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時集體焦慮，“小粉紅”也會政治抑鬱

有評論認為，疫情促進了大家對於公共生活的關注，但也帶來集體焦慮。“小粉紅”也會政治抑鬱，因為他們的受教育經曆和成長經曆讓他們想不明白，為什麽有的人就是會和自己想的不一樣。

新加坡“端傳媒”發表文章《疫時集體焦慮、政治抑鬱，我們和中國精神健康社工聊了聊》，記者王二采訪了致力於中國大陸精神健康公共教育的社工阿檬（化名），討論疫下的集體性抑鬱和背後的結構性因素。阿檬認為，疫情促進了大家對於公共生活的關注。這個時候很多集體性的抑鬱或者更大層麵上導致老百姓不快樂的原因，大家都會有一些主動思考。疫情之下，經濟不好你被裁員了，行政低效，綠碼黃碼亂七八糟，你回不了家了，你不開心，你就會發現這東西跟你想得開、想不開沒關係，跟這個社會有關係。自殺事件應該更多了，而且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問題已經沒有辦法再忽略。

阿檬指出，政治抑鬱是一種臨床症狀，符合美國心理學會（APA）的抑鬱症標準。表現為在大部分時間裏持續感到情緒低落或煩躁，並有悲傷，空虛或絕望的想法和感受。也可能會持續對過去、現在和將來進行負麵自我對話，這種狀態會一直延續，甚至直接造成疾病的產生和發展。最終，這些症狀會嚴重損害個體的社會交往、職業發展或其他重要的社會功能。“小粉紅”也會政治抑鬱，因為他們的受教育經曆和成長經曆讓他們想不明白，為什麽有的人就是會和自己想的不一樣。這些痛苦也是很真實的。很多不僅僅是政治的事情，也夾雜著各種大時代裏的個體迷茫。

陳日君被捕與梵蒂岡教廷的作為

台灣“風傳媒”發表文章《陳日君被捕事件─愛國者治港，教宗也無能為力》，作者孔令信指出，陳日君榮休樞機主教被香港警方逮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是梵蒂岡教廷的現實主義造成。教廷當然希望中梵能有更進一步的正式關係，然而忽略了香港當前的處境：從2014年起雨傘革命以及占中運動與“反送中”行動的人民“不服從運動”，已經被北京定位為“暴亂”，進而這次逮捕黎智英等人行動完全與“香港人爭取民主自由脫鉤”，將逮捕行動合理化為針對“香港的一批漢奸勾結華盛頓，在後者的操弄下試圖持續搞亂香港”的“顛覆港府”的重大罪犯。《港區國安法》已成了“製裁”這些“與華盛頓勾結的漢奸們”最新的利器。如今再拘捕審訊陳日君等民主派人士，一如緬甸薄樞機所言，“香港曾經是亞洲最自由、開放城市，如今已變成一個警察國家。”沒有新聞自由，而宗教信仰自由也正在流失之中。反過來中資的港媒（親北京媒體）卻是不斷對教會進行文宣攻擊，導致宗教領袖必須更多自我審查。

文章說，北京給李家超的首要任務就是“止暴製亂”。在羈押黎智英、黃之鋒等民運學運人士之後，找上“612人道支援基金”就是要借著拘提陳日君、何韻詩等人來警告所有的泛民主陣營的人士與支持者，不要成為“亂港分子”；同時借此打擊美英等國。北京與美英等國在香港的角力戰中，借著《港區國安法》顯然北京已占了上風。從香港教區和教廷都隻能對陳日君樞機事件表達遺憾與關懷，即可見微知著。

杭州“馬某某”是標準的反對者

中國官媒於5月3日發布快訊，稱杭州國安局對“馬某”采取刑事強製措施，隨後各方都在揣測其真實身分。台灣“上報”發表文章《為不是馬雲的杭州“馬某某”正名》，作者留生指出，中共對杭州馬某的500字公開稿對杭州馬某的描述，讓我們看到了一個反習反共的代表畫像：這是一個看著美國大片《勇敢的心》華萊士臨死呼喊“不自由毋寧死”、擁有大量資訊、翻牆推特國內微博評論成長起來的80後年輕人，是一個最早衝破計劃經濟、擁抱資本主義，“特別能創業”的中國新一代創富商幫，白手起家後闖遍世界、知道世界是什麽樣、中國政治太落後的溫州人，是一個具備工程思維、軟體設計能力、邏輯縝密、知曉事物變化有因有果、知曉頂層設計一旦失誤，整個經濟、社會都會走彎路、都在走回頭路的人。

看看馬某某的作為，成立組織、製定政治綱領、顛覆國家政權、鼓動學生參與、籌備成立“大陸臨時國會”、製定“法律製度”，可見他是標準的反對派。在西方，和幾個誌同道合的朋友，成立一個政黨，製定政治綱領，在競選日PK，認同你的民眾多，你就可以贏得選舉，執政實現你的競選諾言。作者認為，政治需要七嘴八舌，政治需要讓步協作。杭州“馬某某”無罪，他就是一個對中國有自己的看法的國人，不是叛國，隻是想砸中共的飯碗，也代表了一批中國人、城市和群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