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劉勝軍，於上海浦東
胡錫進最近有個呼籲很有見地：
毋庸諱言，當下人們圍繞經濟的整體信心依然疲弱，市場氣氛繼續低沉。中國除了基本政策宣示，恐怕還需要把工具箱完全打開
，那裏麵的工具還有很多。與國際壓力和新冠病毒這樣的“洪水猛獸”對抗對衝，恐怕需要“震撼彈”級別的手段上場
。光用口號安撫公眾，這樣的市場信心激勵不會起作用的
。一旦我們的經濟慢下來，不僅國內各種矛盾都會爆發，世界對我們的態度也將出現很不利的轉變。
什麽樣的政策才算“震撼彈”？林毅夫的最新建議肯定算不上“震撼彈”，更像“煙幕彈”。林毅夫等經濟學家建議，對防疫封控的地方向每個家庭發放1000元（其中500元采取消費券形式）。“每個家庭1000元”，這個金額讓我哭笑不得，真心不知道林毅夫本人多少年沒去餐館“埋單”了
。竊以為，至少要多一個0才有意義。
在筆者印象中，上一次稱得上“震撼彈”的，當屬2009-2010年的“四萬億”。
憶彼時，學術界對“四萬億口誅筆伐”。事後評價，“四萬億”有得有失：高鐵奇跡是最意外的收獲，債務失控和貨幣超發是最大代價。
高鐵奇跡助力中國國運
那麽，我們有沒有辦法既獲得四萬億的好處又避免四萬億的代價？在基建投資回報率持續下滑的背景下，簡單重複四萬億顯然不可取。
今天，更好的機會終於來了：以四萬億的力度發放消費券。
當前，雖然投資、出口、消費都存在壓力，但真正的焦點問題是三個：
越來越多的中小微企業麵臨生存壓力；
越來越多的中低收入家庭麵臨生活壓力；
作為經濟中流砥柱（2021年對經濟增長貢獻率65.4%）的消費出現大幅下跌（4月同比下降11.1%）。
這三個問題，其實是環環相扣：
沒有消費，中小微企業就沒收入；
由於中小微企業是吸納就業的絕對主力，中小微企業就沒收入，中低收入家庭就沒了生計；
家庭沒了生計，消費就失去了源頭活水。
這樣一來，問題反而簡化了：隻需把消費激活，所有問題都會迎刃而解。
因此，中央反複強調的保市場主體、保就業、保消費，其實都是同一個命題的不同側麵。
問題簡單，方法也簡單：大規模發消費券。
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2021年，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5128元，失去一個季度的收入約為人均8800元，一個四口之家相當於損失3.5萬元。雖然有的人還在正常領取工資，但公司收入下降的損失，肯定會逐漸在工資和獎金的下降或失業中體現出來。
消費券發放，不應該適用於所有家庭。一方麵，富裕家庭積蓄較多，不至於生活出現問題；另一方麵，隨著貨幣投放增多，資產價格會上漲，從中受益的主要是富裕家庭。也就是說，貨幣超發存在有利於富人的“收入再分配效應”。
中國有4.9億戶家庭，按照50%分位劃分中低收入家庭，則有2.45億戶。如果每戶發1萬元，需要2.45萬億；每戶2萬元，則需4.9萬億，大致相當於又一次“四萬億”。
但此四萬億非彼四萬億。與2009年的四萬億相比，今天發放消費券好處很多、害處極少，綜合社會效益很高：
消費券可以大大促進經濟增長，避免螺旋式下滑導致的係統性風險；
消費券可以對中低收入家庭生活帶來實實在在的及時雨；
消費券可以轉化為大批中小微企業收入，使其起死回生；
更重要的是，經濟的活躍可以重新為財政收入帶來增量，財政實際“淨支出”會大大低於4萬億。隻有經濟穩住了，才能阻止財政收入的持續下降。
大手筆的消費券，也可以對金融市場帶來極大提振，進而促進經濟金融財政的良性循環。
在地方土地出讓金銳減的情況下，消費券應主要由中央政府承擔，這樣也不會推高實體經濟杠杆率。與日本、美國等發達經濟體相比，中國中央政府債務仍有很高的安全邊際。
在設計細節上，消費券應該注意：
主要用於受疫情衝擊最直接的領域，例如餐飲、商業、酒店、航空、旅遊、娛樂等；
要設置期限，例如2022年12月31日前失效。這樣有利於盡快產生實際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