，可她來美後一直在小地方生活，孤陋寡聞，拒交朋友，總是獨自埋頭寫些三四十年代舊上海的東西，雖然她英文好，但美國人是不要看的呀！張愛玲對現實的社會和人失去了興趣，這是她的致命傷啊！”
作為一個中年被動出國的文字工作者，作為一個和張愛玲一樣性格敏感的女性，我太理解她的感受了。我們在那片土地上生活了幾十年，它已經鋪陳了我們生命的底色，這導致我們很容易沉湎於過往，沉浸在自己的世界裏，而忽略了外麵的世界和當下的風景。
況且，由於中國文化的長期浸淫，中國文人的骨子裏頭難免都有家國情懷，它讓你不由自主回望那片土地。哪怕知道它裏麵住的義人可能不足十個，哪怕知道一回頭可能就會像羅得之妻一樣，變成鹽柱，但還是忍不住，一遍又一遍回望。
30多年前，一個劉姓記者本來在美國做訪問學者，但是由於他在一個突發的曆史事件中勇敢發聲，所以回不去了。後來，他定居在新澤西美麗的小鎮普林斯頓。
雖然“進亦憂，退亦憂”，但他終日念茲在茲的，仍是那片土地。每次，隻要有來自大陸的中國人，他都急切想從TA那裏了解中國國情。不管對方來自何方，身份何屬，也不管社會地位高低，隻要他知道，隻要能夠前去探望或請到家中來，他必定這樣做。
2005年，他在彌留之際留下的最後一句話是，將來，……想起今天……這樣的日子……，會非常……有意思。
他曾經希望將來在自己的墓誌銘上刻下這一行字：“長眠於此的這個中國人，曾做了他應該做的事情，說了他應該說的話。”但是最後未能如願。五年後，他的在北京門頭溝天山陵園的墳墓，隻被允許是無字碑。
在異國漂泊的18年裏，他如此想念那片土地，渴望有朝一日，可以和從前當記者時一樣，坐在鄉村或城市的路沿上，隨便和一個路過的老農民或其它路人聊天。
很多年後，從他的自傳中讀到這些細節，我的眼睛濕潤了。即便身體“潤”到了天涯海角，即便最後客死他鄉，但是一些與靈魂有關的東西“潤”不了，它永遠留在了那片土地上，留在了秦磚漢瓦的縫隙裏，留在了鼓角箏鳴的歎息中。
它不時提醒你的來處，還有一種無法言說的痛。
【作者簡介】：林世鈺，媒體人，作家。曾出版《美國歲月：華裔移民口述實錄》《煙雨任平生：高耀潔晚年口述》《美麗與哀愁：一個中國媒體人眼中的美國日常》《潮平兩岸闊：15位中國留美學生口述實錄》等書籍。其中《煙雨任平生》被香港“亞洲周刊”評為“2019年度十大中文好書（非虛構類）”。喜歡旅行、攝影、收集民間手工藝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