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解封後,我們都像“驚弓之鳥”

上海已經解封。與許多人之前猜測的，分階段、分城區、分行業的恢複模式不同，上海複工複產的範圍和力度之大，可以說是 ” 一鍵恢複 ”
了。

那這是否意味著過去兩個月的煎熬宣告結束，人們隻用安心恢複生活就行？情況並不是如此。可以說，真正的失序可能才剛剛開始。

解封之徹底並不能掩蓋過去兩個月留下的深刻痕跡。例如，對很多人來說，出小區這件事兒有種說不出的別扭。小區門像是有一堵無形的壁障，而外麵的世界籠罩著一層詭異的緊張，人與人之間自如的距離消失了。

街道不再像過去一樣給予人漫步的閑適，而是逼迫人們在戒備和狂歡之間作出選擇，人們不是彼此隔絕，就是一種 ” 犯規 ”
的靠近和親密。

這聽上去像一種文青式的敏感和矯情，其實這就是這兩個月間，以及延續的各種措施留下的痕跡。這種微妙的氣氛證明了一種近乎潛意識的判斷，城市曾經依賴的那種安全感不複存在。

01.

城市的應激症候群

5 月 31 日傍晚，上海正式切換進入所謂的 ” 常態化防控 “，隨即要求進入各個場所需提供 72 小時核酸檢測結果。

於是，在當日與次日，核酸檢測亭和各個醫院的檢測點大排長龍，少數 24 小時檢測點甚至深夜兩三點還有人排隊。

很多核酸點因為排隊人數太多，出現了長時間排隊後，因為缺乏核酸物料而無法進行檢測的情況。這些在隊列中站了兩小時以上的人當然大為光火，引發了更多矛盾。

次日，政府立即宣布要采取投入更多檢測點，以及延長服務時間等措施。但不意外的，隨著人們做核酸時間相對分散，以及很多人發現每 24
小時做核酸變得不再那麽必要，大多核酸檢測點的排隊狀況自然大幅縮短。

其實上海絕大部分地區的核酸檢測點都相當密集，核酸檢測的數量和能力是充足的，首日長時間排隊很明顯是暫時的情況。

這並不是一個難以察覺和溝通的問題，比起上海在過去兩個月麵臨的挑戰，疏導一下核酸常態化檢測引發的情緒，解釋一下首日紮堆帶來的擁擠有什麽困難？

但全社會因此如臨大敵，對此做出過度反應。這說明這座城市已經失去了麵對問題的耐心和從容。

這當然不是一個好消息，以 ” 應激 ” 般的反應處理問題，勢必帶來大量額外的消耗和反複。

人們的情緒和社會氛圍都發生了變化，過去有分寸和溫情脈脈的環境消失，代之以麻木或易怒。逃離上海的意願甚至會變得比前兩個月更甚。

最近我身邊的朋友們最常提到的詞匯恐怕是 ” 不真實
“，這不是因為兩個月的封城導致他們對外麵的一切感到陌生，沒什麽可陌生的，還是那些熟悉的街道，熟悉的商店。

這恰恰就是上文所講的那種別扭感，周圍的環境是非常熟悉的，但人與社會好像處於一種 ” 失能 ”
的狀態，無法對整個環境清晰地感知，不管在哪裏，做什麽，都帶著一種深深的盲目。

這對於在過去兩個月的煎熬中已然非常疲憊的城市，對於當下，至少希望在生活、商業、生產上都有所恢複的城市，無疑是非常糟糕的狀態。上海陷入了一個向下的循環中，尚未準備好進入可以恢複的進程。

02.

經曆一次真正的社會失範

人不是一架簡單的機器，他們在行為上可以出門，可以搭乘地鐵，可以進入寫字樓，可以消費，但不意味著，他們的生活就從此走上了正軌，社會就能因為這些表層行為而恢複。

如果把人們出門、工作、消費這些看作最表層的功能和行為，就像是海麵的波浪。那麽支撐這些行為的海床就是社會規範、習俗、人們對社會和生活的預期、社會各個係統彼此的咬合順暢。

這就是為何最初提到的別扭感絕不是一種文青式的敏感和矯情，而是對社會秩序的真實體感。而應激症候群，既是社會失範的結果，也是推動社會進一步失範的動因。想要人們複工複產，投入到經濟目標的實現，在社會失範的向下循環中，這一切很難順利發生。

六一後的上海，這種應激而導致失範的情況變得顯著。首先是規則依然沒有建立。例如慢慢以風險地區劃分替代三區管控的承諾。在最初，對於中風險地區的劃分，衛健委公布的標準是，”
區域內 14 天內累計報告不超過 10 例陽性感染者，或者發生 1 起聚集性疫情，該區域劃定為疫情中風險地區。”

