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8日，重信房子服滿20年刑期出獄後，“日本赤軍”不僅在日本國內再次引起關注，並且在國際上也有不小影響。
這張黑白照片在網上廣為流傳，其實這是一張劇照，扛火箭筒的學生裝女孩並不是重信房子。
“巴勒斯坦青年運動”在推特上歡呼：“她是巴勒斯坦人民和奮鬥的同誌。”，許多阿拉伯人也在為她重獲自由進行慶祝，畢竟日本赤軍也曾被稱為“阿拉伯赤軍”。
愛爾蘭反帝社會主義者專門製作了一麵新旗幟，向她致以“紅色的敬禮”，當年，“愛爾蘭共和軍”與“日本赤軍”都被西方定性為“恐怖組織”。
之前我寫過“日本赤軍”與重信房子一些往事，不過，有不少網友覺得不夠深入，特別是“日本赤軍”與日本共產黨的關係方麵。
“日本赤軍”作為一個左翼激進組織，為什麽不受日共領導？為什麽重信房子這些人會被稱為“新左翼”？這得從戰後日本說起。
路線之爭
日本共產黨在日本軍國主義時期遭受過殘酷迫害，1945年日本戰敗投降後，日共恢複合法行動，一些流亡海外的領袖也紛紛回到國內。
盡管日本處於美國占領軍管製之下，但左翼作為一個整體還是得到了廣泛的支持，日本共產黨花了大約五年時間進行組織重建工作。
1949年新中國成立，給亞洲以及日本的革命事業注入了新的動力。
但日共派係林立，又缺乏真正的領袖人物，內部存在著各種政治傾向，無法製定一條真正的路線。
日共有一派主張武裝鬥爭，通過城市暴動摧毀日本政權，還有的認為應當學習中共，走“農村包圍城市”道路。這些派別準備了武器和地下網絡，成立了“山村工作隊”，準備讓青年黨員幹部進入農村發動群眾，開辟革命根據地。
但日共領導層一些人物卻主張走“議會鬥爭”路線，雙方爭論不休。
1955年，日共在東京召開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主張武裝鬥爭一派被斥為“左傾冒險主義”，會上通過決議確立議會鬥爭路線。
之後，雖然一些有聲望的日共黨員當選為國會議員，但對於年輕人來說，這無異於是一場令人震驚的背叛。
這樣，與日共漸行漸遠的這批人就成為了“新左翼”。當時，中共和蘇共都沒有給日共什麽壓力，因為日本情況特殊。
經過五年後，1960年1月19日，日美簽署了新的《日美安保條約》，日本成了美國的政治和軍事附庸，日本失去了自我解放的希望。
轟轟烈烈的“反安保運動”在日本全國展開，包括極右翼也參加進來，目標“反美帝、反駐軍”。
新左翼成立了“全學聯”（全國學生聯合組織），這些人又在1968年催生出了“全共鬥”各派。
1969年爆發了東京大學占領安田講堂事件，校門兩側寫著“造反有理”和“帝大解體”，不寫“東大”寫“帝大”就是指日本帝國主義還沒滅亡。
“全共鬥”這一代人的運動到了1972年達到高峰，一些人去了海外與阿拉伯人聯手用極端手段打擊西方國家（日本赤軍），另一些人留在國內抗爭（聯合赤軍）。淺間山莊事件後，聯合赤軍被警方打敗，走向衰亡。
日本共產黨在做什麽？忙著議會裏的事情，他們與“新左翼”運動因為路線分歧形同陌路。
日共問題
本來日共應當站出來去領導“反安保”運動，但日共實際上是退縮了。
除了在國內搞投機主義，日共在國際也是如此。
但日共又很喜歡刷存在感，什麽事都要摻合，卻總起不了作用，又老是想別人以為它很重要。
中蘇論戰一開始，日本共產黨就開始搖擺，想在中蘇兩黨間保持平衡。隨著中蘇裂痕擴大，日共的平衡策略不再管用。
1963年，日共內部出現了以議員誌賀義雄為首的親蘇派，得到赫魯曉夫的青睞，誌賀甚至單獨跟蘇聯駐日本大使館聯係，有篡權跡象。
日共領袖宮本顯治打擊了這一派，這激怒了赫魯曉夫，蘇日兩黨關係降止冰點。於是，日共向中共靠攏，但中共對日共並不熱情。
1964年，赫魯曉夫倒台，勃涅日列夫上台，蘇日兩黨關係有了改善可能。
1965年7月，“赫爾辛基世界和平大會”在芬蘭召開，邀請日共參加，日共在會上表現不錯，蘇共又邀請日共參加了古巴哈瓦那“亞非拉團結大會”。
