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英國醫學雜誌《柳葉刀》的編輯因其提到“有陰道的身體”而不是女性而道歉。如今，“懷孕人士”和“分娩人士”已經把“孕婦”這個詞擠到了一邊。這反映出醫療專業人員希望找到一種語言，不排斥那些生來即為，或被認定為非二元性別以及跨性別者的人。https://t.co/3zf5YMf7pt
— 紐約時報中文網 (@nytchinese)
June 9, 2022
近期，半個多世紀以來一直在倡導生育權利的美國公民自由聯盟發表推文，對合法墮胎的危險狀態表示擔憂：
“墮胎禁令更多地傷害的是：黑人原住民和其他有色人種。LGBTQ社區。移民。年輕人。那些為了維持生計而工作的人。殘疾人。保護墮胎權是種族和經濟正義的當務之急。”
這條推文包含了如此多的群體，卻忽略了一個相關的人群：女性。
這不是疏忽，也不是出於公民自由聯盟的語言偏好。即便是在最高法院似乎準備推翻對墮胎權利的憲法保障，進步人士要承擔帶頭反對的任務時，語言也在一直快速發生變化，從“計劃生育協會”到“美國支持選擇權全國廢除墮胎法協會”（下文簡稱NARAL），到“美國醫學協會”，再到城市和州的衛生部門，乃至更年輕的活動人士，“女性”一詞幾年來很少出現在關於墮胎和懷孕的討論中。
在跨性別者的盟友和活動人士的推動下，醫療機構、政府和進步組織采用了性別中立語言，對女性和跨性別者以及那些完全拒絕這些身份的人幾乎不做區分。
這種變化的速度是顯而易見的：2020年，全國廢除墮胎法協會向墮胎活動人士發布了一份指南，強調他們應該談論“女性的選擇”。兩年後，該組織發布的同樣指南強調了“性別中立語言”的必要性。
去年，英國醫學雜誌《柳葉刀》的編輯還曾就其封麵中提到“有陰道的身體”而不是女性而道歉。
如今，“懷孕人士”和“分娩人士”已經把“孕婦”這個詞擠到了一邊。
美國疾病控製和預防中心的指南中有一個關於“乳房喂養者護理”的章節，紐約州州長針對在新冠期間陪伴“分娩人士”的伴侶發布了指導意見，紐約市和一些州的衛生部門為“懷孕人士”提供關於“乳房喂養”的建議。
著名的非營利醫院克利夫蘭診所在其網站上提出了一個問題：“什麽人有陰道？”答案是：“出生時被歸類為女性(AFAB)的人有陰道。”美國癌症協會網站建議對“有宮頸的人”進行癌症篩查。
這反映出醫療專業人員希望找到一種語言，不排斥那些作為非二元性別以及跨性別者進行分娩的人，並對這個群體給予安慰。似乎沒有任何機構收集關於跨性別和非二元性別懷孕的數據，但澳大利亞報告稱，約0.1%的分娩涉及跨性別男性。
蒂-格蕾絲·阿特金森在馬薩諸塞州劍橋的家中接受電話采訪時歎了口氣。今年83歲的她在人生大部分時間裏都認為自己是激進的女權主義者。1960年代，當全國女性組織拒絕積極推動墮胎權利時，她退出了該組織。
她對有關性別和語言的鬥爭感到厭倦。她說，跨性別活動人士和積極的進步人士推動這些鬥爭，而右翼政治人士也同樣強烈地反對這些鬥爭。這與占人口50.8%的女性的迫切需求相去甚遠。
“我希望看到實質性的變化，”她說。“剝奪我們的生育權將使這場鬥爭更加激烈。這關乎女性和我們的權利；這不是語言遊戲。”
去年，薩拉·達倫博士為一家英國醫學雜誌撰寫了一篇評論文章，她在文中指出，在性別問題同樣嚴重的英國，臨床醫生受到了壓力要去使用“人乳”等詞語而不是“母乳”。她告誡說，這樣的醫生有可能會失去更多受眾。
“如果我們的目標是最大限度地尊重每個人的自我意識，那麽就不能指望那些僅僅將自己理解為女性的患者‘默默地接受並不包括她們的語言’，”她引用性別中立語言倡導者的話說。
對於那些在生育政治的戰壕中戰鬥的人來說，轉向性別中立語言讓一部分人感到驚訝這一點是出乎意料的。公民自由聯盟的法律副主任路易斯·梅林指出，就在不久前，男性代詞和“人類”等術語還被認為足以涵蓋所有女性。她說，語言是一種強大的工具，有助於決定政治意識。
“語言在不斷演變，它可以排斥，也可以包容，”梅林在接受采訪時指出。“對我來說，為懷孕人士著想真的很重要。這是事實：不僅僅是女性會生育，也不僅僅是女性會尋求墮胎。”
去年，NARAL發推解釋為什麽使用“分娩人士”一詞時就強調了這一點：“我們在談論懷孕時用性別中立語言，因為並非隻有順性別女性可以懷孕和分娩。”
像阿特金森和作家J·K·羅琳這樣的女權主義者一直在大聲主張女性理應有自己的空間——更衣室、家庭暴力庇護所、監獄——與男性和跨性別女性分隔開來。
包括她們在內的許多尖銳的批評者令跨性別活動人士及其盟友憤怒不已，斥其為恐跨者。有些人還反對墮胎權利運動中的語言，比如“針對女性的戰爭”這樣的表述。“這很困難，”一位跨性別權利人士寫道，“要出現在一場如此充斥跨性別歧視的運動中。”
在紐約市，進步派組織工作家庭黨和美國民主社會主義者是兩個擁有政治影響力的組織。當Politico獲得的一份判決意見書草案顯示，最高法打算推翻為墮胎提供憲法保護的羅訴韋德案判決時，這兩個政黨發表了明確的譴責——並且精心使用了性別中立語言。
主流民主黨政界用更常見的用語來為這些立場發聲，其目標受眾是選民而非活動人士。
拜登政府去年的預算文件采用了進步派的性別話語，並使用了“分娩人士”。於是被保守派抓住大做文章。
但這個月，當最高法立場可能改變的消息傳出時，拜登總統的措辭是含混而老道的。“我相信選擇權是一個女性的根本權利，”他說。“出於起碼的公平和法律穩定性的考慮，不應該推翻它。”
一些有左派傾向的國會議員也采用了這場運動的語言。密蘇裏州眾議員科裏·布什去年曾就“分娩人士”事宜作證。不過更多的兩院議員——無論男女——還是會使用女性這個稱呼。“我們不能再回到以前的日子了，讓女性要冒著生命的危險去終止一次不想要的妊娠，”代表佛蒙特州的參議員、民主社會主義者伯尼·桑德斯說。
哈特威克學院的勞雷爾·埃爾德教授和北卡羅萊納州立大學的史蒂芬·格林教授從年齡和教育的角度研究了女權主義身份的發展。埃爾德注意到，許多年輕的活動人士完全否認男性和女性存在區別。“但是，”她說，“現實是主流社會還沒準備好接受。”
格林認為，活動人士堅持要讓一場基於大眾的運動摒棄其根基和核心性身份，這是有失明智的。為什麽不去強調女性和跨性別男性各自都在墮胎問題的戰場上奮戰呢？
“活動人士在引入的符號和語言不僅惹惱了右派，也惹惱了中間派甚至自由派，”他說道。
他認為，正因為如此，大多數民主黨政治人物都不願意呼應進步派組織的語言。“要是搞不清政治上什麽行得通，什麽行不通，你是不可能成為一名總統候選人或眾議院議長的，”他說。“民主黨不會害怕使用‘女性’這個詞。”