但在實際執行中，上海已經快速將數個僅僅發生 1 例病例的小區劃為 ” 中風險地區
“，某些地方還在非常大範圍的毗鄰街道設置綠色鐵絲網的 ” 硬隔離 “，整片區域的人生活在鐵絲網後。

如果能在解封的同時，恢複以樓棟為單位的疫情出入措施管理，並遏製針對街區的加碼行為，才能在流動性恢複的情況下建立安全感，邁入 ”
常態化 ” 的節奏。而現在應激式的處理方法更可能引起不必要的恐慌和麻煩，大家的感受就是 ” 及時行樂 “，”
把每一天當作解封的最後一天 ” 來過。

依然有大範圍的區域在執行極其嚴苛的隔離措施，采取無端擴大密接範圍的方式降低傳播風險，這也是一種應激反應的標準模式。那種讓市民擔憂的、無法講理的模式持續著，在提示著我們還沒有從那個噩夢裏醒來。

針對街道，執法隊伍非常高強度的出現和對聚集的驅離，讓出現在街道甚至帶有一種 ” 罪惡 “。這背後的邏輯經不起推敲。

相對於這些更為開放的場所，真正的染疫風險顯然在人群更為密集的室內區域；而對於空氣高度流通的戶外區域，和一些重點街區，僅僅因為其
” 顯眼 ” 或 ” 容易引發網絡傳播 ” 的緣由，就對其進行高強度的管理，這還是一種市容整治的邏輯，而不是流行病學的邏輯。

因此，在解封後渴望出門散步和放鬆的人群，與高壓的街道管理之間，隻會形成不斷摩擦的氛圍，引發更多的應激反應，進而讓街道變得緊張與別扭，讓流動本身成為令人不安的行為。這不是
” 僅僅不能聚集而已
“，而是在逐漸瓦解人們最基礎的對公共空間的安全感，讓最根本的生活空間——街道，變得搖搖欲墜。

六月開始之後的社會進程本應該是一種有計劃、有步驟的逐漸 ” 正常化 ”
的過程，而實際發生的是流動性的徹底放開，卻匹配了與之前相同的高強度染疫封控措施，中風險區不過是一個換了名字的封控區而已；開放的街道與人們在街道上的行為，也維持著一種隨時被注視，隨時被介入，被打斷驅離的緊張氛圍。

也許在某些人的眼中，這種 ” 高度約束著的城市 ”
恰恰是秩序的體現，認為這一方麵通過放開恢複了工作與消費，一方麵又通過高壓約束控製了疫情風險，實現了某種習慣性的 ” 雙贏
“。但這僅僅是一種幻想。

對於普通人的生活而言，這是一種典型的社會失範，人們失去了原有的生活形式，失去了對城市基本的信心，失去了自己在其中的基本安全感，環環相扣的社會功能之間也麵臨隨時被打斷，隨時停止倒退的恐懼氛圍。

社會失範對處於其中的個體而言，是一種活力與能力的係統性剝奪和削減。在這樣的情況下，期待的生產快速恢複，報複性消費，社會在壓抑兩個月後的活力反彈，可能都很難快速實現。

03.

個體生活在管控下瓦解

在社會學家塗爾幹（ mile
Durkheim）於名著《社會分工論》和《自殺論》中將社會失範的視角引入後，這個研究開始成為社會學探索中的關鍵詞。

社會失範既讓我們意識到規範的重要性，更讓我們意識到一種規範被另一種規範激進替代時，造成的嚴重後果。

從一種過於簡單的角度來講，市民的需要隻是一個單一行為。例如一個咖啡廳的店主渴望複產，那隻要能開門營業，” 複產 ”
就已經達成。添加數字哨兵，禁止堂食，限製營業時間，每日核酸檢測，場所掃碼等等的規則，隻是讓店主 ” 開業賺錢 ”
的目標達成得麻煩一點而已，這個店主應該比之前封禁的時期快樂很多，因為他的欲望被附加條件地滿足了。

仿佛市民就是這樣一個個簡單的欲望實體，隻要滿足了他們的單一欲望和一個個單一的目標，他們就會感恩戴德。但塗爾幹讓我們意識到，情況遠比這個複雜，人擁有欲望，但他們更生活於自己欲望滿足的人際關係與社會規範中。

過去的兩個月是這個欲望完全無法滿足的狀態，這當然令人沮喪。而 ” 全麵複工 ”
並不是欲望的滿足，而是欲望在全新的社會規範下運轉，這對他們非但不是 ” 欲望的部分達成
“，而是真正的失範。這帶來的衝擊，甚至會比之前靜止的狀態更令人困惑和痛苦。

對於一個咖啡廳店主來說，他之前所設想的一切內部陳設和點餐供應的流程，以及他能夠為顧客提供的附加價值，在這個新規範的強勢介入中被瓦解了。雖然咖啡依然是一杯咖啡，支付是一次掃碼，但其前提和外部的條件已經徹底被顛覆，服務流程和服務環境被外部規則重塑。