在這次會議上，蘇共對中共進行了無端指責，日共選擇了沉默。
回國後，日共覺得自己重要性增加了，可以成為亞洲代表，它向全世界喊話：“大家要聯合行動起來，幫助越南抗擊美帝！”，以響應蘇共。
同年11月20日，中共在《人民日報》發表了《駁蘇聯領導的所謂”聯合行動“》重磅文章。
日共覺得不對勁，於是在機關報-《赤旗》上發表了一些自我解釋的文章，試圖消除中共“誤解”。
1966年2月1日，《赤旗》將報名改為漢字（1928年創刊時就是漢字，後來又取消了漢字報名），這個細節被莫斯科解讀為日共在向中共示好。
接下來日共向中共表示要加強溝通，1966年3月，宮本顯治親率日共中央委員岡正芳、不破哲三、砂間一良、上田耕一郎等人訪華。
這本來是日共一次非常好的機會，它可以成為中蘇兩黨的傳信人，兩不得罪。但日共卻沒有把事情辦好，又造成了自己的分裂。
日共代表團先在中國各地參觀，抵達北京後，宮本顯治與劉少奇等中共領導人舉行了會談。
在雙方互相體諒後，達成了《聯合公報》草案（不公開批評蘇共）
周總理設宴款待了日本客人，《聯合公報》草案談判周總理沒有參加，因為這是黨對黨的事務，總理隻是禮節性的歡迎他們。
《聯合公報》草案要點：
一、應中共中央委員會邀請，日本共產黨代表團訪問北京，受到了熱烈歡迎。
二、訪問期間受到了毛主席接見，並進行了親切友好的談話。
三、兩方一致認為美帝國主義是最凶殘的敵人，要堅決與之鬥爭到底。
四、中日兩黨堅決支持全世界受壓迫人民革命鬥爭。
五、反對大國沙文主義，修正主義，分裂主義。
六、支持中國人民解放台灣省，反對”兩個中國“陰謀。
七、其它事項。
看起來沒有什麽問題，但關鍵是第二條，日本人耍了個小聰明，其實毛主席當時在上海，並沒有接見日共代表團。日共為了顯示其重要性，加了這一條。
日本人堅持加上這一條後，毛主席就同意他們來上海會麵，因為《聯合公報》不能出現沒有發生過的事情。
1966年3月29日上午11時至12時半，毛主席在上海接見了日共代表團。
其實，毛主席心情並不愉快，他不喜歡日共這種小聰明。
毛主席聽完宮本顯治關於不點名蘇共的解釋後（要鬥爭也要團結蘇共）說：
謝謝你，我沒有什麽話要講了，隻想講幾句話。你們這種態度是受到蘇共領導歡迎的，這是第一句。但是我們不歡迎，這是第二句。
最後，主席表示：聯合公報不發表了，雙方都沒有精神負擔，輕鬆愉快。請向野阪參三同誌（日共主席）問好。
日共代表團沒想到到了上海是這個結果，聰明反被聰明誤，隻好帶著遺憾回國，但日共始終沒有認識到自己長期犯下的機會主義錯誤。
回國後，日共山口縣書記福田正義寫文章狠批宮本顯治，日共中央在9月解除了他的職務。
福田正義幹脆與山口縣的另一位幹部原田長司宣布成立”日本共產黨-山口縣革命左派“，打出毛澤東思想大旗，應者如雲。
接著，從山口縣到東京，毛澤東思想成了批判宮本機會主義和修正主義集團的最有力武器。
在8月召開的日共九屆六中全會上，中央委員西澤隆二號召全黨團結在毛澤東思想旗幟下進行活動。東京大學進步學生成立”日本紅衛兵“組織。日本前首相菅直人就是在這一時期加入了日本紅衛兵。
日共領導層在國內和國際上的投機麵目被揭穿後，完全站在了“新左翼”的對立麵。這就是上麵提到的日共無法領導“反安保”運動的根本原因。
當時全日本的學生，青年人基本上都站到了日共的對立麵，日共一邊害怕被拋棄，一邊又擔心日本政府會怪罪他們，於是，《赤旗》不斷發文章替自己澄清，惡毒攻擊學生。
1967年6月18日，《人民日報》發文《誹謗玷汙不了戰士的榮譽》全麵肯定了自1960年以來的日本社會反美日安保條約鬥爭，把日本人激動壞了。
中日兩黨關係徹底決裂，日共投靠了日本當局，成了美日資本集團應聲蟲。這更是激化了青年人對美日同盟的仇恨，赤軍的出現，將鬥爭推向了高潮
。
1971年中美關係解凍，國際格局出現了重大變化，1972年日本“新左翼”激進派主要戰場轉移到了海外。
雖然重信房子這些人已成為記憶，但這段曆史應當銘記在日本人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