這時產生的，就是上海當下的集體情緒——拉拽感（Strain），過去那種平衡的狀態一去不複返，一種強烈的外力將個體從原來的生活位置上拉住，不斷增加力道，就像一根繩子下懸掛了極重的砝碼。

羅伯特 · 金 · 莫頓（Robert King
Merton）將這種狀態從塗爾幹處發展為拉拽理論，一種解釋社會失範與犯罪的理論，當然拉拽理論本身隻是一個闡釋性的框架而已，我們可以在今天的實際情況下理解這種
” 拉拽感 “。

防疫規則是一種非常特殊的規則，這種規則在高度控製的 ” 放開 ” 時，往往會比 ” 封禁 ”
時對生活的影響更大。因為它細節而持續，彌散在一個市民生活的方方麵麵，市民可以維持生活，可以走出小區，可以恢複乘坐交通工具，可以消費，但必須以新的防疫規範開展，並接受監督。

同時，它又將人們置於不可知，不可預料的，生活隨時因新的陽性病例暫停的風險中，暫停的成本和激烈程度同樣未知。這種暫停的不確定性甚至在拉拽理論涵蓋之外，可以說我們現在進行的是一種
” 拉拽 Plus” 版本。

人們的第一感覺即是 ” 無法應付 ” 和 ” 高壓 “，根據莫頓的理論，這會促使他們產生以下幾種反應：

強烈的反叛意願：從疫情中對核酸檢測的配合問題，到最近對聚集的格外渴望，就是這種 ” 無法應付 ” 產生的一些必然的 ” 越軌行為
“。但在我們這個社會能夠給予的壓力中，這種行為是較少的。

儀式性的應付：很多市民會對這種新的社會規範產生一種強烈的融入衝動（人總是有社會化的期望），因而會以完全形式主義的方式選擇最符合規範的方法。例如，很多人會以非常高的頻次進行核酸檢測，強迫症式地讓自己獲得核酸周期的安全。但這很難說是一種建設性的態度，這種儀式性應付會耗盡能量，替代原有的經濟和生活目的，成為他們的主軸。

從自己的欲望和目標中退縮：更多人會徹底失去和這種新規則融合的願望，進而徹底放棄自己原有的欲望和目標，變得邊緣化。

當然在原理論中，少數人可以用創造性的方式應付。

失範狀態在封城期間並不顯著，那畢竟是一個特殊狀態，卻會在有條件解封的情況下凸顯出來，這可以很好地解釋為何解封後矛盾和問題遠比封禁期間更為凸顯；甚至解釋了我們可能很難完成一種兩全的局麵，一個社會無法在兩種相互矛盾和拉扯的規則下運轉。

我們還沒問，曾經被確診陽性的人們呢？他們背負著這個陽性的記錄，背負著 ” 複陽 ”
對自己，以及連帶他人的持續風險，又會遭遇什麽樣的命運呢？已經有工地和勞動機構拒絕曾確診的人返回工作崗位的事情發生。

雖然官方已經一再科普，複陽人員達到解除隔離管理或者出院標準後，已不再具備傳染性，但在應激狀態下的社會，又何時能夠依據理智行動呢？

因而人們如同驚弓之鳥，徹底喪失對生活長期謀劃的欲求，困於不斷的應激反應中，個體生活在自以為麵麵俱到的社會規則和管控下瓦解。這讓我們對接下來一段時間的社會氛圍並不樂觀。

尾聲 .

其實解決之道也沒有那麽難，在專業方案下，製定最小化對社會進行介入和處理的防疫方式，也遏止住城市管理的應激反應。既然 ” 動態
“，則從長計議，把流行病學的問題交給流行病學專家處理，遏製擅自增加規則、增加手段的衝動和能力。

進入六月，就精簡過去兩個月殘留下的那套規則，非應激性地為規則打補丁。

重新圍繞社會既有的運轉規則製定真正在成本和時間上可執行的方案，擺脫過去兩個月的路徑依賴。因為那已經不是一條適合當下的路徑，那條路徑建立在不計代價的應激反應基礎之上，既不可持續，也無法與一座城市本身所需的生活節律相容。

城市的安全不僅僅指防疫意義上的安全，也不是最表層的 ” 是否複工 ”
這一單一行為呈現的安全，而是他們原本的工作與生活的恢複。

這一定包含了讓過去工作與生活能夠安全運轉的外部規範、環境和共識，維持著工作與生活的人際關係、交往方式、服務流程和工具。這應該是城市恢複的根本依據，和最低條件。

在神經病學領域，認知行為療法就是緩解應激障礙的有效方式，對上海而言，科學的認識與處理，長期的規劃，耐心從容的方案，就是現在最關鍵的認知。

這是城市真正恢複的生命線。無論如何，”Please be kind, especially when you don ’ t
know what ’ s going 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